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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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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他们的“反党集团”问题。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在外地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罗列了《二月提纲》的所谓10条罪状，逐条进行批判，断言二月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这个通知从形式上看，是针对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进行的全面批判，而实际上系统地表达了1957年以来逐步形成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确定了“左”的方针政策；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也是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通知》对党内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量，抹煞了建国17年来各条战线上的重大成就，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对国内和党内政治形势的错误估量，制定的“左”的方针政策，对日后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严重恶劣的影响。
党的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标志着“左”倾方针开始在党中央占据支配地位。
根据《五？一六通知》要求，撤销了原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8月2日，党中央通知：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8月30日，党中央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或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任重、刘志坚、陶铸、谢镗忠、尹达、穆欣不久受到迫害和打击，中央文革小组完全为江青所控制。中央文革小组掌握了中央很大一部分权力，它逐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为了把“文化大革命”之火，在全国普遍而猛烈地燃烧起来，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采取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的措施。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贴出了一张诬陷、攻击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
康生背着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将这份大字报的印件送给了当时还在南方的毛泽东。经毛泽东批准，5月3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接管了人民日报社，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宣传。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授意、修改和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求“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号召彻底破除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6月1日晚，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在刊载这篇大字报的同时，发表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指责北大的党委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鼓动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任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市委第二书记。改组北京市委的非常措施，迅速在全国范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接着，毛泽东批准派工作组到北大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一切立即引起了全党、全国上下的极大震动。一些不明真象的青年学生，首先起来“造反”。对“文化大革命”产生巨大影响的“红卫兵运动”从此出现。这样，以“乱”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开来。
运动之初，毛泽东不在北京。面对当时的混乱局面，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依照我们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传统作法和毛泽东批准向人民日报社、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的先例，决定向北京市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协助领导运动，并拟定了保持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是根本错误的，工作组与造反群众组织之间发生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加上江青、康生一伙的挑拨，轰赶工作组的事件日益增多。结果，工作组不仅未能扭转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局面，反而将自己置于矛盾焦点的困难地位。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在听取了有关工作组的片面汇报后，严厉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刘少奇、邓小平等对此承担了责任，作了检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7月28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此后，许多院校形成了“踢开党委闹革命”、“踢开工作组闹革命”、“停课闹革命”的局面。
毛泽东认为，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刚刚兴起的“大革命”被压下去了，为了排除“阻力”，必须再作一次全面发动。
2八届十一中全会
这次全会是毛泽东在回京前临时决定召开的。在经过短暂的仓促准备之后，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八届十一中全会于北京召开。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41人（有26名中委和候补中委被“决定”不参加会议），列席会议的有47人。会期原定为5天，有四项议程：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通过会议公报；补行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
8月1日，刘少奇报告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措施，并对工作组问题承担了主要责任。毛泽东插话，再次指出工作组90％犯了方向性的错误。8月4日，是全会的大转折。原定这天开大会，5日结束全会。但在这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镇压学生运动”的“路线错误”。毛泽东决定，当天不再开大会，各组传达常委扩大会的内容。这突出地表明，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已经完全不能平等地讨论问题了。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虽未点名，但明显是指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一些领导人。这张大字报标志着毛泽东对党中央状况的错误估计、阶级斗争“左”倾理论、个人专断作风的急剧发展。7日，这张大字报作为全会文件印发到与会人员。这张大字报的发表，改变了全会的议程和方向，此后，全会便转为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
8月8日，会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又一纲领性文件。十六条对运动的任务、对象、动力、方法和领导等一系列根本问题都作出了错误的规定。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所谓“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认定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还规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方法。”要充分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这些规定是五一六通知的进一步具体化。这就决定了这场运动是不要各级党组织领导的自下而上的“大民主”运动，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一场内乱。
8月12日，全会根据毛泽东突然提出的意见和候选人名单，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增加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刘少奇的名次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名列第二位，实际上处在了毛泽东的接班人的位置。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主席和副主席，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原来的副主席职务，从此以后即不再提及。会后不久，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这些组织人事的变动，正如毛泽东在闭幕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其目的是为了“保证中央这个决议及公报的实行”。这次中央全会在党内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法定程序。全会调整的党中央领导机构并没有正常运转，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的很大部分权力逐渐实际上被中央文革小组所掌握。
这次全会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又一重要标志。
3红卫兵运动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之火的一个重大措施，就是支持青年学生，让他们成为到全国各地去“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的急先锋。
早在6月初，北京的一些中学就出现了红卫兵组织。为了取得党的领袖的支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并送上他们写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两张大字报。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热烈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兴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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