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历史-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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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衡山郡地区。封楚国将领共敖为临江王，以江陵（今湖北荆州）为首都，大致统治楚国南部的南郡等地。　
　　　　分割秦国为雍、塞、翟、汉四国。封章邯为雍王，以废丘（今陕西兴平东南）为首都，统治咸阳以西的地区，大致包括秦的内史西部、陇西郡和北地郡。封司马欣为塞王，以栎阳为首都，统治咸阳以东的地区，大致拥有秦的内史东部。封董翳为翟王，以高奴（今陕西延安北）为首都，领有秦的上郡。封刘邦为汉王，以南郑（今陕西汉中）为首都，统治汉中地区和四川盆地，领有秦的汉中、巴和蜀三郡。　
　　　　分割魏国为西魏和殷两国。魏王魏豹本来领有秦的东郡，由于东郡归了西楚，作为补偿，项羽将秦的河东郡、太原郡和上党郡封与魏豹，将魏国迁徙到河东一带，以平阳（今山西临汾）为首都，王号国号不变。封赵国将领司马卬为殷王，以朝歌（今河南淇县）为首都，领有黄河北部的河内郡。　
　　　　分割韩国为韩和河南两国。韩王成的领土和王号不变，仍旧以阳翟（今河南禹县）为首都，领有颍川郡。封赵国将领申阳为河南王，以洛阳为首都，领有三川郡。　
　　　　分割赵国为代和常山两国。将赵王赵歇徙封为代王，以代县（今河北蔚县北）为首都，统治赵国的北部地区（代郡、雁门郡、云中郡）。封赵国丞相张耳为常山王，将赵国旧都信都改名为襄国（今河北邢台），作为常山国的首都，统治赵国的东部地区（邯郸郡、巨鹿郡、恒山郡）。　
　　　　分割燕国为燕和辽东两国。徙封原燕王韩广为辽东王，以无终（今天津蓟县）为首都，统治原燕国的东部地区（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封燕国将军臧荼为燕王，以蓟县（今北京）为首都，统治原燕国的西部地区（渔阳郡、上谷郡、广阳郡）。　
　　　　分割齐国为胶东、齐、济北三国。徙封原齐王田巿为胶东王，以即墨（今山东平度东）为首都，统治齐国的东部地区（胶东郡）。封齐国将领田都为齐王，以临淄为首都，统治齐国的中部地区（临淄郡和琅玡郡）。封另一名齐国将军田安为济北王，以博阳（今山东泰安东南）为首都，统治原齐国的北部地区（济北郡）。　
　　　　在以上王国分封之外，对于各级有功将领，也分别做了不同的赏赐，故赵国大将陈馀，封赏南皮三县（今河北南皮一带），吴芮的部下梅涓，封赏十万户等等不一。　
　　　　项羽分封诸王建立列国，首先是对秦始皇暴力消灭六国、建立统一的秦帝国之否认。在当时，这是历史的趋势，是反秦起义的目标，是军心民心的所向，没有人能够拂逆。项羽分封诸王建立列国，也是对怀王被拥立以来，六国复活、王政复兴的政治秩序的修正。项羽杀秦王嬴婴，对其他的六国旧王，皆做了不同程度的迁徙贬抑。他将怀王迁徙到南楚郴县，使他空有义帝之号而远离政治。他将赵王赵歇迁徙到赵国北部，贬抑为代王；将齐王田巿迁徙到齐国南部，贬抑为胶东王；将燕王韩广迁徙到辽东，贬抑为辽东王；魏王魏豹保留了魏王之号，却被迁徙到河东一带；韩王韩成也保留了韩王之号，却不让他回国，被强行带到彭城，后来加以杀害。　
　　　　项羽分封诸王建立列国，其基本原则是论军功行赏，自己军功最高，分得天下的最大部分，其余分得好土好地的新封诸王，都是跟随项羽在反秦战争中立有突出军功的将领们。项羽分封诸王建立列国的理念，和周初的大分封仿佛有相通之处。他所追求的以霸主名义号令天下的政治秩序，似乎又接近于春秋五霸的霸业政治。不过，仔细考察项羽分封诸王建立列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未曾有过的新制度和新秩序。受封的诸国，其国内行政，皆是郡县制，领土大体为一郡或者数郡。各国自己制定历法制度，任命官员，拥有军队，治土治民，是完全独立的王国。各王由西楚霸王封授，对西楚有朝觐听命、领军随同出征作战等义务。项羽所开创的这种封王建国制度，在多国共主的天下形式上是承继了西周春秋战国，在郡县乡里的基层社会组织上已经脱不开秦制。这种融汇古今、对应现状的结果，成为秦王朝走向汉王朝、郡县制走向郡国制、中央极权走向地方分权、绝对皇权走向相对皇权之间的过渡。历史行进到这里，启动了某种先行实验，在不稳定的状态中，展现出由统一帝国到联合帝国的嬗变趋势。　
　　　　公元前206年的中国大地，依然是风云不定的变局。　
　　　　　　　　　　　　　　　　　　
行走在历史当中（代结语）
　　　　人生如行旅。行旅的人生，进出于历史当中。　
　　　　我是爱旅游的人，手持地图，背负行囊，行走在大漠荒野中寻找故迹遗踪，是我少年时代以来的梦想。入史学之门以来，国内走得多了，东渡以后，国外也多走了。　
　　　　也不知从何时起，我被视为华侨了。这种侨居外国的中国公民的法律定义，这种带有飘泊意味的世界公民的文化含义，似乎给我带来了一种游魂的宿命。我始终在永无止息地游走。　
　　　　我去东南亚，追寻过华侨南下的路，捕捉到多种文化混成的异国情调。马来半岛南端的华人之国新加坡，井井有条宛若跨国公司，却让我感到文化的飘摇。我横贯北美大陆，从温哥华岛一直到圣劳伦斯河畔，自然的辽阔和历史的短浅，让我有人迹冷清之感。我到希腊，追踪欧洲文明的源头；我到罗马，景仰世界帝国的壮丽。瑞士独特幽静，我去伯尔尼访问爱因斯坦的旧居；德国整洁美丽，我到海德堡寻觅歌德的行迹。欧罗巴久远的历史，深厚的文化，让我感到人类文明的亲近。　
　　　　我到南半球，在布利斯班从容漫游，到悉尼访亲问友。当我在黄金海岸仰望蓝天，当我骑马穿行东澳的草原森林时，我有飘然若仙之感，这里是天涯海角，抑或是人间乐园？当我透过饭店的玻璃窗凝望雨中的街景时，我想起毛姆笔下的异国风情，眼前浮现出高更隐逸后的奇异色彩。那时候，点点滴滴美丽的偶遇遐想，最是哀婉甜酸；丝丝缕缕爬上心田的情绪，竟然是我那遥远的故乡，日渐远去的童年回忆，青春岁月，连带着故国山河的旧创和顽强的生命。人生若旅，我仿佛行走到半生的尽头？　
　　　　澳洲归来后，家父敦促我去巴黎伦敦，说那才是近现代欧洲文明的中心；友人劝诱我去纽约芝加哥，说那才是当今文明的尖顶。然而，此时此地的我，心已另有所系。多年来的东西南北，岁月长久的飘来游去，我心中总是无根，我感到失去自我的仿徨。当种种新奇浮华消退以后，一种质朴的返祖归根的情绪由我心底浸润开来。“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行役，奚惆怅而独悲。”幼小熟读成诵的“归去来辞”响起，陶公高远明澈，冥冥中引领我脱出迷津。　
　　　　“悟以往之不可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于是我有所领悟。我欲回归中土，我欲呼唤祖灵，我欲沟通古今，我要以有限的生命，作文化和人生的归结。情思涌动之下，我萌发一种终生之志：将已经活在我心中的一段历史，即秦汉帝国的历史，作复活型的叙述。　
　　　　我研治秦汉史将近三十年。三十年的生命投入，已经使我与秦汉先民心心相系，方方面面，最为周详熟悉。我与秦汉先民对话多年，秦汉的历史早已经活在我的心中。二千年前的往事情景，宛若就在我的眼前；万万千千的生命，正在开创着千变万化的经历，如同我所生活着的今天。那是一个活的人间世界，不管是儿女情长还是铁马金戈，皆是声音可闻，容貌可见，人情相通。那是一个通的人文世界，情感理性，思想行动，衣食住行，一切浑然一体，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域划分，也没有诸如文史哲类的门户区别。　
　　　　然而，当我试图将构想形诸于笔端时，却屡屡碰壁。我所熟悉、我能够运用的历史学的诸种文体形式，无法表达复活于我心中的历史。复活的历史，那种生动鲜活的境界，丰富多彩的变迁，那种古今交汇的融和，逆转时空的超越，无法用学院式的坚实学问来囊括，无法用科学的理性分析来包含，与此相应，也无法用考证、论文、论著以至于笔记和通史的体裁来表现。长久苦痛之余，我不得不作新形式的寻求。　
　　　　历史学的本源是历史叙事。历史叙事，是基于史实的叙事。司马迁一部《史记》，堪称中国历史叙事的顶峰。《史记》是伴随我一生的读物。我重读《史记》，在确认史实可靠之余，再次感叹太史公叙事之良美，思虑之周详。精彩动人的叙事，有根有据的史实，深藏微露的思想，正是《史记》魅力无穷的所在。我获得又一种感悟：打通文史哲，回到司马迁。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是当代史学中一朵光彩异放的奇葩。黄先生用一种崭新的文体，融通史学、文学和思想，开启了一代新风。八十年代，我初读《万历十五年》时，惊异于历史还可以这样表现，俯心低首引为模范表率，与诸位致力于新史学的同道相互激励，有意一起来开创新的史学的未来。时过境迁，我重温《万历十五年》，仔细体味之下，感悟到复活的历史，需要细腻的心理体验和当代意识的参与，需要一种优美的现代散文史诗。　
　　　　秦汉帝国的历史，古来依靠的是文献史料。这些年来，得益于数量庞大的考古发掘，新出土的史料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传世文献，结合新旧史料的历史学研究已经重新改写了历史。考古资料的运用和研究成果的引入，不但是复活历史的根据，也是直接的媒介。概略通检之下，使我想到发掘报告书和学术论文的活用。　
　　　　秦汉时代，距今已有二千多年，数百年间亿万人生活过的历史，所留下的文献遗物，不过是沧海一粟。我常常感叹，古代史研究，宛如在黑暗的汪洋大海中秉烛夜行，视线所及，只能见到烛光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