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路救赎-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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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动天下造反”，犹如一声春雷，炸开了万马齐喑的中国大地，受到广泛的欢迎。

　　　　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不被残暴**压迫得喘过不气来，不被丧权辱国的条约刺激得愤懑满胸，不是生活这种水深火热，亡国灭种之机，断不能写出如此雷霆之音。《革命军》如同一颗重磅炸弹落在清政府头上，不仅使清政府惊恐万状，同时也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当时鼓动革命最有感染力的论著在海内外广为传播。

　　　　报纸刊载完了，再发单行本，陈文强的策划周密而连续。一月之内，数千册销行殆尽，竟然弥补了报纸的花费，还略有赢余。

　　　　“邹容小弟，这四百元是你的稿费。”当陈文强把钱交给邹容的时候，邹容有些目瞪口呆，他难道是为了钱而写。

　　　　“知道你在想什么。”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你还没看穿啊，这事业不管高尚与否，终归是要落到这等俗物之上。是办报宣传，还是买枪造反，或是跋涉串联，没有钱，却是什么都办不成。嗯，说最简单的，革命也要吃饭吧？你若是清高不要，那便给我。我拿去做善事，也能得个好名声呢！”

　　　　邹容想了想，把钱揣了起来，抬头问道：“陈大哥，前几天你说过听到了不好的风声，不知道现在如何了？”

　　　　“恐怕不太乐观。”陈文强沉吟了一下，说道：“我会做些准备，但也要看事情会如何发生，并且如何发展。”

　　　　历史的表层总是鲜活的、生动的，而它的深层是受必然性的规律制约的。因此，《革命军》的推出不是苏报，但苏报案却要以另外的形式上演，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1896年6月，《苏报》诞生于上海英租界。创办人胡璋是个画家，他用自己日籍夫人的名义注册，挂着日商的牌子，投身于十里洋场的报业竞争潮流中。办报之初，胡璋企图用小道消息、黄色新闻来吸引读者，可惜，此种风格的小报在上海多如牛毛，《苏报》也逐渐沦入了“营业不利、难以为继”的境地，最后胡璋不得不将它卖给了因罢官而闲居沪上、想靠清议救国的陈范。

第八十八章　提前避祸（）　
陈范曾任江西铅山县令，因为对地方教案“处理不当”而被免官。他亲眼目睹了清朝官场的黑暗、戊戌变法的失败，因此非常希望通过办报来呼吁国民救国图强。当时爱国学社刚刚成立，经费不足，遂与《苏报》相约，由学社教员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七人轮流每日为报社写评论一篇，报社则每月给学社一百银元为报酬。

　　　　而新版《苏报》一经推出，就以其“针砭时弊、力主改革”的办刊风格赢得了知识界的青睐。梁启超曾称赞说：“屹立于惊涛骇浪、恶毒迷雾之中。难矣，诚可贵矣！”

　　　　1903年2月，已经成为爱国学社师生发表言论的园地的《苏报》特辟《学界风潮》一栏，将各地学堂中的**黑暗现象公之于众，赞扬进步师生的抗争。这样，《苏报》大为世人瞩目，不但稿源不成问题，销售量也是节节攀升。

　　　　如果仅仅报道学界风潮，抨击权贵，那也最多只是态度偏激而已，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苏报》的革命色彩越来越浓厚，措词越发尖锐，矛头指向也更加明确了。

　　　　到了1903年五月末，陈范正式聘请爱国学社学生章士钊为《苏报》主笔，使《苏报》迅速向辉煌的除了把苏报可能遭到打击的严重性大大降低外，还说出了另外的理由，“听说在东京，以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的气焰十分嚣张，极力夸大革命的危害。以邹小弟的学识和激情，我觉得更应该去东京，增加反击的力量。”

　　　　明治维新后，日本埋头苦干，励精图治，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获得大量赔款，为国家发展输入了大量血液，可以说日本是吸中国人民的血发展起来的。到1902年，日本已然以发达国家自居，日本又与老牌强国英国订立了同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保护双方在中国和韩国的现有利益，其矛头直指俄国。

　　　　由于日本的发展神速，日本代替了西方成了中国人学习的榜样，这也是国人急功近利的思想作怪，显然真正应该学的还是西方。由此掀开了中国人东渡日本的高峰年，黄兴，邹容，陶成章，廖仲恺，鲁迅等人，均于此年先后来到东京。

　　　　这一年对于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是关键的一年，他们的活动中心都在东京，他们的政治领袖都在东京，他们的争夺的重点无疑也是东京。

第八十九章　少年，去东京战斗吧！（）　
一九零二年，梁启超创办了《新民学报》，陆续发表了不少鼓吹保皇改良的言论。这位国学大师的文章有一种迷人的魔力，对于没有多少国学根基的革命党来说，想在论战中压倒梁启超，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而且“保皇党”的言论蛊惑性极大，对当时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构成一种切切实实的威胁。保皇党鼓吹“保皇与革命原属同流”，使很多兴中会会员转向了保皇党。许多人还出巨资，赞助出版保皇党的机关报《新中国报》，这张报纸大肆鼓吹保皇，攻击反清革命。

　　　　凭心而论，梁启超以他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天才的文笔，感动和教育了无数中国青年，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都成了革命的主力军。

　　　　而且梁启超认为没有民众的觉悟，只靠一两个英雄人物，靠暗杀和暴动，很难有什么好结果，这也是很正确的道理。另外，他对革命党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是不赞成的，从后世的眼光来看，梁启超无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但他并没有赢得多少喝采，反而被很多人当成了革命的阻力。

　　　　“康梁这两个孔老腐尸的忠实弟子，先是拿着什么狗屁衣带诏，招摇撞骗。现康狗远走欧美，却还有梁启超在摇旗呐喊，极力夸大轻言革命的危险，确实应该猛烈地反击，夺取思想上的领导权。”邹容果然有些耐不住性子，忿忿地说道：“改良改良，实在是革命的最大阻碍，非以论战取得胜利，不能使革命继续发展。”

　　　　“梁启超的学识渊博，言论的蛊惑性极强，想在论战中取得胜利，邹容老弟想得过于简单了。而且”陈文强有意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革命党连个喉舌都没有，又怎么鼓与呼？”

　　　　“梁启超确实比康有为更厉害，但革命不能退缩，我要以实际行动对其进行猛烈反击。”邹容有些期盼地望着陈文强，说道：“雷诺兄，你会出资相助吗？”

　　　　“你看，这不就又归结到钱的问题上了？”陈文强呵呵一笑，笃定地说道：“我准备先出资一万元，在东京创办报纸。如果你愿意，就由你任主编，你可以随意挥洒，与保皇党死战到底。”

　　　　去吧，少年，去东京骂战吧，我很看好你哦！陈文强很是期待地望着邹容。

　　　　邹容很有些动容，既是为陈文强的慷慨，又为自己能尽舒心中所想、纵情挥斥而激动。

　　　　“好，我去东京。”邹容终于下了决心，又迟疑着说道：“若是枚和兄能同去，就更好了。”

　　　　“咱们先去东京搭好架子，然后再请他们去呐喊助威。”陈文强没有一口答应，而是模棱两可地说道：“放心好了，这边我会安排的。”

　　　　连哄带骗说服了邹空，陈文强算是松了口气。他要去日本东京，还真是不放心把邹容留在上海。现在苏报的言论越来越激烈了，很可能遭到当道者的打击。而他不在上海，谁能管住邹容这个热血一上头便奋不顾身的家伙。

　　　　当然，对于邹容，以及与他类似的革命者，陈文强却没有轻视之心。虽然他们他们或许幼稚，或许冲动，或许目光不够深远，但这都不是嘲笑轻视他们理由，他们之乐于舍生赴义，是因为“祖国存亡在此一举”，是“为天下人谋永福”。

　　　　对于他们来说，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空洞的口号，而是不惜为之捐躯献身的崇高的精神力量。为了推翻腐朽卖国的清朝政府，结束封建君主**制度，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他们置生死安危于不顾，摈功名利禄于度外，抛头颅，洒热血，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革命情操，值得钦佩尊重，是中华民族永久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

　　　　在很多时候，陈文强感受着邹容等人如火的激情，心中未尝不激动，甚至鄙视过自己的过于冷静。但转而一想，在这个大时代中卷入革命潮流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自己做不了一个宣传鼓动家，那埋头苦干，为革命者提供财力物力，似乎更适合自己。

　　　　不管是自我安慰，还是乱找借口，陈文强还是在努力发展着自己的事业，积累着实力，并适当地为革命添砖加瓦。

　　　　为了防备夜长梦多，陈文强极其迅速地派人护送邹容登上了东去日本的轮船，顺便也带去作好编号的新药样品。而他还要在上海呆上些时间，做更长远发展的布置。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天津后，在京、津地面划分界址，设置“捕房”，派遣外籍巡捕站岗巡逻。辛丑条约签订后，八国联军分期撤兵，清政府为维持当地的秩序，也组织了类似“捕房”的机构，派出巡警守街巡逻，为旧中国最先创立的警察。

　　　　到了1903年，清政府下令施行“新政”，命令各省一律举办警察。上海由于历史原因，此时虽尚未形成完整的警察机构与系统，但已经在辖区下设捕房，通称“中国捕房”。现在朝廷旨意一下，上海道立刻开始加速筹办警察，在求志书院（今乔家路北）设警察学堂，将巡防保甲局改为警察总巡局，开办城内南、西两局，并公开招训警察。

　　　　趁此机会，陈文强开始进行运作，一是挑选帮中兄弟前往应聘，二是拿出数万元用于上下打点，谋求警察局中更高级别的官职。

　　　　无间道吗，说是也是，黑白两道的势力都要有，才能纵横上海滩。不光是华界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