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路救赎-第1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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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亦曾得到其资助。

　　　　可惜的是。王炽已于一九零三年去世，陈文强未得一见。但接替王炽事业的，他的儿子王鸿图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商业头脑，并继承了王炽热心公益的作风。

　　　　“……清明过后雨淋头，蒿枝开花鬼发愁，十人病来九人死，一人逃居在山头……滇省自古以来便是瘴疠之区。所居百姓苦之久矣。先生奇才，欲研制新药，然舍滇省而择琼州。似为不妥……”

　　　　时任云南商务总会协理的王鸿图在信中所说的情形并没有错，但他邀请陈文强赴云南研制新药，并愿意捐助所需的全部资金，显然并不明白陈文强要去琼州的隐秘心思。

　　　　对此。陈文强以云南地处内陆、交通不便为借口加以婉拒。但同时。他在回信中还是希望王鸿图能予以适当的捐助，并乐观的表示新药的研制比较顺利，如果资金充裕的话，很可能在数月内便有成果。等到新药推出，他将把云南的独家销售权给予王鸿图，以成本价供应药品。

　　　　捐助的钱多得一分是一分，尽管资金是不太缺的，但陈文强还是希望得到更多。而且。如果能够与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都称雄云南商界的王鸿图结交，以后获取的利益将是巨大的。对于复兴会在云南发展也是很有益的。

　　　　而王鸿图的回信显然证明其不仅热心公益，更有着如同其父的经营头脑，以及相当新进的商业意识和不凡的魄力。拟议倡办昆明电灯公司、昆明自来水公司，这样投资难度和风险较轻工业都要大很多的新兴产业，可不是一般的实业家敢于尝试的。

　　　　而在当时的社会中，有王鸿图这样魄力和眼光，并且知难而进的民族工商家并不只一个，自从陈文强成立起中德合资电力工程公司，表示出积极意向的便有老状元张謇、红获得这两个铁矿的开采都不算太困难。所以，他聘自德国的勘探技术人员已经先期抵达琼州，并且通过卡尔期向德国订购了采矿、运输和冶炼设备，已经从汉堡装船启运。当然，这无疑是给了卡尔斯一个机会，大批拆成零件的枪枝和弹药，将混杂在这些设备机械里，一起运到三亚港口。

　　　　至于枪枝生产线，卡尔斯则赌咒发誓要陈文强再宽限半年，他一定会搞到手，并且价格上会再给予优惠。

　　　　一口吃不成胖子，但胖子是一口一口吃出来的。陈文强知道有些事情不能着急，现在都是在铺垫，还没争到矿权，还没开采、冶炼，要造枪造炮，更是比较遥远的事情。

　　　　众人弃舟登岸，进了广州城时，时间已经不早，晚霞照在远处一座塔上，小巷子里只是一片灰蒙蒙的阴影。偶尔能听见巷子深处的鞭炮声，李家俊介绍那估计是在驱鬼，并且向几个洋人很确定地说明在中国倾听死人说话并不是疯子。

　　　　鸦片战争后，广州对外通商的绝对优势逐渐失落，上海、香港两地迅速崛起，并逐步取代了广州的龙头位置。但由于毗邻香港，近代资本主义的新事物、新观点传入香港后，很快便被广州人感知，经过香港的“一传”，形成一条西学传入中国内地的重要渠道。所以晚清广州仍然是传播西方文明，形成消费风尚，引领消费潮流的南方大都会，也是洋货消费方面最为前卫的城市之一。

　　　　而追溯历史，广州不仅是国内第一个亮起电灯的地方，更是国内第一家电力经营公司的创办地。1890年，当时位处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在其总督府就用上了一个发电机专门为总督府发电，并鼓励华侨资本家黄秉常在广州设立电灯公司。

　　　　可遗憾的是，即使到了电灯公司全盛时期，才供应了七百来盏电灯的用电。由于线路接驳用户自理，电费昂贵，以及旧时电灯高电耗的原因，也导致了一般民众很难接受。

　　　　于是，由成功创办到机器折旧、故障困扰，到最后资金短缺而倒闭，中国第一家电力经营的电灯公司只经营了九个年头，在一**九年倒闭了。

　　　　而历史上的洋务运动在一**五年的结束，让民族工业的生存环境进入了严冬，虽然洋务运动中“师夷长技”的清政府官员们不少是胡乱决策，不停地交学费，但其三十年营造的大环境让不少的人看到了机会，黄秉常只是其中之一，而电灯公司结束经营之后，其人也再无音讯。

　　　　张榕轩、陈文强都不是缺钱的人，住处自然不能简陋，早有人打前站，安排了广州头等酒楼天一酒楼。见厅事铺陈五光十色，壁上图画，西式家私，金银餐具无不精美，特别是为求利润及新奇，表现广东人敢“吃”的传统，天一酒楼也搞粤菜中具有独特风味的佳肴。

　　　　晚饭很可口，有龙虎斗，却没有什么英雄豪杰之感，倒让几个洋人脸上变色，害怕得“臊腥始发越，咀吞面汗巯”。当然，在陈文强等人的嘲讽和示范下，他们还是鼓足勇气进行了品尝，亦有做出好评，且随后大快朵颐者。

　　　　来到广州，陈文强当然不是为了满足口舌之欲，一方面要建立琼州与上海的联络中继点，另一方面也要走通官府，以便在琼州得到更好的发展环境。

　　　　休息一夜后，第二天一大早，陈文强和张榕轩吃罢早餐，便赶往两广总督府拜见总督岑春煊，并顺利地得到了接见。

　　　　对于岑春煊这个人，陈文强是做了相当的功课的，不仅是分析这个人的脾气禀性、政治倾向，还综合了广东当前的形势，以及整个满清官场的派系之间的利害关系。

　　　　从表面上看，岑春煊自身比较廉洁，主政到哪里，便在那里刮起反腐风暴，署理四川总督时一次便弹劾三百多名官员，在两广督任上劾罢不法污吏渎职者更达一千四百多名，一时有“官屠”之称；岑春煊还倡言“立宪”，秘密派亲信联络张謇，允资一万元支持江浙立宪派筹设立宪团体，并承诺每年捐资一千元作经费，积极支持立宪派的活动；对于新政，岑春煊也干得风风火火，办工厂，兴矿务，修铁路……还上奏朝廷，请求在广东的各营改习洋操，改传新装，名为广东新式陆军……

　　　　凡此种种，虽然不能否认岑春煊是个开明官吏，但如果仔细分析研究，陈文强认为关键的症结还有岑春煊要与袁世凯的抗衡和竞争上。（。。）

第九十一章　官屠接见，投其所好（）　
“南岑北袁”这是当时对岑春煊和袁世凯两大清廷重臣的称呼，同样是声名远播，但谁不想争第一，谁不想压过对手一头。♀于是，袁世凯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科举、督办新军、建学校、办工业，还建立警察队伍，并筹划修建京张铁路；而岑春煊也不落后，在两广整理财政，兴办实业，修建铁路，建立警察学校，上奏建立新军。

　　　　政绩和声望，岑春煊和袁世凯竞争的便是这个政治资本。而推崇革新不但是历史潮流，而且是获取政治资本的好途径。为此，两个人是卯上劲儿了，你干什么我也干，还非要比对手干得好。

　　　　但岑春煊与袁世凯相比，缺陷也很明显，那就是缺钱。此前历任广东督抚为讨好慈禧，上缴中央的比例过高，还要协济广西等省份，财政已到山穷水尽地步。为应付剿匪、举办新政、压倒政敌，不否认岑春煊嫉恶如仇，但其仗着慈禧的信任，用参颏和追缴亏空等措施，追回贪官侵吞的钱财，以此来缓解财政困难的想法也是很明显的。即便如此，资金依然缺乏，否则，岑春煊也不会倡议“息借民款之举”，以“办理地方生利要政”了。

　　　　陈文强与张榕轩之前已经作了沟通，制定出了相应的策略，那便是投其所好，在岑、袁的抗衡中，为岑春煊加上足够份量的筹码。

　　　　果然，岑春煊对潮汕铁路的修建是支持的，但这并不让他满足。他又把粤汉铁路这个烂摊子提了出来。涉及到借外债，有美、比、英、法等国掺和在内，又有粤、湘、鄂三省绅商反对出卖路权。粤汉铁路的问题可谓是错综复杂，困难很多。

　　　　“外债可借，贷款可借，商股可募，然路权不可丧失。”张榕轩对此没有研究，陈文强只好说出自己的见解，“若追根究底。则盛宣怀该杀，皆是其擅借外债、私定合同，造成今日之结果。而且。三省合办，众口难调，不如各筹各款，各修各路。约期合龙。方显各省官员之能力。”

　　　　岑春煊若有所思地打量着陈文强，张謇已经来信推荐，请他予以照顾，他也对这个声名鹊起的年轻新秀很感兴趣，希望能借力使自己的政绩再上一层，至少不落后于袁世凯。

　　　　“外债嘛，总是麻烦，舆论反对呀！”岑春煊轻轻摇了摇头。说道：“贷款呢，从哪里贷？募商股。粤商恐怕也无此实力。”

　　　　“从中华南洋合资银行贷款，只涉利息，不涉路权。”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况且，合资银行有发钞权，如果总督大人给予合资银行在广东开设分行，以及钞票流通的方便，合资银行应该可以提供低息贷款吧？”

　　　　张榕轩看到陈文强的眼神，立刻明白，这是拓展合资银行经营范围的大好时机，他立刻点头附和道：“下官与陈京卿皆是银行股东，话语权还是有的。如果总督大人能给予方便，下官保证低息贷款没有问题。”

　　　　岑春煊一笑，似乎看穿了陈、林二人的心思，并没有表明态度。

　　　　“至于招募商股”陈文强不以为意，继续说道：“粤省商绅或无此实力，但外省外埠的商家呢，总督大人又何必拘泥？”

　　　　张榕轩点头赞同，“商人牟利，凭大人廉洁的官声，有合理的经营章程，再让出股商家组成管理机构，官府委派精干官员监督，又何愁商股不募？”

　　　　岑春煊眼前一亮，他与张之洞一样，并不反对修路，但不相信三省绅商有足够财力承担此任，如果将招募商股扩展到外省外埠，那问题岂不迎刃而解？如果能够成功，这粤汉铁路的主导权岂不就从张之洞手中转移到自己这里，还能赢得在工商界的名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