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工匠心-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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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好小子，这句话我听着舒服！”

　　　　王老邪真心喜欢鲁善工，有手艺不说，还知道尊师重道，难得的好孩子。心里十分羡慕鲁家，居然出了一个好苗子，二十出头已经跟自己不相上下，以后的成就……

　　　　想都不敢想！

　　　　“哎，说起锔瓷，平心而论还不是最上乘的修复绝技，你听过后挂彩吗？”。。

　　　　鲁善工神情一震，正戏上场！满脸好奇问道：“后挂彩？低温重新上釉填彩？”

　　　　“不错，配色填彩才是这门失传绝学的关键！”

　　　　王老邪喝口茶，回忆道：“清代朝廷严禁买卖摆设收藏皇家御器厂烧制的官窑瓷器，但据说有一种赏瓶例外，是专为皇家赏赐给大臣而烧制的。”

　　　　“八国联军侵入紫禁城，官窑也开始在文物市场上出现，随之仿制品和旧胎后挂彩瓷器也慢慢出现。”

　　　　“据老行家讲，仿制宦窑先是在景德镇窑厂，烧制后挂彩是由景德镇来的技师，在京城附近架起小窑烧造，故而后挂彩瓷也叫小窑瓷器。”

　　　　“清覆没后，御器厂随之取消，民办窑厂也能烧造有底款的瓷器。这路有年号款的瓷器由各地细瓷店销售，当时很是畅销。开始时民窑烧制有年号款的瓷器不十分讲究，只作为民间摆设和嫁妆货。”

　　　　鲁善工聚精会神听着，这都是琉璃厂秘闻，不是老掌柜或是几代家传，根本不知道。

　　　　“最出名的就是居仁堂，郭世五在景德镇给大总统烧造的瓷器，同时也给自己烧制觯斋款。当时直接从博物馆拿来宫里收藏的精品作标准，百分百仿做。这种官窑瓷器的路分很高，瓷胎瓷釉绘画彩色都很考究，已经不逊于官窑。”

　　　　“后来前门大街德泰细瓷店副经理刘勉之，也在景德镇开始烧制仿官窑瓷器，当时据说是给博物馆做复制品。他利用郭世五创办仿制官窑瓷器的技术设备和名技师，烧造出精美复制品，连鉴定名家难于鉴别。”

　　　　“锅店街同泰祥细瓷店李春生，也到景德镇窑厂烧制有明清朝代年款的细瓷，在津港市场销售。94年为蒋某人祝六十大寿的九龙瓶，就是同泰祥仿乾隆御窑瓷器。”

　　　　“这么牛逼！”

第35章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鲁善工听着啧啧称奇，没想到高仿居然也能登上大雅之堂？

　　　　“这算什么？”王老邪摆摆手，笑道：“民国35年里，仿制明清官窑瓷器有多少？其中珍品也不下万件！谁能鉴别其真赝，当时只有两个人，孙会元和师弟耿宝昌。这段仿制的历史，他们是亲身经历，是真是假，用手一掂，一敲，就知道！”

　　　　耿宝昌！

　　　　鲁善工大吃一惊，孙会元没有听过，可耿宝昌老爷子是谁？故宫最权威的瓷器鉴定大师，可谓一言九鼎！

　　　　书画当年有几个鉴定权威，徐邦达、启功、谢稚柳，号称三大鉴定流派。

　　　　首席鉴定专家谢稚柳创造性地提出性格说，认为鉴定的标准，是书画本身的各种性格，即它的本质。

　　　　一个画家可以产生水准高的作品，也会产生低劣的作品，问题不在于标准高低、宽严，而在于对书画本身的各种性格的认识，性格自始至终贯穿在优与劣的作品中。

　　　　老爷子本身也是知名画家，用他的话来说，鉴定就是望气！看书画的精气神！

　　　　徐邦达特别注重考证，诸如题款、题跋、印章、纸绢绫、装潢形制、著录等等，用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对书画作品进行客观的研究。

　　　　如果说谢稚柳的望气具有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色，那徐邦达的鉴定手法则具有系统性、可传授性，后世称为技术鉴定。

　　　　启功的书画鉴定又另辟蹊径，以学问支撑鉴定。作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对古典文学、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历史学、音韵、训诂、书法等有很深的造诣，他在历代书法碑帖的鉴定和文献考据方面，具有过人之处。

　　　　当时有三位老爷子在，加上一群高手，故宫书画鉴定可谓人才济济。可对于瓷器领域来说，高手不多，除了耿宝昌，还有过世的孙瀛洲，堪称大家。

　　　　“说起耿宝昌老爷子，那也是咱们琉璃厂出来的人才！”

　　　　王老邪得意道：“当年只有4岁的耿宝昌来到京城，机缘巧合进入孙瀛洲的敦华斋做学徒。孙瀛洲也来自农村，白手起家创立敦华斋，珠宝翠玉、金石、书画、文玩都做，逐渐发展到全国。”

　　　　“学徒试工期最少三年，中间不能回家，任何事情都要做。孙瀛洲对学徒要求严格，要求一定要把两只眼睛搞准，别把两只眼睛搞穷。”

　　　　“他时常给大家发纸条，考鉴定，考试不及格，该走的就走；强调立论准确，认定的就是认定的，必须三问不更色。”

　　　　“当时人们往往把明代器物误认为清代，比如明代有名的永乐、宣德青花瓷器，却被标为雍正。遍地都是一摞摞的雍正款，天天有人给孙瀛洲推销，十一二块钱，比其他盘子贵两块钱。”

　　　　鲁善工听完长叹口气，可惜自己没有赶上好时候，那时候官窑遍地是！

　　　　“学成后耿宝昌和几个师兄弟离开敦华斋，堂兄开振华斋，耿宝昌担任经理。后来因公私合营，敦华斋、振华斋都被迫关门。一时间文物市场萧条，孙瀛洲受聘于故宫，专门从事古陶瓷的研究和鉴定，耿宝昌则转行去折纸盒子。

　　　　“后来经孙瀛洲、徐邦达等前辈推荐，耿宝昌才有机会进故宫工作。孙瀛洲花十年工夫，陆续把自己多年收藏的3000多件文物捐给故宫，就连院长都说：故宫有两大恩人，一是捐赠瓷器的孙瀛洲，二是捐赠字画的张伯驹。”

　　　　“耿宝昌初进故宫，百废待兴，大批文物等待清点。先进入修整组，即现在的科技部工作。大量从各地搜集来的文物需要修复，粘的粘、补的补。”

　　　　“每个工作组都有指标，陶瓷藏品三十五六万件，每人每天得整理250件左右。”

　　　　“那时候就算在故宫，官窑还是哥窑，往往也会看错。官窑、哥窑都产于两宋，前者一般是产自国都附近窑场的御用瓷器，后者则指龙泉窑场的产品。受历史条件所限，先辈们定级时可能并不严格，有时只是凭个人爱好。”

　　　　“计划经济时代，一级品被用来创汇。那时候没别的东西，只能靠工艺品出去换钱，所以又成立鉴定组。没有固定标准，全靠老前辈决定。”

　　　　“当时有外国公司订货，就组织鉴定组，鉴定完把东西收藏送库，好的不许卖，全凭个人业务水平来取舍文物。”

　　　　“后来国家的文物商店制定出口标准：795年，也就是乾嘉年间及其以后的文物，才可以出售。不过这个标准也有弹性，以瓷器为例，一般民窑能出口，官窑只准在国内流通。个别有纪念意义、特殊意义的文物，即便符合标准，也不准出口。”。。

　　　　鲁善工听的津津有味，时不时给老爷子斟茶递水，这种见闻可不容易知道，最能了解整个时代变迁。

　　　　王老邪摆摆手，笑道：“说跑题喽，回到后挂彩，当年内务府管理着北城瓷器厂，那里积存着历代剩下没上釉没上彩的素瓷器胎。后来被古董商发现，开始在素胎上做文章。从景德镇请来绘画填彩焙烧技师，架起小窑，大量烧造旧胎后挂彩官窑瓷器。”

　　　　“所谓后挂彩，其实就是在官窑瓷器的素胎上绘画出各种图案，填上各种彩色。烧成青花瓷或是青花釉里红，青花瓷器上挂黄彩等等。”

　　　　“后挂彩的技师要求手艺好，技术高，一专多能，会画会填彩还会烧窑，可谓最尖端的人才！”

第36章　核心机密（）　
“这里说的后挂彩跟咱们修复匠人说的不一样！”

　　　　王老邪正色道：“前者是指在原来属于白釉等单色釉瓷器，或青花瓷器上用低温彩料加绘纹饰，使其变为低温彩瓷的一种赝品，为骗人牟利！”

　　　　“而补彩则是对宋金红绿彩瓷、明清五彩瓷、斗彩瓷及粉彩瓷，即一切低温釉上彩瓷的彩色纹饰进行修复的方法，算是手艺！”

　　　　看见鲁善工恍然大悟，继续道：“补彩是对已使用过，但出现划伤、冲缝等毛病的白釉或青花瓷进行掩饰性彩绘的修复手段。例如用挂彩加绘的方法使彩料将划痕覆盖，又如用彩料绘画过墙龙纹或过枝花卉纹将碗、盘、碟一类圆器的冲缝遮盖等，都能达到掩人耳目的效果。”

　　　　“当年从景德镇来到京城有姓詹的匠人，詹远广，绘画，填彩，上釉，焙烧全付手艺都精通，而且绘画技艺又高。”

　　　　“专为内务府做后挂彩工作，而且比较秘密，从不对外界说。绘画填彩十分精细，专做后挂珐琅彩手艺，无论调彩，配色都很在行。他焙烧出来的仿官窑后挂彩瓷器与真品一模一样，色调色气完全一致，另外在处理出窑新瓷贼光的问题上也很有一套，经他处理的后挂彩瓷与原官窑器很难鉴别。”

　　　　“当时詹远广的手工费很高，做一对珐琅彩小瓷碗要400大洋。他曾给一些有钱收藏家，做过珐琅彩或雍正粉彩瓷器，但件数极少。”

　　　　“而他的一些后挂彩艺术品，工艺精细，惟妙惟肖，不知根底的人很难鉴别出是老胎后挂彩的，特别是珐琅彩瓷器。至于究竟仿制了多少？流传到何处？如今谁也说不清。”

　　　　“琉璃厂东南园有一小瓷窑，那时候有个姓胡的手艺人，专干修补破碎瓷器，经他修补过的瓷器补碴与原件能混成一色，看不出破绽，小有名气。“

　　　　“那位干瘦矮小的老头，和善，勤快，手工费较低，找他的人很多。善于在原青花瓷器上加黄彩，称为黄地青花，这路官窑瓷明清两代都有。”

　　　　“青花五爪云龙海水红崖瓷器，如果挂上杏黄色彩，则变为黄地青花云龙，是宫廷陈设器，身价倍增，不可同日而语。”

　　　　“后来老头收徒弟，刘永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