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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传-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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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蒋介石召见宋子文，向他下达了几点简要的指示，并派他前往莫斯科。6月下旬，宋子文抵达莫斯科，这位外交部长此行的目的是反映委员长的立场。
尽管中国处于弱势，但宋子文仍不愿让步，这也是蒋介石的意思。宋子文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进行了一周的会谈，但是双方的分歧之大，一如当初。7月14日，斯大林去参加波茨坦会议，宋子文也回到了重庆。
由于杜鲁门不像罗斯福那样倾向于妥协，因此，他想使美国在满洲问题上也有一个发言权，于是他要求斯大林同意使大连成为一个“自由港”。当蒋介石听说这件事之后，他得到了一点安慰，因为杜鲁门毕竟有意要满足他的一些要求，而在赫尔利那里，这些要求都被断然拒绝了。
8月7日，宋子文率领一个新的代表团赴莫斯科，这一次，他是作为总理前往的，随行的还有新上任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博士。
这时的形势正在迅速地发展。就在一天之前的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两天之后，第二颗原子弹落在了长崎。由于相信有杜鲁门的支持，所以宋子文和王世杰开始时的态度都十分坚决。
这些事情过去了将近三十年之后，我在台北见到了王世杰。他告诉我，他当时曾要求斯大林作出一个具体的保证，但斯大林却反问道：“你们想让我干什么？去打毛泽东吗？”王世杰反驳说，他要求俄国人所做的一切就是他们必须保证，不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政治上或物质上的援助，这种援助都应提供给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斯大林答应了。但是，到了最后，宋子文却拒绝在由莫洛托夫起草的新协议上签字。王世杰博士看到这件事已别无选择，便在虚线上签了字。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很苛刻的协定：中国人允许苏联将大连港作为海军基地使用，同意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口，答应外蒙古的地位由公民投票决定（苏联人后来控制了这次投票），并且同意中国的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所有。反过来，斯大林只作了一些没有什么约束力的保证，即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
拖到这时，社鲁门才作出了一个已为时过晚的决定。他想采取军事行动，抢在苏联控制东北之前占领此地。8月11日，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下达了命令，要求他们在日本投降之后马上准备占领大连和朝鲜的汉城，“如果那时这两个港口还没有被苏联军队夺走。”然而，一周之后，这项命令便被取消了，因为苏联军队已抢先到达了大连，并牢牢地控制了东北。
当中苏会谈仍在莫斯科进行时，日本内阁已提出投降。接受投降是在8月14日——中苏条约签订的当天。9月2日，在停靠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战舰上，日本正式签署了投降书。
对中国而言，一场战争结束了，而另一场战争即将到来。
蒋介石传第十九章 马歇尔使命的失败
第十九章 马歇尔使命的失败
赫尔利的自信是由于无知造成的，而毛泽东和蒋介石无比的自信则属于另一个类型：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认为自己代表着中国。
马歇尔严厉地指责蒋介石用军事行动破坏了他的调解工作，并指责他把70％的预算用于军费，使国家经济陷于崩溃，这样做只会为共产主义的蔓延提供肥沃的土壤。日本垮台之快使得蒋介石及其政府毫无准备。
埃里克·周讲的一件事就能证明这一点。1945年8月份的时候，他是天津市长萧振瀛的私人秘书。15日这一天，萧振瀛正在他的乡下别墅里与当时国民党的总参谋长陈诚将军及另外两个人打麻将。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从总统官邸打来的，要找参谋长。陈诚从麻将桌旁站起身来，嘴里嘟嘟囔囔地报怨电话打搅了他们的牌局。其他人在一旁听着，试图从陈诚的反应中猜出谈话的内容。但是，他只反复说“是，是”。放下听筒之后，他转过身来，突然大声说道：“好了，是他。为什么——日本人非得今天投降？现在我要去参加胜利游行了，偏赶在我玩得正带劲的时候。”其他人都说：“就是，胜利来得大快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准备呢。”萧振瀛显得比其他人更为兴奋，他说：“不信等着瞧吧，接管东北将是我们最头疼的事。”
果然，在随后的几天中，他的乡村别墅门庭若市，东北来的政客络绎不绝。除了萧振瀛之外，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释放少帅，井请他出任东北的最高统帅。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在东北没有人能象张学良那样受人拥戴。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对张学良记恨终生。张背叛过蒋介石，甚至还羞辱过他。蒋介石决定不释放张学良——
或者说对此事根本不予考虑。这样一来，委员长面前便出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在东北有能力有威望的政界人士中，找不出对他忠心耿耿的人。
由于没有一个现成的“统帅”，蒋介石决定分疆而治。于是，他把原有的三省重新划分为九个省，哈尔滨和长春则作为行政院直辖的特别城市。这样一来，他就弄出了九位省长的空缺，他把这些职位留给了东北地区与cc系有关系的二、三流政客，而东北的民众则根本没听说过这些人。
蒋介石不但不释放少帅，不让他工作，就连少帅的同事也一个部不让返回东北，即使以非官方的身份也不行。出人意料的是，身为满族人的埃里克·周却被从未见过面的哈尔滨新任市长杨绰庵看中，杨绰庵请他当自己的第一秘书长，被他婉言拒绝了。杨绰庵也是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党员———名政学系的成员。
由于仍需一位最高统帅，蒋介石便任命另外一名政学系成员熊式辉为东北九省的最高长官——这使CC系和黄埔系的人很不高兴。
在任命熊式辉的同时，委员长还任命他的儿子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专门负责与苏联占领军打交道。
几个星期之后，蒋介石邀请老资格的记者胡霖在重庆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密谈，征求他对战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意见。现在看来，胡霖当时对蒋是有利的，但委员长全没听进去。
胡霖的建议是：
一、将首都迁回北平，并将其改称为北京。
其目的是为了赢得黄河以北的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由于该党曾选定南京为首都。因此，北方人便觉得他们脱离了政治生活的主流、成了二等公民。
二、要么认真与共产党谈判，要么公开向他们宣战，不要理会美国政府的建议。
三、接管日占区的上作一定要体现出公平和同情。不搞政治迫害。因为，与日本人合作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违心支持傀儡政府的。日本人打进来时，国民党仓惶撤走，而其他绝大多数人则被扔下没有人管。
四、由于日本人从1931年起将东北占领了十五年，因此，应给予东北特殊的关怀。
五、在原来日本人占领的乡村地区实行农业改革。
六、高度重视日占区青年的再教育问题。
蒋介石对此建议无动于衷。
少帅不能获释，就因为他曾是一个“叛逆”。同样，曾在日本人手下做过事，甚至仅仅在日战区生活过的人都不可能得到委员长的谅解和信任。
人民原以为他们被解放了，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骑在他们头上的只不过是又换了一拨。
日本刚刚投降，重庆就马上派出官员接收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这些前来作威作福的“解放者”，象贪婪的饿狼一样突然骑到了人们的头上。他们毫无同情心，脑子里根本没有一点儿恢复重建的概念。所有的东西都要没收：黄金、房子、汽车、女人。
在他们口中，“重庆”一词的意思就是：“芝麻，开门！”借此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曾为日本人工作过的人均被逮捕入狱。但是，只要他们拿出现金和财物进行贿赂，就往往可以被保释，或免遭逮捕。那些为汪精卫政权卖过命的人，他们的亲戚朋友也受到了牵连。
这些人的贿赂往往容易奏效，可以使其免受铁窗之苦。
不光是重庆的官员从接收工作中发了大财，当时，有一位英官员，他坐飞机每周于重庆和上海之间往返一次，把成箱的中国钞票带到上海，以官方汇率兑换成外币。经过几个来回，他就赚了100，000美元，随后便辞去了官方的职务。此人在担任“盟国”官员期间，在上海市原来的法国租界中还占了两幢漂亮的洋房，据说他离职去香港享清福时，卖掉了房子，又得到了一大笔钱。
此外，还有一个当时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据说，此人借美国新闻处的名义，收买了敌军财产管理局——“接收”机构的一个分支，搞到了12幢空房子。这些房子都在虹口区迪斯威尔路边的一条小街上，原来住的是上海的日本人。一般来说，这种带花园和阳台的英式三层楼房，每幢都应收200盎司黄金，作为有关的费用。但此人却分文不花，就搞到了这些房了。
他挑了一幢最好的留给自己住，其余的便让他的朋友们分享了，在上海人们的眼中，那位英国官员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都属于“重庆来的官员”。
当时，有几句民谣十分流行，就连孩子们都会唱：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过了一段时间，就轮到东北了。那些接收人员拿走了车间里的工具和医院里的设备，而这些东西不久便出现在街头小贩的货摊上。住宅和办公楼的房顶、门窗和水管也被洗劫。
台湾的情况也和东北一样。在这个日本帝国最富饶的殖民地上，成群的国民党人为了私利而大肆掠夺。
在所有这些地方，国民党官员的所做所为震惊了当地的人民，使他们对国民党更疏远了。“中央政府”这个词在普通者百姓的口中带着轻蔑的含义。过了不久，那些为政府工作的人也不愿提及自己的身份了。
蒋介石对这些暴行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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