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工匠心-第2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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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精品”，花了几万块钱送交北京的一家专业机构进行仪器测试，结果很惨：无一通过，全部为赝品。至此，这位原本前程似锦的年轻诗人精神彻底崩溃了，接着，老婆又带着孩子离开他回东北老家。他独自一人靠亲友接济、加上贱卖一点赝品维持日常开支，得空了仍旧在京城各大古玩市场里疯说、疯逛。成天见人就重复一句话自我解嘲：“本来我看准了那只成化鸡缸杯，真该死，给别人买去了，900万哪……”

　　　　有人把潘家园称作中国的“富农制造厂”，这话一点儿也不过分。这里的经营户九成以上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而且大部分都是一些贫困地区的“赤贫户”。初始，他们大多穿着破旧、身无几文，仅拎几件古董玩器，三五结伙、离乡背井闯北京，租住在潘家园周边一些当地人临时搭建的简易住房里。过一段时间后，手里的真家伙卖光了，便用赚得的钱再回到穷乡僻壤，挨家挨户廉价收购一些祖上传下来的家用旧器物，如清朝末年和解放前后的瓷坛瓦罐、铜佛木雕之类，然后再经人介绍，去一些专业制造假文物的窝点，捎带一些价格低廉的中低档陶瓷赝品，又重新回到潘家园。如此反复倒腾几次，初步积累了一些利润和经验，开始了他们“滚雪球”式的脱贫致富运动。这群人的致富速度快得惊人，一般说来，只要进了潘家园，一年之内可以基本脱贫，让家里人吃饱穿暖、孩子们读得起书。两年之内，可以不同程度地超过国家现行通认的“小康”标准。再往后就不一而论了，那部分人的经济实力你无法估量。

　　　　笑哥，就是这部分人当中的一个。他来自河南的偏远山区，今年28岁，因为天生一张笑眯眯的娃娃脸，同伴们都喊他“笑哥”（图8）。

　　　　笑哥读小学五年级时，在小煤窑做苦力的父亲死于矿难，他不得不辍学回家，然后去洛阳街头要了两年饭。岁那年，他受人唆使帮毒贩子送毒收钱混饱肚子。不久，他的上线被抓起来吃了子弹，他因为没到法定年龄，被带上刑场受教育。在刑场上，他亲眼目睹上线被打掉脑袋，吓得尿了几天裤子。

　　　　经过两年的劳动教养后，8岁的笑哥被释放回到老家，认识了一位倒卖古玩的同乡，先是帮着那人在古玩市场上拉客，成交后抽0~20的彩头。赚了千把块钱以后，笑哥便自开炉灶，捣鼓起一些小玉件。由于他模样厚道，卖东西也不漫天要价，而且还许诺买主可以退货，很快便积累了人气。一些初入此道的客户，都愿意上他的摊上“捡漏”，就算是买到赝品与假货，因为价格便宜，又见他年少可怜，很少人跟他讲究，不到三年时间，笑哥口袋里装进了近十几万块钱。

　　　　999年冬尽，笑哥过完20岁生日，听人说北京的古玩市场大、买主多而且更有钱，便趁农闲之机，花费4万块钱把家里的一间住过四五代人的土坯房拆了，在原址盖了栋两层楼的砖墙水泥顶小洋楼，然后再给母亲留下两个弟妹读书的钱，只身来到北京。

　　　　初到北京，笑哥先是每天起早摸黑在潘家园外围赶了一年“鬼市”，虽说挣了不少钱，但是经常会受到城管人员的驱赶和罚没。毕竟是进过“局子”的人，一见到穿制服的就慌神，为此没少摔破一些坛坛罐罐，心里也老是不踏实。在这期间，笑哥认识了一位经常出入潘家园的新闻记者，经常找他买些明清瓷器。跑了几年江湖，笑哥深得“出门靠朋友”的处世诀窍，他知道：结交这些神通广大的“无冕之王”，指不定哪一天就能给自己带来好处。收到靠得住的老物件，他便第一个给那位记者打电话，并且价格上也优惠许多，有时候碰上不值钱的小玉件或陶器，便干脆不要钱做个人情。那记者倒是个知书达理之人，老说一个庄稼人做点小生意不容易，时常带些喜欢收藏的同事照顾笑哥的生意，一来二往，两人便成了朋友。后来，赶上潘家园扩大营业面积，那位记者通过关系替笑哥搞到了一个摊位，笑哥得以正式入主潘家园。

　　　　几年过去了，当我认识笑哥的时候，小伙子身着皱巴巴的名牌西装，开着“捷达”轿车，频繁地往返于北京、天津、唐山等地的古玩市场，别人一个礼拜顶多只有两三天生意可做，但他只要愿意，每天都有场子可赶。

　　　　有一天，笑哥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在山西搞到一套紫檀木家具，马上开车过来接我去看看。一小时后，笑哥把我领进通州东北面的一处别墅小区。那套家具分别摆放在两层复式楼里。

　　　　呵！进门就唬了我一跳：一架透雕人物故事大床、两只龙凤纹三门大立柜、四把嵌贝太师椅，还有方桌、条案、茶几等，做工精细、线条简约，全是典型的明式家具，而且用料都是地道的紫檀木。

　　　　“怎么样？”笑哥问我。

　　　　“馋我呢？你小子！”

　　　　“没花多少钱……您猜猜！”

　　　　“光这一只柜子拍卖价都在500万左右吧？”

　　　　“告诉您，这8件东西我总共才花了400多万！一个晋商的后代，穷家底子了，几兄弟不和，老三刚从牢里放出来，闹着要钱做生意，给我赶上了，说好明里给他和兄弟们300万，然后再私下补给他00万。他力气大不怕死，其他三兄弟胆小怕事含糊他。就这样，总共400万就给拿下来了！”

　　　　“可就是你不赚钱原价卖给我，我也买不起啊！”说实在话，就这套家具吧，弄得我几夜没睡好觉，馋哪！唉，早年经常哀叹“书到用时方恨少”，现在倒成了“钱到用时方恨少”呵！

　　　　“今天请您老来，不是做生意的，一来我知道您喜欢明清家具，请您给长长眼！二来顺便带您来看看这刚买的房子怎么装修合适，帮我设计设计。我打算元旦结婚，这家具我女朋友喜欢，打算自己留着用！”

　　　　虽说这年月一惊一咋的事不少见，可这会儿我还是感觉到晕糊：“你小子没自己印假钞吧？”

　　　　“瞧您说的，这玩笑可开不得！连带买房子不就五六百万吗？我们这些在道上混了七八年的人，谁还拿不出来？我比他们更想得开，这票票呵挣得来要给自己花，哪个活得两辈子呵？再说，这房子、这些高档老家具，睡在这里也会升值，不用白不用！对吧？”

　　　　两个月后，我应邀参加了笑哥的婚礼，新娘子是通州本地农民。婚礼很豪华，动用了高档车队、高档乐队，还请了一位颇有名气的电视台主持人担任司仪。当年，这场婚礼受到多家媒体站在不同角度上的关注，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偏负面的报道。倒不是这些新闻人对致富了的农民兄弟嫉妒或是歧视，同仁们似乎是在忧患一个大的社会学命题：财富应该偏重于哪部分人群的口袋？这让我想起头几年计划生育时，有的人口学家曾打着“优生学”的旗号公开提议：普通人限生一胎，而教授、科学家则可以生两胎、三胎。类似这样的事情如今听起来似乎更像是一个个笑话，但至今不少人却还在内心深处寻找这期间的“合理内核”。

　　　　当然，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尽管酒足饭饱，让他们去思考一些抽象的社会命题，似乎还是有些奢侈，他们想得更多的还是自己，怎样多挣一些钱、怎样把小日子过得更好。婚后，笑哥告诉我，明年他就可以把自己的户口迁来通州，他还打算花点钱把母亲和全家人都弄过来。“北京的钱好赚，北京的日子过着舒坦，北京的小孩儿考大学录取分数线也比我们老家低得多。早知道有这条路，当初打死我也不会拎着脑袋去贩毒啊！”小伙子踌躇满志地说。

　　　　“您说说，这北京的钱咋就那么容易赚？”笑哥坏坏地阴笑着问我。

　　　　“我怎么知道？你说说听！”我倒是想听听他自己的答案是什么。别低看这些人的智商，一不留神，就会从他们从不刷牙的嘴里冒出一连串醒世恒言。

　　　　“北京人都是大、笨、蛋！”笑哥贴近我耳蜗子，就像道出一个天大的秘密。小子真坏！

　　　　“此话怎讲？”

　　　　“他们笨就笨在认为我们农民都是笨蛋，天天拎着金丹当粪蛋卖，好让他们去捡漏！他们哪知道？我们是拿着粪蛋当金丹卖！哈哈……”

　　　　像笑哥和福建女子那样的故事多不胜数。潘家园，就像是一个“魔术大师”，每天都以更新、更刺激、更富于智能含量的手法，上演一幕幕令旁观者眼花缭乱、目瞪口呆的“换头术”——来自五湖四海的倒爷们，不管他们来自哪个穷乡僻壤、犄角旮旯，也不管他们过去是怎样的一贫如洗，只要进入其中，无需多大的成本，也不需要什么高智商，他们大多数人都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摇身一变，成为不折不扣、腰缠万贯的大小富翁。

　　　　据有关方面统计，潘家园每年可造就十万元以上的“富农”最少有千人以上。别看这些新富们穿着打扮依旧土里土气或半土半洋，但你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他们中间开着小轿车送货、打开电脑上网交易、拿着高档手机通话并将所谓的“高档老货”拍成照片寻找买主的大有人在。有意思的是：这些在经济上远远超过当地居民平均水准的城市边缘人，他们财富的大量积累与高速膨胀，往往不会被外界察觉，因为从外表看，他们的衣着打扮、谈吐、还有消费时和在社交场合的底气，就算是跟城里那些享受政府救济的穷人比，都显得怯场和寒酸。难怪一些当地小年轻刻薄地嘲笑他们：“再有钱，走近了还是闻得出他们骨头里的土腥味儿！”

　　　　不管城里人怎么看自己、如何挖苦自己，这些由潘家园炮制出来的“富农”们，依旧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在城市的边缘自得其乐地生活着、快乐着，出摊赚钱、收摊睡觉，高兴时喝两杯酒，无聊时搓几把麻将。他们打心眼里感激政府给了他们新的活路，感激这个祖祖辈辈连做梦都不敢走近的“皇城”接纳了他们，让他们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