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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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会议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对于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是非常必要的。
（五）强调健全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原则和党规党法，加强党的领导机构
全会根据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强调健全民主集中制，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要少宣传个人。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各级领导直到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坚决纠正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全会决定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为了维护党规党纪，搞好党风，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为了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顺利贯彻，全会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等9位同志为中央委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定，标志着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在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结束了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使社会主义事业走上中兴之道。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三、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方针的指引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这是当时我国政治生活的主流。但与此同时，也发生了若干值得引起注意和警觉的现象。一方面，一些同志由于仍然受“左”倾思想的束缚，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党的错误加以极端的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煽动一部分人去游行示威，冲击党政机关；甚至成立非法组织、出版地下刊物，在全国各地串联，还同台湾及国外的敌对政治势力相勾结。在我们党内，极少数人在党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时，思想发生动摇。他们不但不承认这股思潮的危险性，甚至直接间接地给予某种程度的支持。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必将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针对上述情况，邓小平受党中央委托，于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每个共产党员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任何离开四项基本原则的倾向，都必须加以纠正。他还再次阐明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便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这个讲话表明，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进一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有必要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从1979年11月起，在邓小平主持下，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草稿于1980年10月交党内4000人讨论，以后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进行多次修改，进一步完善了决议稿的内容。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任务是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
　　《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还对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
　　《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贯串于以上各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决议》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的论断，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决议》的通过，充分表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上的高度成熟，它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胜利完成。
　　在讨论《决议》稿的过程中，许多同志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并要求调整他担任的职务。十一届六中全会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平反“文化大革命”时期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有步骤地处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措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先后平反了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并为一大批党、国家领导人和各族各界的领袖人物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决议，肯定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久经考验的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几十年来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的冤假错案，也得到了平反。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有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党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落实了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和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成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开来，为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原地主、富农分子改订了成分。
　　为了从制度上和具体措施上保障人民群众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在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以后，全国普遍实行县级和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的制度；省、县两级人代会增设常设机构；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和逐步扩大地方和基层组织的权力。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工作逐步活跃。在法制建设方面，恢复、制定和施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令和条例，包括建国以来一直没有制定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根据实践经验和广大人民的要求，取消了宪法中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规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着手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加强司法、检察和公安机关的建设和工作，打击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和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依法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的审判，表达了人民的意志，伸张了正义，是我国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为了具体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党规党法的决定，1979年1月，中纪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研究制定加强党的纪律教育和作风建设的具体措施，着手解决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些突出的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会后，逐步建立起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并对一批党员违纪案件进行了认真的查处。11月13日，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重申“文化大革命”以前一些行之有效的章程。在这之前，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报告。他强调《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一经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