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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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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明确地规定了党在各方面工作的具体政策。一是在土地改革方面,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纠正“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和“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错误口号。对中农必须坚决地团结,纠正错划成分、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对待地主和对待富农必须加以区别;对大、中、小地主,对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和非恶霸也应当严格区别,反对“多杀乱杀”的错误。二是在整党方面,对犯错误的党员必须进行批评教育,但要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除个别不可救药者外,对广大党员干部都应采取以教育为主的方针,反对“唯成分论”的观点。三是在城市工作方面,对民族工商业必须保护;对知识分子,除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外,都要采取团结、教育和任用的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要区别左、中、右,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对待右翼在政治上要批判和打击其反动主张,但在经济上仍须采取保护政策;对开明绅士,过去同我们合作过、现在仍赞成反对蒋介石和土地改革者,应采取团结的政策。
第三,完整地概括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泽东1948年4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他还深刻指出,党的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具体体现,是由总路线和总政策决定的,是服务于和服从于总路线和总政策的。因此,全党同志在执行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第四,适时地提出了加强组织纪律性的各项措施。一是建立请示报告制度。规定各级党委在执行有关重要的政策性问题时,遵守事先向上级请示,事后向中央报告的制度。二是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党委会讨论决定,然后分别执行,把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偏废。三是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以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
十二月会议以后,由于党中央加强了对贯彻各方面政策的领导,从组织纪律方面又采取了坚决、有力的措施,及时纠正了在政策策略方面的错误倾向,提高了全党的政策观念和政策水平,从而保证了我军战略进攻的胜利进行。
第三讲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国民党政权的全面危机
军事上惨遭失败。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由于正确地贯彻了党的路线和政策,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我军的战略进攻极为有利,敌我力量对比急剧变化,蒋介石集团的失败已成定局。到1948年秋,我军已增加到280万人,装备有了很大改善,特种部队增多,攻坚能力显著提高。部队经过新式整军运动,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大大提高。解放区经过土地改革和整党,使后方更加巩固。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已减少到365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兵力只有170万人。它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还处于暂时优势,但是,士气低落,军心动摇,战斗力下降。这时,国民党军队的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均已破产,被迫转入重点防御,分别龟缩在以沈阳、北平、汉口、徐州、西安为中心的五个战场上,妄图使人民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
政治上危机四伏。政治危机主要表现在国民党违背民意,一手包办“制宪国大”和“行宪国大”上。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集团立即撕毁政协决议,不顾我党和民主同盟的竭力反对与拒绝出席,依仗美国支持和暂时的军事“胜利”,在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其特点是以根本法的形式承认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国家制度,其实质是人民无权、政府有权,地方无权、中央有权,立法无权、总统有权。它遭到各党各派、各业各界的强烈反对。蒋介石集团随后改组国民政府,适应独裁统治;卖身投靠美国,签定多种屈辱条约;提出“党团组织合并”与“戡乱总动员”;撤销政治协商会议及各项协议;下令通辑毛泽东,取消共产党的国大代表资格,开除共产党的国民参政员;大肆逮捕“共党嫌疑”和反战分子,实行白色恐怖。从而激起全国各地的反美抗暴斗争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浪中,国民党于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召开了“行宪”国民大会,为出席大会的代表和选举正、副总统展开了空前绝后的权力斗争,出现了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遭到了全国人民公开唾骂。它在政治上的严重危机,使其举步维艰,走上了无法回生的绝路。经济上频临崩溃。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费开支剧增,美国又野蛮掠夺,致使蒋管区百业凋零,哀鸿遍地。特别是国家的财政金融破产,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速增长,税收层层加码,工商业纷纷倒闭,农业生产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极端困苦。蒋介石集团又通过几次名目繁多的货币兑换,把人民手中仅存的钱财折腾得精光,造成工人失业,农民破产,饥民揭竿而起,抢劫遍地横生,贪污腐败无空不入,社会丑恶现象犹如群魔乱舞。各级官吏沉醉在灯红酒绿之中,劳动人民挣扎在无法挣脱的死亡线上。暴风骤雨式的群众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国民党政府崩溃倒台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伟大的战略决战
国民党统治区全面危机的出现表明,我党举行大规模的战略决战,一举歼灭国民党军队,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时机已经成熟。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当机立断,于1948年9月16日至24日,指挥我华东野战军攻克敌之战略要地济南,全歼守敌11万人(内含一个军起义),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随后,果断组织指挥了规模宏大的辽沈、淮海、平津战役。
(一)辽沈战役
1949年9月12日至11月2日,我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罗荣桓领导下发起规模巨大的辽沈战役。中央军委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是因为东北是当时我军在数量上超过敌人的唯一战场。当时,我东北野战军连同地方部队共有100余万人,而国民党正规军、非正规军仅有55万人,并分别困守在长春、沈阳、锦州几个孤立的据点上,是撤是守,举棋不定。首先在东北进行决战,不仅有胜利的把握,而且可以打破蒋介石实行战略收缩的企图,并有利于我东北野战军实施战略机动,支援关内作战。根据东北的敌我态势和我军的战略企图,中央军委确定了首先攻克锦州,关闭东北大门,将敌在东北就地歼灭的作战方针。9月12日,我军一部兵力继续围攻长春,主力分路奔袭北宁路,10月1日包围锦州。敌东线和西线兵团,被我分别阻击在塔山、虹螺岘和黑山、大虎山两线。10月14日,我军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激战,攻克锦州,全歼守敌10万余人,俘敌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在我强大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长春守敌军长曾泽生于10月17日率26万人起义。19日,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被迫率部投诚,长春遂告解放,歼敌95万余人。接着,我军主力部队立即从南北两翼合围廖耀湘兵团。10月28日于大虎山地区全歼廖兵团10万余人,生俘兵团司令廖耀湘。我军在歼廖兵团以后,立即向沈阳、营口进军。11月2日,解放了沈阳、营口,除万余敌军从海上逃跑外,歼敌149万余人,至此,东北全境解放。
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共歼敌47万余人。此次战役的胜利,使我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过了敌军。敌军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我军总兵力增至300余万人。这是中国军事形势一个新的转折点,它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二)淮海战役
1948年11月6日到次年1月10日,我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领导下,协同进行了淮海战役。当时,华东战场的敌人刘峙集团,集中在以徐州为中心,西起商丘,东至海州,北迄薛城,南至蚌埠一带,采取所谓“一点两线,重点密集”的部署,企图阻止我军南下,屏障南京。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指出首战应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并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敌人的援兵。11月6日,战斗打响后,华东野战军三路南下,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所属23万余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我军乘机实施中间突破,在徐州以东新安镇、碾庄地区,围歼了黄伯韬兵团,击毙了兵团司令黄伯韬,歼敌174万多人。此时,蒋介石从华中调黄维兵团增援淮海之敌,被我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采取“围三缺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打法,将敌包围于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12月6日至15日,我军集中火力,全歼黄维兵团12万余人,兵团司令黄维被俘。蒋介石见徐州大势已去,急令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兵团西逃,被我华东野战军合围于永城之陈官庄地区。为配合平津战役,对包围之敌两周内未作最后歼灭,直到完成了平津合围后,我两个野战军才于1月6日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敌25万余人全部被歼,生俘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
淮海战役历时65天,共歼敌55万余人。此次战役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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