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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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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重要性，并且规定了若干有利于团结两个95％的具体政策界限。《后十条》还强调运动和生产必须密切结合。这些规定和要求都是正确的。但《后十条》同《前十条》一样在指导思想上是“左”的，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都作了夸大的估计，规定运动要抓的要点中，“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要“以阶级斗争为纲”。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双十条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进行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使全国家喻户晓”。各地经过试点，从1963年冬天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便在各省的部分县、社铺开。
在运动中，一些试点单位总结出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或干部“和平演变”的典型材料。1964年5、6月间，毛泽东、刘少奇进一步作出这样的估计：全国有1/3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根据这些精神，在刘少奇主持下，9月，中共中央修改和发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整个运动都要由工作队领导；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必须认真地进行补课等。同时采取了“大兵团作战”的办法，全国有百万以上的干部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工作方法上，强调以秘密的方法进行扎根串连。在这种“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运动中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农村基层干部，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
为了总结两年多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教训，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次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这次会议讨论的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二十三条》对干部政策等问题作出了一些正确的规定。但是，《二十三条》和双十条一样，仍然把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并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所谓“走资派”的提法为后来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核心提供了依据。《二十三条》进一步发展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解决城乡一些单位的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它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主导方面是“左”的错误。由于运动只在局部地区和单位进行，全国主要工作是继续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进行运动的地方对生产尚未造成大的影响，因此，运动中“左”的错误还是局部性的问题。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党中央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形势也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从此，开始在报刊上对文学艺术界的代表人物进行过火的批判。1964年6月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整风报告作了批示，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在这种“左”倾思想指导下，把学术问题扩大成为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随着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的发展，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一些工作部门以及对党内国内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他指责统战部是“向资产阶级投降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部”、“外国死人部”等。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向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提出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同年11月，毛泽东批准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样，就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四、调整国民经济任务的完成，十年建设的成就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虽然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再度发展，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还没有成为支配全局的错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196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1963年9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从本年起，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调整的重点由“大下”转入“提高”上，主要是工业的各个部门，要认真做好填平补齐、努力配套，并要搞好设备更新和专业化协作。会议对三年之后的任务，提出了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以调整为中心的经济工作进一步展开而获得成效。
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调整工作进展顺利，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1963年工农业生产开始回升，1964年全面好转。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报告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口号，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党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努力，于1965年胜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国民经济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工农业生产超过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农、轻、重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平衡发展；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人民生活有所提高；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还清了外债，对外贸易有所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
实践证明，党的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是正确的。这个方针从客观上纠正了经济建设上的“左”倾错误，是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这个方针符合经济规律，在贯彻执行中使党加深了对经济规律的认识，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1956年9月到1966年4月的十年中，党领导的全面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遭到过严重的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主要表现在：
第一，十年中，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1966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327亿元，比1956年增长809％。全国工业固定资产达15497亿元，比1956年增长三倍。国家财政收入5416亿元，收支相抵，节余171亿元。国民收入达到1586亿元，比1956年增长708％。1966年钢产量1532万吨，比1956年增长24倍；成品钢材1035万吨，增长23倍；原煤252亿吨，增长13倍；发电量825亿度，增长39倍。汽车、拖拉机、化肥、塑料、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等都有很大增长。1966年粮食产量达到2140亿公斤，比1956年增长11％；棉花231亿公斤，增长617％。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一定提高。1966年底，全国拥有大中型拖拉机72599台，比1956年增长54倍。农业机电排灌事业也有很大发展，1966年同1956年相比，排灌动力机械增长了20多倍，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从1965年起我国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起来，填补了我国电子、化工工业的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广大内地和边疆的各省、自治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内地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有了明显的提高。铁路通车里程增加了近万公里。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
第二，十年中，培养了大批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人才。高等学校毕业生139万，为前7年的49倍。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211万，为前7年的23倍。1957年到1966年，科学技术工作人员由130多万人增加到240多万人。在这十年中，科学技术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在资源勘探，矿山开采，工农业生产，医疗技术以及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都有很大的提高。如大庆油田的开发，牛胰岛素的首次人工合成，原子弹爆炸成功等，都证明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第三，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在1957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毛泽东在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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