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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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周恩来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和《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做武装工作的重要性。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不仅强调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而且指出了解决广大贫苦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刘少奇在《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一文中，着重指出：“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首次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以及这一时期发表的其他文章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集中了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提出了党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首先论证了分清敌友的重要性。他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过去一切革命收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只有认清敌友，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真正的敌人。
　　进而他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他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敌人。他们“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地主阶级霸占大量土地，利用地租残酷剥削农民，造成了农民的贫困破产，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在帝国主义入侵后，又互相勾结，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买办阶级是帝国主义培植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奴才和走狗。他们都是革命的敌人。
　　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他们代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当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只能作为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力量，而不能成为革命的决定力量，更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村中的自耕农（中农）、手工业主和小知识阶层。“这一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半无产阶级包括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半自耕半租佃的贫苦农民）、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毛泽东强调指出：“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生活困苦，特别是贫农，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迫切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所以中国广大的农民，特别是贫农，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
　　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毛泽东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中国无产阶级本身的阶级特性决定了它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是建立资产阶级的专政。毛泽东指出：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毛泽东1926年1月发表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还指出：由于中国“已经有了共产党”，“工农阶级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势力”，由于国际上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和一个被压迫阶级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所以要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的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中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
综上所述，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是，无产阶级团结占全国人口多数的一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农）、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初表现，奠定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理论基础，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它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指明了正确的斗争方向，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第二讲　大革命由胜利逐步转向失败
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进行北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争取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最主要的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纲领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会议还提出要在北伐所要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加紧群众工作，特别注意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支援国民军抗击直奉联军的进攻。
　　北伐战争的直接目标是消灭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在当时主要有三支：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着湖南、湖北、河南及河北的保定一带，大约有20万兵力，其主力尚在北方的南口一带进攻已退守西北的国民军冯玉祥部；原属直系、当时已独成一派的孙传芳，盘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号称“五省联帅”，有兵力20万人，战斗力比吴佩孚部强；实力最雄厚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兵力有30多万人。这三大军阀共有兵力70多万人，而国民革命军当时只有8个军，包括广东的6个军、广西的第七军和湖南唐生智部改编的第八军，仅有兵力10万左右。从双方总兵力的数量看，北洋军阀占着很大的优势。但是，北洋军阀的统治已丧尽民心，内部又存在深刻的矛盾，难以一致行动，便于北伐军对它们各个击破。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先向湖南、湖北进军，长驱直进，迅速消灭北洋军阀最薄弱的一环——吴佩孚的主力，争取孙传芳、张作霖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挥师东进，消灭孙传芳部；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强的张作霖部，统一全中国。根据这个战略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由共产党员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北伐的先头部队，首先挺进湖南，占领攸县，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北伐军初战告捷，打开了北进的通道。7月1日，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分东、中、西三路，正式出师北伐。西路的两湖战场是主攻方向，以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加上第八军共约5万人，攻击吴佩孚部。战争进程比较顺利。7月11日，胜利进入长沙；8月22日，占领岳阳，随即进入湖北境内。吴佩孚看到北伐军已直逼武汉，才匆忙将他的主力部队从北方调回，在武汉外围沿铁路线的汀泗桥、贺胜桥凭险设防。吴亲率卫队，并组织执法队，到前线督战。这里的战斗异常激烈，经过苦战，士气旺盛的北伐军终于在8月下旬连克汀泗桥和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锋芒直逼武汉。9月和10月，先后攻占了汉阳、汉口和武昌，全歼了吴佩孚主力，取得两湖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叶挺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在各次决定性战斗中屡建功勋，被誉为“铁军”。
　　当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重大胜利后，原来持中立态度的孙传芳扯下了“保境安民”的旗号，在8月底调集重兵进入江西，从侧翼威胁两湖，企图切断北伐军后路。江西战场的局势陡然紧张。9月间，原来担负监视孙部任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进入江西作战，一度占领南昌。孙传芳调集主力猛烈反扑，重新夺回南昌，并重创蒋介石指挥的第一军第一师。于是，第七军、第四军先后转入江西，汇合其他各军，于11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攻击，消灭了孙传芳部主力，相继占领九江、南昌。江西战局根本改观。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由于北伐军胜利的影响，孙传芳在福建的部队纷纷倒戈，北伐军的攻击进展顺利，于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州。至此，孙传芳的势力也遭到严重打击。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中，原来从南口退守绥远一带的国民军冯玉祥部，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刚从苏联回国并加入国民党的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刘伯坚、邓小平等共产党人接受邀请到国民军中担任政治工作，协助训练干部，整顿队伍。五原誓师后，国民联军旋即挥师南下，向陕西进军，到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1927年初，北伐军继续分三路进军。东路以何应钦为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由赣东及闽北入浙，直逼杭州、上海。中路军由蒋介石自兼总司令，由长江两岸向苏皖推进，与东路军会攻南京，并进入皖北阻止直鲁军南下。西路军则以唐生智为总指挥，除留一部巩固武汉外，主力进入豫南，同中路军和在陕西的国民军联军遥相呼应。此次计划的中心是夺取南京、上海，占领孙传芳在长江下游的统治地区。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