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必读的中国帝王史-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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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8）

　　许多人都把崇祯的失败归结于农民起义和盘踞于满洲的后金势力，这点不假，它们的确是推动崇祯朝历史变迁的直接力量，但是，人们也知道，不管多尔衮和李自成存不存在，大明王朝的气数已是油尽灯枯了，多尔衮和李自成只不过是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两根稻草罢了。王朝更迭的不可违之命就这样像抓阄一样抓到了崇祯的头上，他的悲剧命运就在于他不仅无法以一身之躯来阻止社稷颠覆之势，而且历史所能给予他的时间和空间也注定他成为不了一位中兴之主。　　以崇祯的个人素质和励精图治的志气，如果生在和平时期，未尝不可以忝列于明君之侧，因为在和平的年代里，崇祯个人的性格虽然有着各种弱点，但却不会是致命的；但他显然生错了时代，在那样一个即将大厦将倾的季世，他的悲剧性格加上他的求治甚急，励精图治只会加快王朝的灭亡。崇祯事实上成了他的祖父万历和哥哥熹宗的替罪羊。尽管他比这两位亲人要英明得多，勤勉得多，但他的祖父和哥哥却可以在宫中花天酒地过一生，他虽说旰食宵衣，却免不了背上亡国者的耻辱。　　看来，在独裁和专制的铁幕体制下，如果一个君主本身性格有着各种致命的弱点，那么我们真的不希望他再去励精图治，幻想在他手里天下承平，他哪怕是作一个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昏君，也要比妄图作圣君的后果强得多。一个不理朝政的昏君大不了耗点民脂民膏，而努力想要有所作为的庸君，虽然不近女色，事事节俭，但他带来的也许是亡国之痛。　　总之，在君主一人家天下的时代里，崇祯的悲剧其实是从这种体制上就决定了的，不管他是励精图治也好还是宵衣旰食也罢，最后无论如何也是逃不脱亡命亡国的可悲下场。只不过，这一悲剧的源头并不在崇祯身上，而是应由他上溯到三百年前，当那个作过和尚的朱元璋在遥远的南京城里登基时，悲剧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它的苦果在三百年后成熟，并由这位下种的开国之君的子孙后代来品尝。　　1644年，统治276年的大明王朝结束了。本来，紫禁城的主人可能改姓李，但是，同样是农民出身的李自成，并没有朱元璋那么有治国之才，攻下北京后，他和他的部下即骄傲自大，固步自封，腐化堕落，并一再贻误战机，加之冒犯吴三桂而使他打开山海关，引清军南下，奋战17年得到的成果拱手让人，也算惨痛而有益的历史教训。　　崇祯之死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他的死，不仅仅在于一个王朝不可逆转的灭亡，更在于一个可能忽略的事实：随着清王朝的入主中原，以一种野蛮落后的孔武粗陋接管一个文明熟透同时也是腐烂的国度，科技文化的因子受到严重窒息，人文精神的嫩芽受到百般摧残，领先世界两三千年的华夏文明几乎止住了脚步，开始落后于西方。　　清末李鸿章曾有一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名言为时人之首肯，但这个变局的序幕不是在咸丰、同治之年拉开，而应早在崇祯吊死媒山的1644年。崇祯朝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破产的封建中国与涅磐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分水岭，在它之后的中国没有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迎来的却是一个既往封建王朝的拷贝件，而紧随其后的康乾盛世也不过是给我们演出了一场封建盛世的绝唱而已。　　17世纪40年代的世界，东西方先后有两位君主走向绝境——一个将脖子伸进了树枝下丝带吊环里，另一个将脖子伸进了断头台的铡刀下。而两人死后其民族的走向却是天壤之别。就是在这个年代以后，西方的崛起与东方的没落明显加快，我们看到：世界的天平开始失衡……　　对崇祯的死，包括不少史学家在内，众多的人抱有同情之心。同情什么？同情他的身世，同情他的结局。虽励精图治却无力回天，国运已经明显不行，苦苦支撑仍力不从心，正如他所说：朕非亡国之君，而事事皆亡国之象。自然，同情崇祯的背后隐藏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没落的悲叹。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光照日月的康熙大帝（1）…（图）

　　清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以他聪慧的才智和政治品格，为国家民族创建了从衰败到鼎盛的伟业，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文韬武略最突出的一位君王。康熙大帝的丰功伟绩。他一生除鳌拜、平三蕃、视察黄河、疏通漕运、任用良将、东收台湾、北定疆界、与蒙古诸王结盟、西征葛尔丹、汲取汉文化，发展民族经济，推行富国强民的政策措施，完成统一中华、振兴中华的大业。康熙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辉煌的一生。　　少年天子的雄才大略　　1661年正月初九，顺治皇帝病逝后的第三天，刚七岁零九个月的玄烨一身孝服坐在了金銮殿的宝座中，成为新一代少年天子，这就是康熙皇帝。康，即安宁；熙，即兴盛。康熙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意思。　　隆重的登基大典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此时，站在前面的文武大臣，依稀会发现小皇帝的脸上竟然有几粒稀疏的麻子。也许他们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几粒麻子，小皇帝才能够坐上今天的龙椅。　　顺治皇帝突然病逝时不到二十四岁，此前对于接班人问题他并没有太多心理准备，直到染病卧床不起时才开始认真考虑继承人选。长期以来顺治皇帝一直看好次子福全，想立为太子，而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则更倾向于立三子玄烨。双方意见相持不下，只好求助于第三者的仲裁。这个第三者，就是在宫中当差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在清宫服务多年，官至一品。他与顺治皇帝及孝庄皇太后之间长期保持着亲密关系，顺治皇帝曾尊称他为“玛法”，满语翻译过来就是“爷爷”。　　理智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很快就帮孝庄皇太后和顺治皇帝下定了决心：立皇三子玄烨为太子。理由简单而充分——玄烨已出过天花，对这种可怕的疾病有终身免疫力。　　天花，中医称“痘疮”。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它很早就已开始为害人类。直到清初，天花依然被视为不治之症，令人谈虎色变。实际上，清朝时期，天花曾多次泛滥，为害生灵。康熙早年的生活一直笼罩在痘魔的阴影下。他刚出生时，正值天花大流行，不得不由乳母抱出紫禁城，栖身西华门外的一座宅邸（雍正时改为福佑寺）中“避痘”，长期得不到父母之爱。两岁那年，他患上了天花，在乳母、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之妻孙氏悉心照料下，硬是从天花的魔掌中挣脱出来，但脸上却留下了与痘魔殊死博斗的点点痕迹。这个经历，在康熙幼小心灵中留下了不灭的烙印。正所谓因祸得福，由于康熙已出过天花，并且有幸存活下来，而且以后再也不会得天花了。于是，天花让康熙登上了金銮宝座。　　康熙是清朝第四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位皇帝，在清朝前六代皇帝中承上启下，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的大清，朝虽立而国未盛、民未安，守成和创业同等重要。上继父祖鸿业，下开后世太平，实现民众康宁、国家熙盛，是康熙帝面临的时代课题。事实证明，康熙承担起了这样艰巨的历史使命。　　如果说顺治皇帝的即位是孝庄皇后的英明决断，是人力所为的话，那么康熙皇帝的即位应该说是上天的安排，是老天爷为黎民百姓选择了一位好皇帝。　　康熙即位时，由于年龄太小，顺治便把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人接来，让他们做顾命大臣，这四个人也在顺治帝前宣誓，表示“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计私怨，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但是不久，这四位大臣就忘记了他们的誓言，摆在康熙面前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就朝廷以外的情况来说，满清入关不到二十年，人心并未归附，前明之思还在人们心中隐藏着，尤其是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之喜三藩，势力十分强大，多年来一直准备造反。台湾岛上郑成功的后代也虎视眈眈，窥视清朝的东南沿海一带，寻找时机，准备反攻。东北方有俄国军队不断骚扰边境，侵吞土地，掠夺人口财富。西边的西藏也很不安定，西北部的准噶尔部更是气焰熏天，不断向东进扰，北方还有诸蒙古部落，也伺机南下。　　朝廷内部的局势就更令人忧虑了，在四个顾命大臣当中，索尼因年纪大了病死后，遏必隆勾结鳌拜，惟鳌拜之命是从。鳌拜是“巴图鲁”（满族语勇士）出身，号称“满洲第一勇士”，性格强暴，为人武勇，极难制服。他在朝廷之上更是专横跋扈、盛气凌人，根本无一点人臣之礼。别的大臣和他意见不合，就遭到排挤打击。他欺负康熙帝年幼，对康熙视若无物，经常当众与康熙大声争论，乃至训斥康熙，直到康熙让步为止。　　另一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和鳌拜发生争执，鳌拜便怀恨在心，不久就对苏克萨哈开刀了。事情的导火线是土地问题。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光照日月的康熙大帝（2）…（图）

　　清王朝入关后，曾用强迫手段圈了农民大片土地，分给八旗贵族。顺治初年圈地时，摄政王多尔衮利用权势，将原定圈给镶黄旗的永平府一带的好地让给正白旗，而另拨河间府一带次地给镶黄旗。这件事当时曾引起一场风波，但事过20多年，旗民各安生业，旧怨也已淡忘。鳌拜掌权后，仗势扩大占地，而且旧事重提，让正白旗与镶黄旗互换土地，目的是讨好自己和遏必隆所在的镶黄旗，而打击苏克萨哈及其所在的正白旗。　　这件事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正白旗人诉告到户部。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认为不可，直隶总督朱昌祚以此举会造成数十万失业者而抗疏称其不便，保定巡抚王登联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