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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名人坊-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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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上受到排挤，因为佛门广大、慈悲，所以就出家了。前一种大部分成为高僧，后两种基本上是属于看破红尘出家的。现在基本上不存在后两种情况，都是出于自觉自愿，感受到了佛教的道理，佛教的信仰使他们能够得到身心的净化。
梦：您最初的时候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下出家的？
圣：我在出家之前和社会上其他的普通人一样，走过了一个普通人的轨迹。“文革”的时候，十年内乱之中，人际关系勾心斗角，使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社会道德滑坡。我希望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当时我看书看得比较多，看小说，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包括科技书我都看过。我当时并不想出家，而是想当一个作家或者当一个诗人。但是作诗人也好，当作家也好，他必须有一个美好的心灵，才能够塑造出一个美好的人物形象来。也就是在看书过程中，我接触到佛教，特别是看到佛教的一些哲理，而这些哲理实际上就是社会上的一种道德标准。能够按照这些哲理去做的话，人也就完美了。当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接触了佛教的道理和它的哲理，使我耳目一新，所以就出家了。
梦：您进了佛门之后，一切还好吗？
圣：这是一种心愿，是自己的一种追求，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最高的精神生活。对自己来讲，是非常妙不可言的。
梦：您最大的受益是什么？
圣：最大的就是知道了作为一个出家的僧人，应该讲慈悲。慈悲实际上就是我们佛教的实质精神，有了慈悲，才能去帮助别人，才能分析自己。我最大的受益就是自己的胸怀。出家以后，就感到慈悲清净，自己的心愿能够保持纯洁。
梦：尘世间还有没有什么事值得您留恋的？
圣：出家是一种选择和心愿。我们出家不像旧社会的人是因为生活无助才出家，而是一种理性上的认识，对佛教的道理和哲理我自己能够遵守，也能够接受，所以才出家。一旦到佛教来出家，有一个前提就是“万缘方消”。所以到寺庙里来以后，就基本上没有留恋了，“万缘方消”才能出家。
梦：您今天已经是方丈了，作为方丈在寺庙里的职责是什么？
圣：作为佛教来讲，我们有自己的行为准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责任。方丈的职责就是“领众熏修”，对内领导僧人，对外代表寺庙。方丈并不代表位置高，而是表佛的。作为方丈来讲，在寺庙里要最能吃苦，要最能够讲修持，最能纠正自己的道德修养，必须做僧人的榜样。
梦：现在的社会进步快，科技发达，这一切对佛教有没有什么影响？
圣：社会进步，佛教也会有自己的发展机遇。对于佛教来讲，除了它的修行准则以外，佛教的信仰是人生的真理。既然是真理，它首先不但有哲理性，也带有哲学和超哲学。现在社会上的一些进步的因素在佛教的教理里是有反映的。社会的进步并不会使佛教受到冲击，恰恰是通过社会的进步，通过科学的发展，才进一步证明了佛教的正确性。佛教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时代更新。
梦：刚才我们在外面看到很多的善男信女，他们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来这里膜拜。他们在求什么？佛教能够给他们什么？
圣：我们讲精神生活。这就是精神啊！科学发达了，社会也进步了，物质也丰富了，但是人们的精神生活不是物质生活，也不是科学进步所能代替的。人有七情六欲，这个七情六欲如果不控制的话，如果随心所欲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物质再丰富，文化再发达，那也会搞得混乱不堪。要使自己的七情六欲得到控制，得到调节，使自己时时刻刻在思想方面保持健康，就要靠宗教的作用。到寺庙里来，在菩萨面前还个愿，拜一拜，看到寺庙里慈悲的佛像，自己心里就放下来了。寺庙是一种精神安慰。
梦：南普陀寺全年受捐的款项有上千万，怎样真正运用好这笔钱，让它能够真正地造福社会？
圣：收入增加了，很多人会以为寺庙也会有商业行为。实际上寺庙不存在商业行为，而是慈善行为。有了收入，有了一定的钱，一方面要施行自养——僧人要修行，要生活，起码的起居安排需要钱。同时僧人要把自己的一切向社会进行奉献。有了这些钱以后，寺庙僧人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省下来的钱，我们把它投入到慈善事业里，用这些钱捐助灾区，捐助失学儿童，捐助孤寡老人。１９９８年我们国家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我们南普陀带头捐款捐物。去年我们捐助灾区建了１０所学校，价值三四百万元。
梦：作为方丈，您事务性的工作非常多，还要参加一些非常重要的会议，同时您还在湖南的一些寺庙兼方丈。您很少有时间静下来修行，这是您想要过的生活吗？
圣：忙碌本身就是为寺庙作奉献，也是一种修行。佛教陪福，就是陪上自己的福抱，就是保证自己身心的锻炼。通过这些事务能使自己更加成熟，修行更加圆满，这本身也是一种修行。
梦：您有没有烦恼的时候？
圣：有，因为还没有成佛。成佛是我们最高的追求，但是作为菩萨、罗汉来讲，还有烦恼，何况我连罗汉、菩萨都还没成。还未成佛的时候，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某些要求还没有达到。因为没有达到这些要求，没有达到追求，事情没有完成，就会感到心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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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当历经磨难的中国刚刚从“文革”的阴霾中走出不久，备受摧残的佛门刚刚开启了一条门缝，一批年轻的求道者便迫不及待拥了进来。他们希望在佛门里找到人生的觉与悟。这其中有一位叫盛清辉的湖南青年，他在九华山仁德大和尚门下出家，师父为他取法号圣辉。
圣辉法师１９８１年在江西受具足戒，１９８２年考入中国佛教的最高学府——中国佛学院。在学校里，圣辉法师持戒精严，学业优异，对佛法世法都有独到见解。在学僧中出类拔萃的圣辉法师因品学兼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委员。１９８６年，圣辉法师本科毕业后被保送本校研究生班深造。圣辉法师不仅在佛学与修行上为佛学院师生称道，而且非同一般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使他在攻读研究生学业的同时就被中国佛学院聘请担任本科班的任课教师和班主任。当时刚得以恢复的中国佛教，百废待兴，举步维艰。圣辉法师为了切实了解佛教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便利用学院的寒暑假自费到全国重点寺院作实地考察。回到学校后，他经过认真思考，给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赵朴初居士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的基本思想是：“文革”浩劫结束十余年，中国佛教逐步落实政策并恢复生机，僧团人数也以较快速度增加。但是，僧团总体素质却亟待提高，寺院管理人才更是缺乏。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把力量用在刀刃上。为解燃眉之急，圣辉法师向赵朴老建议“抓两头，放中间”。即在抓僧才队伍建设的过程中，集中力量抓好中国佛学院（龙头）与寺院执事人员培训（基础）这两头，中级佛学院放给有条件的省市重点寺院去办。
赵朴老认为圣辉法师的建议很好，同时积极支持圣辉法师到复办伊始的九华山佛学院主持工作并探索佛教教育的新出路。圣辉法师来到九华山佛学院后开始抓戒律仪规、抓师资建设、抓学僧管理；还在佛学院开展升国旗、奏国歌活动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１９９１年，圣辉法师奉赵朴初会长之命回到了中国佛学院，先后担任教务长和副院长之职，负责学院整顿工作。仅两年时间，中国佛学院的面貌便焕然一新。１９９３年，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圣辉法师以刚刚４０岁出头的年纪，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最年轻的副会长。
第二部分只缘身在此山中──梅可恩
编导手记
一位美国外交官在广州工作和生活，并且收养了一个中国小孩。对中国养子的父子情，对中国人民及文化的真挚友情和喜爱，朴实无华的感情，真挚自然。工作很忙，但他每天都要亲自送小孩上幼儿园及照顾小孩起居。他说：“当我第一天送儿子上学时，儿子很高兴，而我却很担心……”因为，他担忧孩子会遇到意外的不愉快的事。外交官这段发自内心而又简短的话，既道出了他作为养父的责任感，又道出了这位外交官的爱心和中国缘。他特意把中国小孩的名字“虞春峰”制作成金属字，贴在家门口，为的是要让孩子永远记住自己的中国名字和这段背景，所以他不管住到哪里，都把孩子的中文名字贴在他的门上。
他满怀深情地说：“广州是个充满能量的城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城市的活力。这里充满了能量，人们忙个不停，每个人都很快乐，生活越来越好，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在广州很让人兴奋。”这些话很客观，同时又富有真情。
“在中国，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到底中国是什么样子？当你在这里住久了，你会发现去了解中国并不是越来越容易，而是越来越难。因为有许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了解。所以我希望中国朋友能够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中国。”
这时，我突然想起一句古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梅可恩先生，中美人民会记住你的名字！
访谈
梦：作为领事，你去了这么多的国家，那么你的工作主要是什么？
梅：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首先，我是美国驻中国大使，是一个区域性的代表，我们在这里（广州）有３０位同仁，他们的工作是批准去美国的签证，帮助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企业及美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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