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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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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发动后，为了纠正党在过去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斗争方针，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其他方面的代表共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等也参加了会议，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和《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等决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坚持革命斗争，举行秋收起义。会上，许多同志发言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瞿秋白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主要负责人。
八七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转折点。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和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这次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防止“左”的错误，反而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党内“左”倾情绪在这次会议上虽然只居于次要地位，但其发展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危害。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干部到各地传达会议决议，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在这以前，中共中央已在8月3日制定《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决定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这四个省举行秋收起义。八七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去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湖南省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集中力量，将原来计划的湖南全省暴动改变为先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7个县发动，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参加秋收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在这支军队里有不少共产党员；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农民武装、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共计约5000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这次起义于9月9日发动，最初仍以夺取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一度攻占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敌强我弱和缺乏经验，各路起义军先后遭受严重挫折，夺取长沙的目标无法实现。这时，毛泽东表现了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本领。在进攻长沙的计划无法实行时，便当机立断地改变原有部署。9月19日，前敌委员会在浏阳县文家市举行会议，经过激烈辩论，否定了一部分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进入江西省，沿罗霄山脉南移，在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人民革命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当这支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前委将已不足千人的队伍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官兵在政治上处于平等地位，实行民主管理。这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毛泽东还派人同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武装袁文才、王佐部取得联系。10月7日，他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北麓的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又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
这次起义，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参加起义的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广东赤卫队7个联队，还有市郊的部分农民武装。经过10多个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占领了广州市区的绝大部分，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即“广州公社”）。由于优势敌人的猖狂进攻和起义军没有及时转入农村，这次起义陷于失败。几天内被敌人残杀的共产党人和群众达5700多人，起义总指挥张太雷英勇牺牲。从广州撤出的部分武装和人员转移到海陆丰、广西左右江等农村坚持斗争。
广州起义，是党领导的工人、革命士兵和农民联合起来，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又一次积极的英勇反击，也是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人民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它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衔接，是我党创建工农红军的开端。它也再一次证明，在国民党新军阀拥有强大武力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除了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其他一些地区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比较重要的有：在广东，以海陆丰为中心的东江起义，琼崖起义；在江西，以吉安县东固为中心的赣西南起义，以弋阳、横峰为中心的赣东北起义和万安起义；在湖南南部，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由广东进入后，取得中共湘南特委和当地农军的配合，发动了占领宜章、郴县等地的湘南起义；在湖北的洪湖地区和湖南的桑植地区，有周逸群、贺龙领导的湘鄂西起义；在鄂豫边，有中共黄麻特委领导的黄安、麻城起义；在福建，有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的闽西起义；在河南，有马尚德（即杨靖宇）领导的确山起义；在陕西，有刘志丹等领导的渭南、华县起义。起义的烽火遍及全国，形成了群雄四起的壮烈局面。这些起义，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敌人，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虽然大部分起义都失败了，但是，凡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地方，武装斗争又逐步发展起来，成为后来各地红军的最初来源，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道路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大革命失败后，集中体现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毛泽东选择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因为：这个地区的群众基础比较好，大革命时期曾经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原在这里的袁文才、王佐率领的部队虽然大体还属于旧式农民武装的性质，但愿意同工农革命军联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便于解决部队给养；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较远，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便于形成割据局面。
当毛泽东率部到达这里时，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新的破裂，当地军阀部队纷纷北调，湘赣边界空虚。毛泽东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全力进行边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首先领导恢复、整顿和重建各县党的组织。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使边界党的组织逐步健全起来。对工农革命军，毛泽东要求改变过去军队只顾打仗的旧传统，担负起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发展成八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由于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工农革命军建立起同当地民众的密切关系，取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工农革命军还对袁文才、王佐等领导的农民武装进行改造，并积极帮助边界各县和乡建立赤卫队等地方武装。
工农革命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一次“进剿”，先后攻克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城，成立了县工农兵政府。这样，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后，带领部队向井冈山转移。1928年4月下旬，朱德和毛泽东两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名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会师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从原来的2000人增加到1万多人。
1928年4月至7月，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多次“进剿”。在朱德、毛泽东等指挥下，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地方武装的配合，屡次战胜敌军。到1928年7月，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县全境和吉安、安福、遂川、酃县各一部分，达到全盛时期。同年12月，彭德怀率领湖南平江起义后成立的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
中国革命的军事斗争同土地革命是不能分开的，井冈山所在地是交通阻绝的农业区域，绝大多数居民是农民。农民最关心的是关系到他们根本利益的土地问题。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初始阶段，主要是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分田的工作只在个别地区试行。随着根据地内部的逐步稳定，从1928年5月至7月，在边界各县掀起了全面分田的高潮。土地的分配，一般以乡为单位，只有在极少数山多田少的地方才以三四个乡作为一个单位。男女老幼一律按人口平分，以原耕地为基础，好坏搭配。1928年12月，在总结分田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几个县的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尝试，有着重大的意义。但这个初次规定的土地法还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二是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尽管如此，广大贫苦农民因为分得了土地，从事实中认识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就从各方面全力地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能够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为了长期进行斗争，必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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