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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童话-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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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脱离的时间太久了，情况不熟悉，也不了解现行的各项政策，若要参加工作，必须先学习。 于是，周恩寿进了华北革命大学，妻子仍返天津照顾儿女。独自在北平学习的他，有时利用节假日到兄长的居所团聚。春去夏来，周恩寿在一次和周恩来见面时，告其长女周秉德今年小学毕业，想把她接到北平读中学。 周恩来知道周恩寿在“革大”住的是集体宿舍，安置女儿有困难，便提出可在自己的寓所找间房给侄女住。周秉德遂于夏季从天津来到北平。 早在6月下旬，邓颖超就衔中共中央之命，并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赴上海做说服宋庆龄来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工作去了。本来周恩来欲亲自去，但毛泽东说一来北平的事你脱不开身，二来去个女同志更便于做工作，就改派了邓颖超。所以周秉德到北平时，她只见到了从未谋面的伯父周恩来。 周恩寿把周秉德带进中南海那天，周恩来还在外面开会。当他回到自己工作兼寓所的院子见到周秉德时，显得非常高兴。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没有自己生养的儿女，许多年来，他们一直将对儿女辈的情感，倾注于为革命献身的烈士子女的照拂之中。突然看到自己兄弟的孩子，想必是会生出几分别样的情愫。 他对小秉德左右端详，寒暄了许久，把她的妈妈、弟弟、妹妹的近况都询问了，才吩咐卫士成元功，安顿侄女的住处。
第一部分 从黄土地走进高高的红墙第7节 近距离观察“毛伯伯”
元功把周秉德领进周恩来办公和居住的南小院，这里不光住着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秘书杨超、罗迭夫妇带着他们幼小的孩子，也住在院子里。同院的还有成元功。 周秉德被安排在东厢房里。秘书杨超、罗迭夫妇办公、居住占了两间，此外还有一间藏书房，成元功在这里加了一张床，小秉德就住下了。 在周秉德记忆中，房间里两面墙壁排列着书架，上面摆满了书，其中有一些解放区出版的书籍，还有一些是翻译苏联的作品。她喜欢读书，能得此近水楼台之便，不亦乐乎。 但阅读不可能是十二三岁孩子生活的全部，她希望能有些一起玩的同伴。而此时的丰泽园一带，除了有些成年人来去匆匆外，还看不到什么年龄相近的孩子，她难免感觉寂寥。 然而寂寥有寂寥的好处，在人员不多的情况下，她能不受干扰地和毛泽东相逢。当毛泽东在紫云轩暂住，在菊香书屋徜徉，周秉德就有机会在很近的距离内，看这位被称为中国人民大救星的中共中央主席。 不久，寂寥的情景有了一些改变。也许是因为放暑假了，毛泽东的女儿，以及女儿的朋友们，会随着各自到中南海办公的父辈，聚集到菊香书屋一带来玩。她们是毛泽东的女儿毛娇娇、朱德机要参谋潘开文的小姨子阎笑武、叶子龙的两个女儿燕燕和利亚等。 这些女孩子都是延安或西柏坡时的旧莫逆，惟独周秉德是刚刚介入圈子的城市人。但毕竟是10岁上下的无猜孩子，经成元功的介绍，周秉德很快就和她们相识融和了。 弄清谁是谁的孩子、亲戚的关系，是很久以后的事。此刻让周秉德欣喜的是，和年纪相仿的朋友们一起玩的希望变成现实。特别是这些孩子和毛泽东是老相识了，跟着她们，周秉德也和毛泽东成了熟人。 亲近是那么的自然和谐，孩子簇拥的场景在那段时间又一再重复，周秉德甚至记不清第一次和毛泽东见面的细节，也不记得混杂在毛泽东熟悉的孩子中间，毛泽东是否向她问过他看见孩子时总爱问起的：“哪家的娃娃呀？叫什么名字呀？” 她回忆说：“那个时代，在我那样的年纪，毛泽东是伟大领袖的意念是很清晰的。然而和毛泽东接触时，更直接的感觉是他很亲切和蔼，讲话很风趣。就没觉得特别神秘，特别激动。” 遇事总有自己想法的周秉德，却在和毛泽东见了几面后，做了一件值得追念的事。有一天，她在整理自己的物品时，翻出了毕业时精心自制的赠言簿。那是个用彩色打字纸装订的小本子，外壳是垫了一层棉花的硬纸板，还裹了绿色的缎子面，里面写满了毕业前夕小学同学的临别赠言。 重温簿中那热情洋溢的文字，她突然生出请毛伯伯也为自己写几句赠言的念头。当她看到毛泽东又在院子里踱步，就捧着小本子凑到了跟前： “毛伯伯，这是我毕业时做的赠言簿，老师和同学们都给我留言了，您也给我写一个吧。” 毛泽东望着这个刚刚成为熟人的小女孩，答应道：“好，写一个。”他接过赠言簿，翻看了两页，并稍加思忖。继而，他掏出钢笔，对周秉德说：“给你写个‘好好学习’。”题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第二部分 菊香书屋周围的新人家第8节 “大搬迁”开始
8月28日，决意出席新政协会议的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等陪同下，从上海到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中共领袖，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领袖，都到前门火车站迎接。 当夹在欢迎的人群中的周秉德，被带到邓颖超面前时，邓颖超拉着她的手说：“你就是小秉德吧？你好。”周秉德在约半个世纪后回忆说：“和七妈在火车站的初次相逢，她那深藏关爱的眼神，至今仍常常浮现在我眼前，从那以后，七妈给了我更多长辈的关怀。” 关于为什么叫“七妈”，周秉德解释说：“周恩来在亲兄弟排行中是老大，我父亲是老三；但在家族同辈的大排行中，伯伯就成了老七。按通常的叫法，我应称邓颖超为大伯母或大妈，但她对这样的称呼不太喜欢，就根据伯伯大排行第七，让我称她七妈。” 周秉德的七妈邓颖超回到中南海不久，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及部分中央机关，从香山到中南海的大搬迁开始了。 在这不小的工程中，最忙碌的，大概要属伍绍祖的父亲伍云甫了。他1926年入党，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后，实现了苏区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电台联络。长征中他是红军总司令部第三局政委。抗战初期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解放战争期间，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共中央工委成立时，他任工委秘书长。 此时，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处长，还兼着中央直属机关的党总支书记。与中共中央领袖及核心机关相关的后勤工作，全归他调度和管理。 搬迁要涉及的房屋修葺呀，汽车调配呀，财务开销呀，食品供应呀，他事必躬亲。在不长的时间内，把这么一大群人，这么多办公用品，从香山挪到城里的中南海，真把他忙得不亦乐乎，哪里还顾得上自己的家呀。 “从香山去中南海时，人家都走啦，也没人管我，还是杨尚昆的儿子杨小二来叫我。进香山时，我们家和杨尚昆家都住在振芳楼，那幢小楼如今还在。我们家住楼上，杨尚昆家住楼下。那天我是坐着杨小二爸爸的车，跟着他们家走的。在车里他挺兴奋，跟我说这说那的。”伍绍祖追溯道。 在伍绍祖记忆中，父亲一向是顾工作不顾家的。 1942年，中共中央决定派刚从苏联回国的林彪到重庆，协助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叶剑英通知伍云甫，带四枝驳壳枪，跟林彪一起来。当时他的妻子，也是20年代入党的老红军熊天荆，因患肺炎住院一年多，生命垂危，连棺材寿衣都准备好了。可他顾不上自己的妻子，带着四名卫士，就和林彪出发了。还是毛泽东把自己用的一种叫“吉硅卜拉多”的进口药，给了熊天荆，使她奇迹般的痊愈了。 伍绍祖说：在父亲赴渝，母亲病危之际，他成了无人看护的孤儿。还是朱德、康克清夫妇收养了他，给他做面条吃，后来朱老总一直想认他做干儿子。此刻，又是杨尚昆带着他进中南海，去找自己的新家和父亲。 周秉德对这次大搬迁的感受是，过去其他女孩一回香山就变得冷清的菊香书屋，骤然热闹了起来，许多人住进了院子。 首先，是为她题了字的毛泽东，由临时户口改为长住户，成了她正式的隔院邻居。搬进来和毛泽东同在菊香书屋院落的，多是男孩子，有他和杨开慧生育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但他们两兄弟并不常住这里。 后来，毛泽东大弟弟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也被毛泽东接来，人们都叫他小毛。他父亲毛泽民在新疆遇害后，母亲朱旦华与赣东北根据地创始人方志敏的弟弟、曾作过毛泽民助手并和毛泽民一起蹲过盛世才监狱的方志纯，组成新的家庭。 毛泽东的院子里还有一个比毛岸英兄弟小，比毛远新大点的男孩，名叫王博文，他是江青的姐姐李云露的孩子。在西柏坡的时候，守寡的李云露就带着孩子，和毛泽东夫妇住在一起，帮助料理一些家务。 对这些大大小小的男孩子们，周秉德没有兴趣，也不能在一起玩。在她印象里，毛岸英兄弟已经是青年人了，他们和王博文都不是那种爱搭话的人。后来见面多了，相互间也就是打个招呼，说一两句不咸不淡的话而已。
第二部分 菊香书屋周围的新人家第9节 朱德住在丰泽园
有了生气的不仅是菊香书屋一个院落，在菊香书屋周围，丰泽园周围，那些原来空着的大大小小的房屋，都住进了人，往日显得清冷的氛围，被兴旺的人气驱散。 在菊香书屋西侧，丰泽园主体建筑颐年堂后面的含合堂院落里，此时住进了慈祥温厚的朱德总司令。他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机要秘书潘开文，和他相邻而居。 潘开文跟随朱老总的历史，可以追溯得很久很久。他出生在有苏区模范县称誉的兴国，1931年加入罗炳辉率领的红一军团12军。参军后他一直在前线作战，经历了五次反围剿，直到长征前三四个月，即1934年夏季，他才从前线调到中央，担任朱德的特务员。 特务员的工作，就是担任中央军委负责人的警卫和勤务。当时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每人身边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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