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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2005年第3期-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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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快死的时候，我去看他。我发现小姨也来了，还和我母亲说话，两个人淡淡地聊。后来她看见我，说你长这么大了。我没有回答她，只是点了一根烟猛抽。我心里其实挺想和她说几句话，但不知道怎么开始。我想问她的是，那两个小孩到底是驼子的，还是李师建的。但直到吃完午饭回家，我也没有开口问她。
李师江，1974年生，籍贯福建宁德。1997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2000年辞职，已出版畅销小说《比爱情更假》《他们都挺棒的》。现居北京，自由职业者。
任性的方式（随笔）
小 雨
流泪在什么时候
你最近一次流泪在什么时候？昨天。准确地说，是今天凌晨。我不记得自己为什么流泪。也许流泪只是一种抒发，好比闷了听听音乐，烦了抽一支烟，愁了喝一杯酒。或者，流泪是一种排泄，就像每天上洗手间一样，没有固定的时间，也用不着什么说得出来的理由。流泪原本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第一次流泪不知是什么时候，印象中十分清晰地知道自己因为伤心而落泪，大概在小学的时候。晚上，一个人裹在漆黑的被子里，因为白天母亲不经意的一句话伤了我的自尊，我泪流不止，又生怕睡在脚头的姐姐听见，只好让眼泪默默地流，直到鼻子严重受阻，才伸出头来用枕巾擦一把。我用的那块印着“上海”的粉红色晴纶枕巾经常是硬硬的，上面好几处地方都结了一层厚厚的壳，摸起来手感不好。当着母亲的面，我是坚强的，甚至装出一丝傲慢，母亲看不出我的伤心。
父亲则是一个细腻的人，和孩子们说话，他都会想好了再说，点到为止地提醒。父亲在意我们的感受。反而，父亲是威严的，我从小就怕他。有一件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见父亲流泪。那天是正月十五，历来是我们家之骄子的哥哥被一所名牌大学辞退不久，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全家人度过了一个沉痛的春节之后，父亲与少言寡语的哥哥关上门进行单独谈话。我贴在门后，从门缝里观察着里屋的动静，父亲说着说着抹了一把脸，我分明听到了父亲的抽泣声，那一刻我几近栽倒在地，顽强的意志促使我一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捂着泪水涟涟的脸。那一刻，我唯愿自己有一种无穷的足以改变世界的能量，赐予我亲爱的父亲，使他身心愉快，让他在亲朋面前重拾底气。事实上我什么也做不到，我四肢叉开，倒在床上，想着可怜天下父母心。那一年，我十六岁不到。那一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震撼力。
我的男朋友极其强大，是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型的硬汉。可是，当我看到他撒开手脚痛哭流涕的时候，我束手无策，一下子蒙了。那是一个醉酒之后的夜晚，他歪歪斜斜地倒在床上，前言不搭后语地念叨某次刻骨铭心的别离，说着说着便呜呜大哭。这时的他完全是个无助的孩子，大颗大颗的眼泪足以令我心碎。我将他紧紧地搂在怀里，想象着在遥远的大西北，一个背着深重感情负债的男子，挎着空瘪的行囊，踽踽踏上南行的列车。望着他痛苦的表情，我看到了一个无比真实的男人。我轻抚着他爬满泪水的脸，自己的眼泪也开始一行行溢出。哭吧，宝贝，让眼泪尽情地流吧！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就是你的亲人，我愿意分担你所有的苦难。当我第二天问及他为什么流泪，他反问我他流泪吗？我将小镜子竖在他面前，他粗略地照了照肿得老高的眼皮，什么也没有说。大概每个人的心海之底都封存着最深最痛的情感片断。
分别总是令人难忘，尤其和一个情深义重的亲人分别的时候，我不知如何表达自己。哥哥大学毕业分配在北方的海滨城市，动身离开华容县之前，父亲拿着托人在岳阳买的火车票对我说，你代表全家送送你哥吧。在县城通往市里的公共大巴上，我和哥谁也没有开口说话。一到火车站候车室，放下行李，哥就对我说，你回去吧。我没敢抬头看哥哥一眼，就乖乖地转身返回。当我走出候车室，这才回头朝哥哥那边张望，竟然正好和哥哥目送我的眼光对碰，我迅速地扭回头，滚滚热泪顺流而下。不知道从火车站到汽车站相距有多远，我顾及不了路人奇异的目光，流着泪走完这段平时乘公车都觉得遥远的路程。哥哥这一走意味着永远地离开了家乡，小小的华容县城只不过他偶尔探亲访友的驿站。我多么希望哥哥能多停留几日，我多么希望和哥哥交换心里的想法，我多么希望哥哥能带我走出县城。回家的路上，我不停地设想，要是我和哥哥也像别人家的兄弟姐妹那样，事无巨细都可以说给对方听，帮忙出出主意，那该是怎样一种生活。后来哥哥来信含蓄地提到此次感人的送别，我相信一路上哥哥同我一样难以平静。可是我就我，不是别人家的孩子，我和哥哥永远只可能采取这样的沟通方式，将对方铭记在心。
有一种眼泪，叫做喜极而泣，我不能明辨它到底是喜还是悲。当见到一个相思多年的爱人，当获得一次想望许久的回应，有一瞬间，我会乐极生悲。但我不习惯将它归类为喜和乐，而是武断地将它归类为悲和苦，因为追究到底，喜和乐的根源还是悲和苦的长时间积累和沉淀。即便那一瞬间你流泪了，过程也极其简单而短暂，你会笑着将眼泪擦干，然后从容地继续。
我的恋爱自始至终伴随着无尽的泪水。十多年过去了，没有答案，一切归零。除了面容和生理机能不断衰老，我的视力也在急剧下降。奶奶七十那年眼睛突然看不见了，在广州眼科医院，通过一次白内障手术之后，奶奶戴上眼镜，又能自如地行走。奶奶常说，她眼睛不好是因为年轻时哭多了，眼睛完全是哭瞎的。那时候她带着七八个孩子，为躲避日本鬼子，四处逃奔。那么，我的眼睛也会像奶奶一样双目失明吗？我将怎样对我的儿孙们讲呢？说是因为年轻时恋爱多了泪流多了吗？这个理由我好意思说出口吗？他们听了会不会觉得太不可思议？除了流泪，我还有很多心理和生理基因沿承奶奶，比如糟糕的皮肤、匀称的身材、敏感的内心、清高的外表……我预感有一天我也会像奶奶一样，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借助拐杖，在想象和回忆中度日。如果实在受不了了，再上手术台，那种重见天日的感觉会很不一样吗？
流泪有时候是一种需要，泪流过了，也就归于平静，可以合眼睡觉了。如果你还会流泪，表明你生动地活着，你还有丰富的情感，你还有付出的要求，你还有得到的欲望。我常常为自己毫无缘由的落泪作这般解释。可是活着意味着什么？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假如我没有亲人，只是一个孤儿，又没有什么未竟的事业，早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么死纯属个人行为，千万别费尽心机阻拦我。那些躺在病床上的植物人，遵照亲人而非自己的意愿难看地活着，既不能选择死亡，又不能选择生存，该是何等可怜可悲！
我很长时间没有嚎啕了。嚎啕大哭需要激情，需要对生的渴望，需要对死的恐惧。爱得深了，寄予深了，痛得深了，绝望深了，便想找回同样深的平衡，殊不知嚎啕大哭才是你最终能找到的平衡。去年，我最要好的朋友一夜之间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追悼会上，我忍不住嚎啕大哭。两天前还手拉手的姐妹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消失了，仿佛流星划过天际，除了瞬间的光亮，什么也没有留下，地球上的生灵们照样活蹦乱跳，尔虞我诈，朋友们依然安康，天天通过麻将缩短生到死的时间和距离。可是我和我的姐妹再也不能见面，我再也听不到她求助的呼喊。生和死只相隔两天，一天，一小时，甚至一秒。我看见她笑盈盈地从不同的方向迎面而来，她从窗口向我飞来，从门缝向我飘来，从洗手间向我走来，从电视里向我扑来……在梦里，我和她天天见面。那段时间，我时刻担心自己会突然死去。
我既不能选择生，又不敢选择死，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流着泪，等待今天过去，等待明天来临，坐观自己一天天枯萎、衰败，然后心甘情愿地认命，等待寿终正寝，宇宙轮回。
有时候看到兴高采烈手舞足蹈的人们，我总忍不住想问：你流过泪吗？你最近一次流泪在什么时候？
首都人民怎么连鲇鱼须都不知道？
地理老师曾讲过一个笑话：鲇鱼须镇上某人到北京迷了路，他跑到警察跟前问天安门方向怎么走，警察告诉他后问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从鲇鱼须来。警察问鲇鱼须在哪里？他回答说，你们首都北京人怎么连鲇鱼须都不知道？
在详细的湖南地图上可以找到鲇鱼须，它属于岳阳市华容县的一个小镇，靠近湖北，长江的支流蜿蜒伸向那里，它是孕育我的土壤。鲇鱼须呈一条带鱼状，从南头的生资仓库走到北头的粮管站不过二十分钟，它在我幼小的心灵版图里却幅员辽阔。从镇上唯一的街上走过，可以看到或悠闲或辛勤劳作的男女老少，嗑着瓜子、有说有笑、叫卖着生意、挥汗如雨、自得其乐，这些古朴而特色的景致构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清明上河图。
我了解镇上每一扇门后面的家长里短，背得出他们的姓氏，知道他们家有几个孩子，分别上几年级，大人在什么单位工作。谁家里闹出了点什么新闻，第二天全镇人都在议论，仿佛有人在高音嗽叭里广播了似的。那时候没有什么娱乐项目，玄野白（相当于北方的侃大山）成了全镇人最时兴的娱乐。母亲单位的同事经常来我家玄野白，她们玄着玄着就叫我到别处去玩，小伢儿别听大人说话。一般情况，都是他们聊到某男和某女发生不正当关系的当口。作风问题永远是她们最热门的话题。其实我早就知道，母亲单位的厂长和女质检员有一腿。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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