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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童话-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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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文中被读作“室利磋”，意思是“吉祥之所集”。于是，在泛着梵宇佛韵的静谷西边的这座回廊水榭建筑，就在筹备慈禧太后六旬庆典之际，被称为字廊。 从香山向中南海搬迁期间，刘少奇正在秘密访问苏联，回国后他又在东北作了短暂停留，直到8月28日才返回北平。因此，搬家是夫人王光美张罗操持的，带着刘少奇和前夫人王前所生的女儿涛涛和儿子丁丁，以及还在襁褓之中的她自己的第一个女儿刘平平，先住进了字廊。 她和没有随刘少奇秘密出访的警卫、工作人员，家中的阿姨一道，把院子拾掇了一下。三间正房，是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工作、起居室；阿姨高新民和耿桂珍，带着涛涛、丁丁住三间西厢房；单身的警卫和工作人员，住三间东厢房。 刚住下，刘少奇就回来了，字廊里也人丁兴旺了起来。这不光是因为他带回了随行的人员，在苏联读技校的女儿刘爱琴，也跟着他回来了。此外，住在聂荣臻家的毛毛刘允若，也搬回了中南海的家。刘允若是刘少奇与何葆珍的第三个孩子，他的大哥刘允斌，此刻还在苏联，姐姐就是刘爱琴。初进北平时他没有跟刘少奇、王光美上香山，而是和聂荣臻直接进了城。 一度和刘少奇家一起住在字廊建筑群落的，还有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吴振英一家。 说起吴振英，又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1931年参加红军，一入红军就跟着中共特工的早期领导人、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李克农，先从事保卫工作，后搞机要。 1933年秋，国民党19路军将领，为抗日和反对蒋介石独裁，与中共联络，筹划成立与蒋介石集团决裂的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中共特派潘汉年等秘密前往福州，这是国共分裂后，中共派往国民党军中的第一个使团，吴振英是潘汉年仅带的两名随行之一，他是福建人，熟悉路径又懂福建方言。 “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后，南京政府极为恐慌。蒋介石马上拼凑20余万“讨逆军”，自任司令，进击19路军。19路军寡不敌众陷入困境，但中共临时中央最高决策人博古，却拒绝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的意见，袖手旁观19路军在孤立无援中沦于覆灭。 博古的决策令潘汉年等在福州处境尴尬，他指示随行人员自己设法脱身，吴振英几经辗转回到根据地。有意思的是，他回根据地后，偏偏当了使他们在福州陷于尴尬的博古的特务员。 长征期间，他因为是博古的特务员，有幸成为被称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的目击者。据说他当年就挎着盒子枪，站在那个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会场门口。 红军到达陕北，吴振英成了新建的中共中央机要科三成员之一。科长邓颖超，电报员黄有凤，他是译电员。那时用的密码是“豪密”，是化名伍豪的周恩来亲自编的。密码由邓颖超收藏，译电时吴振英全凭脑子的背功。后来陕北根据地培训出的一大批译电员，背码子都是由吴振英教的。 再以后，他去了新四军，在那儿结婚，生下长女吴苏立，在江苏立起来的。“皖南事变”后，刘少奇重组新四军军部，点名要吴振英去当新四军机要科科长。 解放战争期间，吴振英还跟过彭德怀、毛泽东；从到西柏坡以后，就一直跟着刘少奇了。所以进中南海，他家就挨刘少奇家旁边住下了。
第三部分 几个在毛泽东周边办公的机关第15节 机要室进入中南海
除了几位领袖之外，跟着毛泽东进中南海的，是他从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时就带着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中央军委机关，以及中央宣传部机关。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是保障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工作的正常运转的，是首脑的耳目、信号传输中枢和防卫系统。这个系统创始于延安，几经转变扩展，直到西柏坡时期才臻于完备。此刻主管这一系统运行的，是主任杨尚昆。 全国各地及前线的情形，通过不同的渠道汇总到这里，中央办公厅相关单位根据规定和内容，或直接、或经筛选和初加工后，送交中共中央核心层处理决策，并备齐中央核心层在处理和决策过程中可能需要的咨询和参考材料。中共中央核心层的决策和各项指示，还是通过这些相关单位，传送到指定送达的各地方和部门或前线。 每临一些重大政策和方针的制订决策，中央办公厅有关单位的干部，还要根据中央领导核心层的意图，从事调查研究，搜集综合决策的依据，提出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负责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安全警卫和生活后勤保障的单位，也由杨尚昆直接领导，如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等。当时的警卫处设有办公室、保卫科、警卫科、治安科、摄影科、保健科。行政处则下辖财务科、修建科、交通科、招待科（后转警卫处），还管理着供应站和玉泉山农场（后改巨山农场）。 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以上几个单位，都随着毛泽东进了中南海，并分布在毛泽东办公和居住的丰泽园附近。 进海进得匆匆忙忙，为了不影响工作，哪处房子不用大动干戈，稍加拾掇就能办公或居住，就先进入再说。稍微好一点的房子，整齐一点的院落，就作为开会、办公室用；比较残破、散乱无序和犄角旮旯的房子，就先凑合着住宿栖身。 在含合堂院内小楼办公的是机要室。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的住处，就在这办公小楼和毛泽东寓所之间，每当这里收到必须急送毛泽东阅批的电文，就会立即通过叶子龙，送进菊香书屋。 由于毛泽东的许多事情要叶子龙帮助处理，加之毛泽东时常外出，叶子龙要随行，后来常在机要室主持业务工作的，是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 康一民是如今江西省井冈山地区的泰和县人，12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乡团支部书记。1933年参加红军，翌年调中央军委总司令部机要科从事译电工作，从此开始其漫长的机要生涯。 在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就任陕甘宁前敌总司令部机要科译电股股长。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初，他先后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从事机要工作。 “1938年，我爸爸跟着廖承志赴香港，在驻港秘密机关搞机要和联络，认识了我妈妈。我妈妈是广东人，参加革命前就像《三家巷》里写的那种进步学生。我外公是地方开明绅士，日军入侵后，他暗中支持抗日斗争。后来，中共地下组织把我妈妈等一批进步学生转移到香港，为掩护工作和我爸爸扮假夫妻，后来弄假成真，还是廖承志做的媒。” 他在香港期间，环境很艰苦，而且危险重重，但康一民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心态。在与延安秘密通讯时，总免不了和根据地的同行们，以开上两句玩笑，作为电报的结束语。例如“问候跳蚤”之类，“跳蚤”是毛泽东的老机要参谋黄有凤夫人的绰号，她那时在延安搞译电。 1945年，康一民返回延安。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前后委和工委在西柏坡汇合，他被指派为周恩来机要秘书。毛泽东第一次访苏联期间，周恩来应召赴苏议定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康一民即随之同行，以后多次作为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出访。 机要室进中南海之际，中国大陆上的战事尚未结束； 解放区和新占领城市的土改和经济恢复，头绪繁多；新国家政权的筹建和争取国际承认诸活动，紧锣密鼓。于是，战争的、土改的、城市经济的、内政外交的各类急电密件，纷至沓来，机要室的人忙得没日没夜。 星期天回家的长子康辉，几乎看不见父亲，常转悠到离家不远的办公室来。他来这里并非追父亲的影子，真正吸引他的，是那一辆辆用于取送收发急件的摩托车。
第三部分 几个在毛泽东周边办公的机关第16节 毛泽东的亲笔信被拆
西八所是相对于东八所而言的，所谓八所，就是八个相衔的院子。西八所因为整齐而连贯，所以集中在这里办公的，分属中央办公厅的好几个单位。 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办公室，最初的办公地点就在其中的两三个院落。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名称曾几度变换，既叫过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又叫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还被叫过秘书组。 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第一任主任是师哲。师哲1925年赴苏联学习，后进苏军情报部门。在1939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秘书前，他还当过毛泽东儿子毛岸英兄弟所在的莫尼诺儿童院的副院长。翌年，他同周恩来、任弼时回国，先后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社会部等部门工作，并担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1945年他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三年后任政治秘书室主任。 师哲任主任期间，除了周恩来的秘书外，所有给中共中央几位书记当大秘书的如江青、田家英、王光美、陈友群、何均等人，都在政治秘书室挂个名，每月都要到秘书室“碰头”，互通情况。那时对政治秘书室的工作，田家英直接过问和具体负责得最多。 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正式对外发表时，因名字比较唬人，中央办公厅内管理秘书、文牍事务的秘书处处长曾三，向田家英询问：“你们的图章按什么规格刻呀，是按部级还是按处级（即局级，当年中办系统的处相当于局，科相当于处级）？”一向不以品衔为念的田家英说：“别搞什么部级了，就按处级吧。” 师哲调出中南海后，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对内改称秘书组，由江青任组长，田家英任副组长。但室务工作江青具体问津甚少，当田家英顾不过来时，通常由彭达彰实际主持。后来，田家英一度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时，曾经短暂地脱离过一段政治秘书室，彭达彰遂就任该室主任。 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最初的主要工作是这样规定的：帮助毛泽东主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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