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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童话-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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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值班卫士一把。他本人不在时，任何人不进入他的办公室，包括邓颖超和他的秘书。 从这些细微的小事上，也可让人感到周恩来处事的极其细密和谨慎。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领导核心成员，对组织原则和纪律的恪守，只在某一级别范围内沟通的事情，绝不外泄，哪怕是对感情最亲近的夫人。 后院的东厢房，部分用作仓储，部分住人。周恩来夫妇刚搬进去时，就是周秉德一人住。过了段日子，周秉德的弟弟周秉钧，妹妹周秉宜，也到了北京。因周恩来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就把他们送入以部队的孩子为主的八一小学读书。他们回中南海度周末，就和周秉德一起住在东厢房。 此时，周恩来的老警卫副官龙飞虎随部队在南方，他的儿子、女儿，都在北京的学校读书。有时，朱德接他们过去住；而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西花厅后院和周秉德姐弟做伴。 又过了些时日，在周恩来夫妇的敦促下，他们的老战友孙炳文将军的女儿，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也常住到西花厅后院度周末了，这其间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孙炳文早年随朱德一同到海外寻找真理，1922年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共”，孙炳文在上海惨遭屠戮。当时遗下5个孩子。老大孙宁世，老二孙济世，老三孙维世，老四孙名世，孙新世最小，此刻还没起正式的名字。 母亲任锐难以一面坚持地下工作，一面抚养5个孩子，就将最小的孩子托付给孙炳文好友黄志。为了安全起见，黄为她起名黄粤生，即出生在广东。粤生在黄家生活得很好，长大后，称黄志为爸爸。 后来，黄志将粤生真实身份告诉了她，她思念生母和哥哥、姐姐，于1949年7月踏上了万里寻亲认母之途。她先到香港，按照事先的联络地点，找到了乔冠华夫人龚澎。龚澎发报北平，周恩来回电：“做好接待，保证安全。” 在龚澎的安排下，黄粤生乘船从海上北上，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航行，“飘泊”到天津，继而赴北平。根据龚澎的交代，她找到了中南海新华门，恰巧在门口碰上了邓颖超。 邓颖超将她带到了菊香书屋，见到了住在这里的周恩来。周恩来看见黄粤生，抚摩着她的肩膀，眼泪潸然而下：“可怜的孩子，总算把你找到了。”黄粤生在这里得知母亲已在3个月前病逝。 据周秉德回忆：孙炳文家的孩子，名字都叫孙什么世。此时，新的人民政权即将诞生，黄粤生的生活，亦将翻开新的一页，周恩来遂为叫了多年的黄粤生，起名“孙新世”。 因为她姐姐孙维世是周恩来夫妇带大的，孙维世一直称周恩来夫妇爸爸、妈妈。可新世已是青年，不好意思跟着姐姐叫爸爸、妈妈。孙维世遂将收藏多年的与邓颖超往来信件给她看，新世从信中感到了她们之间亲密无间的母女深情，渐渐跟着姐姐叫邓颖超妈妈、周恩来爸爸了。 孙新世到北平后住校读书，假期也多是和姐姐孙维世一起过。姐姐成家后，她就不好老打搅了。周恩来、邓颖超知道这一情况后，就提议让她住到西花厅来。 最初周恩来搬过来时，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一家，就住在西花厅院内的水榭。后来他调到了文化部，全家搬出了中南海。邓颖超的秘书张元，就带女儿箫远音、箫远丽、箫松几个孩子住进了水榭。 张元是个老机要工作者。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她曾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央长江局。当时，长江局所在的武汉，亦是国民党政府西迁过程中的控制中心。为了确保机要讯息传递的秘密，张元长期不能与他人接触，一人躲在小阁楼里收发报，吃饭睡觉都在其中。武汉是中国四大火炉之一，夏季阁楼里闷热难耐，她就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工作生活。 经历了长期艰难险阻的考验，张元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回到老首长的身边，担任邓颖超的秘书。再次来到周恩来、邓颖超身边，箫远音还是像以往那样，称他们“伯伯、邓妈妈”。周恩来则叫她和她妹妹“大米”、“二米”。 “二米”是随“大米”而来，“大米”的名字，实有一番来历。箫远音出生时，中共另一位老机要工作者刘三源的妻子也几乎同时分娩。两个婴儿在哺乳室里紧挨着，箫远音又白又胖，像粒大而白的大米；刘三源的孩子黑黄而瘦小，像粒小而黄的小米，人们便大米、小米地叫开了。父母去香港工作，箫远音随行，广东人称呼人喜欢叫“阿什么阿什么”，大米在香港被叫成了“阿咪”。后来，箫远音的妹妹箫远丽出生，周恩来说：“我主张弃繁用简，老大既然叫了大米，老二就叫二米吧。” 在箫远音印象里，西花厅水榭下既无水也无莲花，枉称莲花池。后来才得知，周恩来进住时，从节俭考虑，不允许蓄水养莲花。工作人员就在池底种植了向日葵、玉米、花生等作物，从此花池成了菜地。
第五部分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第25节 育英学校
在孩子们充满新鲜感地走进新家，走进虽然有些残破，却依然瑰丽多姿的园子的时候，新的学期已经开始了。最早住进中南海的多数孩子，是育英学校的学生。 育英学校创建在河北省平山县的下东峪，正式开学的那天是1948年11月21日。初创时学生并不多，但陆陆续续总有新同学加入。加入最多的一次，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小学的合并，因此也可以说，育英学校是由两个学校合成的。 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王若飞的儿子王兴、胡乔木的女儿胡胜利、当时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廖鲁言的儿子廖侯、叶子龙的女儿等十来个孩子，都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小学的。 进入北平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小学与育英学校合而为一，称中直育英小学，校长是原育才小学的教导主任、后来出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的韩作黎。合并后学生一下增加到几十人，都是中共领袖、部分领导干部和部分中直机关干部的亲属子女。搬家和安顿并没费太久的时间，很快恢复了正常学习。 当时的干部们都实行供给制，学校的子弟们也不例外，他们的生活用品，例如被褥、洗脸盆、牙具等，还有学习用具，都由公家发放。衣服由公家统一做，多用呢子或精细布料，这些好料子都是缴获来的，让孩子们享用是大人们的心愿。 每个孩子都有一块包衣物用的包裹，包裹布一律都是日本的太阳旗；统一发的背心，也是用太阳旗做的。汪延群还记得：“背心正好在太阳处开一个洞，脑袋从那儿伸出来。”后来，笔者从吴振英家，通过当年父亲给女儿的拍照留影，一睹了孩子们身着太阳旗背心的模样。那么多的日本旗，也不知道和校址选在了原来日本人的军事学校里有没有关系，难道是从这里翻出来的？ 洗脸盆是铜的，写大字的墨盒也是铜的。当年的学生胡胜利、李万邦等回忆说：“那都是很好的铜制品，本应当做纪念好好保留的，可惜大炼钢铁时热情一上来，把它给捐出去了，正经钢也没炼出来，纪念品也失去了。” 最初的在校生，全部实行寄宿制，吃、宿在学校。1950年进育英学校读书的康辉回忆说：“在学校吃得很好，有缴获的高级罐头，像奶粉，甚至还有罐装燕窝，都被送到学校，增加孩子们的营养。” “我记得为了增加营养，我们喝的稀饭里还要加一小匙维他命一类的药粉。有时还喝葡萄原汁的饮料，这些大概都不是当时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都是战利品。我觉得那时的生活特别幸福。”同是育英学生的钟延辉说。 和康辉同年级的徐建林记得：“学校组织春游等外出活动时，发给每个人带些糖果，还有巧克力。可是我们这些从山沟里来的土包子，最初不认这些高级玩意儿，看巧克力黑不溜秋，吃起来有股苦味，以为是什么药，悄悄地给扔了。” 以上情况都可反映出，中共领袖、中央领导机关对下一代成长和健康的关切和照顾。还可作此见证的是，育英学校的名誉校长是杨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担任一所小学的名誉校长，大概除了育英学校，再没有第二个了。 尽管只是个名誉校长，但杨尚昆对学校的事务和在校学习的孩子们，很挂记在心。严冬之际，突然来寒流降温，他就会亲自到学校去看看，过问一下孩子们的冷暖。
第五部分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第26节 陈毅想看儿子，却被挡在门外
显然是由于多为中共领导人子女的缘故，学校管理极其严格。北平刚刚解放，敌特分子还没有肃清，周围的社会环境也比较复杂，为了保障孩子们的绝对安全，学校订立了一大堆规章制度。校门把守得极其严格，门卫中甚至有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资格，因为他们政治可靠，责任心强。 学校管理如此严格，难为的是送孩子在这里读书，而本人却在外地担任领导工作，难得来一趟北京的部分家长。例如陈毅，他当时在上海任市长，却把在读书年纪的孩子搁在了北京的育英学校。 一次，陈毅到北京开会，利用午间休息匆忙从会场赶往育英，想看一眼多日不见的儿子。结果就被那位恪守规定、绝不通融的1935年的老资格，屏挡在校门外。不管你怎么说，就是不让进。 下午继续开会时，陈毅看见兼着育英荣誉校长的杨尚昆从身边走过，就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定的制度很好嘛，你的工作人员执行制度也很认真嘛。” 杨尚昆听得一头雾水。当他得知中午的故事后，有点过意不去，打算跟学校联系，让陈毅父子见上一面。可陈毅会议一结束，就必须赶回上海，遂以“下次再说吧”，谢过杨尚昆的好意。 由于育英学校距市区较远，接送孩子们上学回家，家长们是各显其能。有的委托公务员接送，有的家长则派轿车接送孩子。毛泽东则有时让机要秘书跑一趟，有时托保健大夫王鹤滨代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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