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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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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了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勃兴并日益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规定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支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这种作法实质上就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在国民党新右派已经下决心实行反共和分裂，而且军队和政权几乎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所能依靠的力量主要是工农群众。不把工农群众的力量有效地发动并组织起来，不仅无法有力地反对国民党新右派的叛变，连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也难以克服。中共中央这次特别会议并没有解决党在迫在眉捷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了对群众运动的错误方针，所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这次会议标志着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党内一部分同志反对这种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在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32天考察。3月间，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在《战士》周报发表。这个报告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报告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阐明了建立农村民主政权和农民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党在农村中应该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毛泽东的报告，有力地驳斥了一切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的攻击，批评了陈独秀等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从根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是我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经典文献。同时，瞿秋白等也对党内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阐述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但是，毛泽东等的正确意见遭到了陈独秀等的拒绝和压制，工农运动日益遭到打击和摧残，从而使蒋介石等能够乘机发动反革命政变。三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乘军舰从安徽赶到上海。为了采取更大的反共行动，一到上海，就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流氓头子等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取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江浙财商几百万元巨款的财政资助，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黄金荣等也保证用青红帮流氓充当他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打手。这时的蒋介石还继续大耍两面派手法，一方面调动由他支配的部队控制上海，进行叛变革命的组织准备；另一方面，又将他亲笔题写的“共同奋斗”锦旗，送给上海市总工会，以麻痹革命群众。
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反动面目越来越暴露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仍对蒋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赞同与蒋破裂。陈独秀不仅没有采取可能的应变措施，竟在3月下旬致信中共上海区委，提出“要缓和反蒋”，又在4月5日，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声称国民党“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希望国共两党的同志“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这个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了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使蒋介石反革命政变阴谋顺利得逞。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动手，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凌晨，早就作好准备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从租界冲出，向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立即奋起反击。这时，第26军开来，声称进行调解，将武装流氓的枪械先行收缴。工人纠察队轻信他们的欺骗，打开大门，结果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迫缴械，一部分纠察队员进行抵抗，但寡不敌众，遭到失败。13日上午，上海工人和市民召开十万人的群众大会，会后游行，当队伍行至宝山路时，第26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用枪向人群扫射，当场打死一百多人，伤者无数。此后，搜捕和屠杀继续进行。到4月15日，仅四天之内，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东南各省陷入白色恐怖之中。4月15日，广州发生了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厦门、福州等地也疯狂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时，北方军阀也与蒋介石遥相呼应，进行血腥屠杀。在大屠杀中，优秀的共产党员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牺牲。4月18日，在帝国主义、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在人民的血泊中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南京“国民政府”，中国革命遭受局部的失败，处在紧急关头。
蒋介石叛变后，武汉国民政府在革命势力控制的地区广泛掀起了讨蒋运动。人民群众纷纷集会示威，发表通电、宣言，愤怒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4月16日，周恩来等统观全局，提出了迅速东征讨蒋的正确建议。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林伯渠、吴玉章和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联合发表了讨蒋通电。在革命群众反蒋怒潮的推动下，17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要求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惩治。但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多数决策者拒绝党内正确意见，附合武汉国民党中央，主张继续北伐，希望同冯玉祥部会师，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然后再来对付蒋介石。4月下旬至5月下旬，武汉国民革命军主力北伐，同奉军主力激战于豫南，虽击败了奉军，但却使蒋介石立稳了脚跟，巩固了反革命政权。
为了挽救革命，确定对策，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五大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会议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大会却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的纠正右倾错误的办法。陈独秀在会上被迫作了一些检查，但仍然为自己的错误辩护。由于对陈独秀错误的性质和危害认识不足，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又继续推选陈独秀为总书记。所以，党的五大没有能够担负起在紧急关头挽救革命的重任。在帝国主义和各地军阀及蒋介石集团的四面包围、封锁和威胁下，武汉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商业停滞，工厂倒闭，物价飞涨。汪精卫集团日益走向反动。由于蒋介石集团的拉拢和汪精卫集团的怂恿支持，接连发生了反动军官叛乱事件。5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5月21日，驻长沙的反动军官许克祥叛变。两湖的土豪劣绅纷纷反攻倒算，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也下令镇压工农运动。6月初，北伐军在郑州与冯玉祥国民军会师后，在蒋、汪的影响下，冯玉祥也走向反动。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通过郑州会议、徐州会议达成了联合反共的协议，革命再一次处于危急关头。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对我党发来了紧急指示，要求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吸收工农领袖充实国民党的领导机关，立即动员工农群众组成自己的军队等。蔡和森、任弼时、毛泽东等也提出了挽救革命的建议。但是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拒绝正确意见，压制工农运动，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并于6月30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仍然承认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承认工农群众和工农武装均受国民党领导，并提出共产党人以“请假”的名义退出政府，向国民党全面投降，使汪精卫的反动气焰更为嚣张。
7月1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秘密召开“分共”会议，汪精卫等不顾宋庆龄等左派的坚决反对，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悍然作出了“分共”决定。15日，在汪精卫“宁肯错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这时，共产党员由近6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工会会员由300万人减少到3万人，农民协会会员1000多万人大都散落了。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工农群众运动遭到残酷镇压，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四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两方面。在客观上，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地主、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的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力量，他们联合起来，形成庞大的反革命联合阵线，共同对付中国革命。同时也由于当时的主要同盟者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在主观上，是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尚处在幼年时期，因而在大革命的后期（约半年时间），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当敌人向革命突然袭击时，无力组织有效的反击。
大革命的失败还与共产国际指导上的一些错误有关系。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这个时期从理论上和工作上给了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帮助，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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