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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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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未曾预料到的一个大收获，是乡镇企业异军崛起，这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农业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农村中解放出一大批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形势的推动下，农村中集体的、个体的及私营的企业迅速发展起来。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乡镇企业的兴办，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为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十二大以后，城市改革也取得了新的成效。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它指出，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决定》强调，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同时还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决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又一个范例。它深刻地总结了30多年来特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正确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在《决定》精神的指引下，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形成高潮。在前段改革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了我国过去形成的中央高度集权的、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产品经济体制，使整个城市经济活跃起来。到1987年，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使之进一步壮大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得到发展，原来那种与现实生产力水平不完全适应的单一公有制结构有很大改变。1987年同改革前的1978年相比，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值有相当的增长，而它所占的比重由776％下降到597％，仍占绝对优势；集体经济由224％上升到346％；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则由几乎为零上升到56％。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由546％下降到387％，集体商业由433％下降为357％，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由21％上升到256％。全国城镇个体工商等各行业从业人员由15万人增加到569万人。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化，对发展经济、方便生活和安置就业起了积极作用。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改变了统收统支的国营企业经营方式，扩大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1987年同1978年相比，国营企业留利占利润总额的比重由37％上升到40％以上（扣除各种税费，实际留利约占20％），使企业增强了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到1987年，全国已有80％的国营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企业内部，也进行了以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与改进。1987年与改革前相比，国家计委管理的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120种减少到60种，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40％下降到17％，国家统配物资由259种减少到26种，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由188种减少到23种；全国用于生产和建设的资金，由财政筹集的从766％下降到312％，由银行筹集的从234％上升到688％。经济杠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明显增强。此外，在财政、税收、价格、金融、商业、劳动工资等方面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随着城乡经济体制的逐步展开，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中央1985年3月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其基本精神是促进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加快技术成果向生产能力的转化，以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决定》的贯彻，使教育事业得到加强。在军队建设上，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央军委于1982年9月15日下达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决定将军委炮兵、装甲、工程兵机关，分别改为总参谋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铁道兵与铁道部合并，基本建设工程兵撤销。1985年，中央军委根据对国际战略格局的科学分析和对战争和平问题的正确估计，决定把国防建设和军队工作从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充分利用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增强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根据这一指导思想的战略转变，198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裁减军队100万，到1987年，这一任务胜利完成。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主要是：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1988年9月，十三届三中全会鉴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并决定把1989、1990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全会指出，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经过一年的努力，治理整顿初步见效。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又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并决定从1989年算起，用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的任务。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到1991年9月，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表现在：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经济秩序好转；经济持续增长，农业连年丰收；市场商品丰富，人民安居乐业。这些成绩是在打破一些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的情况下取得的，是来之不易的。这三年治理整顿之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是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增强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保证了治理整顿任务的顺利完成，治理整顿又为改革开放迈出更大步伐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推动下，到1990年底，“七五”计划（1986—1990年）胜利实现，计划所规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指示，绝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七五”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8％，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75％，均超过“七五”计划的要求。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7％，超过4％的计划指标，农、林、牧、副、渔全面增长。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31％，超过75％的计划指标，是继“一五”和“六五”之后的第三个高速增长时期。
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五年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实际增长41％，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24％。即使在后两年治理整顿期间，也保证了全国城乡绝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不降低，甚至继续有所提高。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1982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了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国家设立中央军委；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权；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等规定。
总的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比较起来，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有关领导汇报经济情况时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把权力下放，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还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提到日程上来。9月13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比较具体地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和内容。他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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