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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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的不公道是从我把书包送给学校门口开杂货店的老太婆装小鸡之后，社会才开始了对我无休止的馈赠。直到现在，我仍忍不住向某些为人师表者发出鲁迅先生那句被用俗了的名言：救救孩子！晏凡之所以没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这归功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言传身教。同样的道理，倘若我沦为阶下囚，亦为如此。那工程师竟然做出了叫高二（6）班的高茜同学到医院堕胎的好事！我无法想象他采用了什么卑劣手段以及他在干这禽兽勾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态，高茜比他女儿还小一岁呢。但我得说，工程师的先下手为强不仅使一位少女在心灵上蒙受了巨大的、永远都无法愈合的创伤，而且还使她失去了我这个很有可能精心呵护她一辈子的男生。　　　　
　　　　高茜跟我借钱那天，我问她干什么。她说想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后来改口说买发夹。可能是她话出口的瞬间想起了我曾经买过那本小说。我说发夹要200块钱？狼来了！她啜啜泣泣道出真相。我说高茜你他妈前卫啊。她说这事儿不能怪老师，是我自投罗网，你揍我一顿吧。如果揍一顿能叫她回到被工程师占领之前的纯洁状态，我会这么做。我掏出口袋里仅剩的打算买烟的四块钱给她买了两包话梅，回家撬了老爸的抽屉。我这种举措只能说明本人对妇女的关怀与爱护，决不代表对那位工程师的宽容。我曾想过这辈子非高茜不娶，可从此以后我的心就凉了、死了。对学校这个是非之地的厌恶，与日俱增。很想炸掉它又担心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于是便寄希望于洪水、地震、战争之类的天灾人祸，并为坐在教室里的所有漂亮女生担忧。我很想在教室门口挂个不停旋转的灯柱，或者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后来想想算了，不用挂这些东西大家就已经明白了。　　　　
　　　　尽管现实残酷，但那段时间我仍旧是努力学习。我想考上大学做个高官，然后下一道命令，把全国各地的学校都给废掉，改成养猪场。可学习成绩却每况愈下，直至倒数十名之内。我不说你们也该知道，倒数十名的学生在教室里连个黑板擦都不如。坐在前排的那些每次都考90多分的同学老是变着花样用知识羞辱我。有次忘记是为什么了，我把班上成绩最好的那位同学狠揍了一顿，打倒在地，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那小子鼻子里鲜血直流，脸上开了酱油铺。我背着书包逃出了学校，边跑边发誓，今生永不再靠近学校大门，见学校我就绕路走。在学校门口，刚好碰到杂货店的老太婆怀抱十几只小鸡到我们操场喂食。小鸡挣扎着从她怀里跌飞到地。老太婆弯着腰艰难地追赶。我跑到老太婆身边，说，奶奶，我送你个鸡笼。我抱着课本去了学校门口的餐馆。刚好，老板娘正为她儿子四处找便纸擦屁股。我慷而慨之，把课本成人之美，说，足够你擦一年。就这样，我从社会主义接班人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待业青年。　　　　
　　　　待业在家本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是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浮出水面，但我实在是无法忍受爸妈的唠唠叨叨。出于孝道，我求助几个朋友帮忙给找点事儿做。不几日，一位朋友要我去一家国营卫生筷厂干轧板的活儿，我当即就去了那里。为了跟工人兄弟打成一片，我住到了工厂宿舍，每天晚上跟师傅凑一块儿抽烟喝酒谈女人。干了两个月，造筷子没学会，倒学会不少干坏事儿的本领。两个月后，又一位朋友在运输公司帮我找了份工作，我立即就跟工人师傅告别了。本来我就觉得工厂那沉重又呆板的工作方式和隆隆的机器轰鸣对年仅16　岁的我来说，是一种极不人道的身心摧残。我好歹也算是祖国的花蕾、八九点钟的太阳啊。在运输公司，我被安排到一辆载重12吨的加长“东风”上，跟着一位姓陈的老司机跑长途。我的工作是趁中途停车吃饭的当儿，把车身的一路风尘冲洗干净。还有就是车子上路的时候，帮全神贯注驾驶汽车的陈师傅点根烟、加杯茶水什么的。挺轻松自在，全国各地到处跑。陈师傅是个好人，特别厚道，他总是尽量为我减少劳动机会。逢到宽阔路段，我还可以在他的教导下摸摸方向盘。月底不出车，保养车辆，我用加力棒帮助陈师傅扭下轮胎钢圈上那几颗特大号螺丝，朝车轮轴承里打些黄油。这活儿很累，六个轮胎保养完毕我手臂酸得无法擦汗。有次干得正起劲儿，加力棒滑脱，惯性使我一头撞向车厢。额头上撞出一个大红包，肿了两个礼拜。回家爸爸妈妈问我怎么回事儿，我回答说跟人打架了。　　　　
　　　　我父母皆为商贩。每天朝出暮归，靠磨破嘴皮挣回的百把块钱，省吃俭用地支撑着家庭开支。其实我家的家庭开支主要是我和妹妹的学费。现在的学费挺贵，我不说你们也清楚是个什么价钱。我爸粗略算过，从幼儿园大班念到大学毕业，至少要十万块钱。十万块不是十块。所以，为了孩子的前途，我的父母拼命地挣钱。尽管我家的每一分钱都是按商业原理赚取，但全国各族人民仍旧说无奸不商。弄得我们一家人在这个社会上活得没丁点儿地位可言。读初中那年，爸妈在繁华商业区租赁了两间门面批发服装。商业区太吵太乱，我们的家就没有从郊区搬到那儿住。每天中午，妈妈骑车三四公里，回家给我和妹妹烧饭。有天中午，都快两点了，还不见妈妈回家。我和妹妹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了起来，妹妹坐在厨房里捂着脸哭。一会儿，妈妈回来了，红着脸向我们解释说工商局收管理费，高得离谱，再加上有两位刚结婚的新人想买衣服，所以回来晚了一些。我觉得开展斗争的时机到了，声色俱厉地质问妈妈：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儿子？我从未见过置亲生儿子学业于不顾的母亲！别人家的爸爸妈妈惟恐孩子吃不好、学不好，你们倒好，挣钱挣晕了！到底是钱重要还是孩子的前途重要？！妈妈好像是感到了懊悔，眼里噙着泪花，满怀歉意地看着我，说，孩子，妈错了。可你知道吗，为了能给你们撵点儿时间，我一泡尿从中午憋到现在……


第二部分我爹被砸死的噩耗

　　　　晏凡叹着气歇了下来。史迪躺在草地上，不住地窃笑。　　　　
　　　　大强倒是沉重起来，说，晏凡，咱们俩的遭遇差不多呀。　　　　
　　　　晏凡说，是吗？其实咱们几个的遭遇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不过是表现和接受的形式不同罢了。譬如史迪说家在他心目中只是个抽象的温暖概念，一旦具体到某个人身上就不寒而栗。还有刘健，他说为了留一头长发，不知被老爹揍了多少个死去活来，头发誓死不剪，除非连头一起剪掉。　　　　
　　　　大强问起了我的从前，我反问大强刚才为什么说他跟晏凡的遭遇相差无几。　　　　
　　　　大强说，因为我是个孤儿。也给你们从头说起吧——　　　　
　　　　起初我并不孤，只是家里比较穷。我刚学会吃奶那年，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了收音机，就我家没有。我娘整天抱怨我爹没能耐。爹为了给娘挣一台收音机，跟乡亲们一起去了西部，钻到离地面几十米深的煤矿里挖煤换钱。后来煤矿塌方，我爹被埋在了下面，再也没上来。　　　　
　　　　我爹被砸死的噩耗传来，我娘她也不怎么悲痛。她把我爹在家时穿过的衣服刚下葬没几天，就开始和本村的一个未婚青年通奸。半年之后事情败露，被我奶奶发现了。一天晚上，我睡着了，我娘她就把我放在奶奶的床上，跟村里那男青年私奔了。至今都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儿。有人说他们去了新疆，有人说他们去了贵州，还有人说就在本地见过他们。我娘走后，我这条命就靠体弱多病的奶奶喂养了。每当我闹着吃奶的时候，奶奶就撩起衣襟，将她干瘪的乳头塞进我嘴里，哄哄我。等我不哭了，她再嚼点儿面馍喂我。有时候奶奶也会用卖鸡蛋的钱，给我买包便宜的奶粉。　　　　
　　　　我和奶奶相依为命到9岁那年，父亲的祭日到了，奶奶去给父亲上香。上完了香，奶奶在爷爷的坟头捡到一枚宋代铜币。卖给文物贩子，卖了80多块钱。奶奶拿这笔钱给我交了小学一年级学费。我上学了。在学校我不如在家里好过，比我年龄小的学生都敢嘲笑我、侮辱我，见我就唱“没妈的孩子像块宝”。发新书那天，奶奶给我做了个花书包，还揭下墙上贴的年画，给我的新书包了个很好看的书皮。谁知到学校后，我的花书包被一帮娃子抢走，奶奶给我包的新书皮被他们扯下，包在了自己的书上，新书内瓤被他们撕下，叠成“四角板”　赌博用了。从此我就再没念过书，咬着草根在山坡放羊到18岁……　次日，史迪向我吐露内情。其实晏凡是个高干子弟。他老爷子在京城做官，妈妈在银行上班，并不是如他所说的什么批发服装。昨晚上晏凡关于他的从前及身世的谈话全是谎言，即兴瞎编的，逗我们开心而已，担心自己的少爷身份会在兄弟之间造成距离。晏凡会画画倒是真的，从小他就喜欢画画，并且画得颇具灵性。由于他老爷子家教严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跟狱监似的。所以，晏凡很少进家，整天背着画板到处游荡。公园、医院、澡塘子、地下通道、火车站候车室什么的，他都睡过。　　　　
　　　　16岁那年，晏凡觉得课本上的知识特别没劲，学会了没什么用处，学不会还要挨骂。于是就主动退学，盗窃了自家的5000多块钱，孑身一人去了广州美术学院学画画。两年后，晏凡在广州的一家电影院看了一部电影，名字叫《泰坦尼克号》，深受感染。从电影院回到学校，晏凡办理了肄业手续。像影片中的画家杰克那样，将双手插进瘪瘪的口袋，背着画板吹着口哨在广州街头游荡。白天他在地下通道里给行人画像赚口饭钱，晚上就在广州街头的墙壁上四处涂鸦，后来被城管人员抓获送进公安局，以破坏公共环境的罪名在收容所里拘留了一个星期。释放那天，走出公安局的大门，晏凡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