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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名人坊-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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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但是人还是有感情的啊。
廖：特别是我的女儿说了一句，她说：“妈妈，要是黄叔叔老在我们家里该有多好啊。”曾经有这么一段时间和这么一个人生活在一起，他给过我短暂的快乐，但是我忘不了悲鸿。我屋子里挂着像油画那么大的悲鸿的画像，挂在我的客厅里，我家里面一切都没有改变，和悲鸿在的时候一模一样。到处都是悲鸿的痕迹，我心里想的还是悲鸿。我觉得他和悲鸿完全不一样，的确是像悲鸿讲的那样，爱是不能替代的。
梦：现在５０多年过去了，您一个人生活了这么久，你会不会感到孤独？
廖：悲鸿去世已经这么多年了，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度着我的晚年。孩子们都长大了，都有自己的家了，都离开我了。有时候我越来越觉得孤独了啊，越来越想念悲鸿了。那种孤独的想念是很痛苦的，也可以说是很残酷的。
梦：每年的清明节您去扫墓的时候会不会和他说说话呢？
廖：我觉得悲鸿在等我。每次我到他墓前的时候，好像能透过大理石看见他的面容，还是那么清楚。
梦：如果时间倒流，回到６０年前，那个时候您站在考场门外，这个时候给您两种选择，第一个是走进考场认识徐悲鸿先生，然后过着大悲大喜的一生；第二个选择就是不进考场，不认识徐悲鸿先生，过着平平淡淡，安稳的一生，您会做哪一种选择？
廖：我还是要选择徐悲鸿。我并不信教，但是我还是希望有来生。
梦：为什么？
廖：为什么？因为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希望再嫁给徐悲鸿。我现在最盼望什么呢？就是中国人说的“地下黄泉”，所有的人死了以后都要在那里相见。我希望我死了以后，可以和悲鸿在“地下黄泉”相见。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想再看见他。再看见他的时候，我会靠在他的胸脯上，向他诉说我这几十年来是怎么度过的，是怎么样想念他的。我要把我的痛苦都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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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秋天，在八达岭水关长城脚下，“中华文化名人雕塑纪念园落成典礼”隆重举行，茅盾、叶圣陶、夏衍、田汉、徐悲鸿、曹禺和冰心、吴文藻夫妇的巨型雕塑与他们的亲属相逢。中华名人雕塑纪念园坐落在居庸关北层峦叠嶂、山水相济的八达岭水关长城西南侧的北京长城华人怀思堂内，园址所在地宛若安然静卧的骆驼，北依长城，头东尾西。
廖静文女士看到丈夫徐悲鸿的雕塑默默无语，山风有着彻骨的寒冷，已是８０岁的廖静文女士却怎么也不愿离去，当她终于不得不走时，仍一步一回头，在风中与丈夫告别。她说：“我以后会经常来看悲鸿。”１９５３年，徐悲鸿与廖静文生活了１０个年头之后撒手人寰，但廖静文说，分别的日子越久对他的思念越强烈，如何排遣思念？在一旁的秘书连忙说，工作，只有工作。这位８０岁的老人现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她和青壮年人几乎一样，每天工作大约８个小时。
廖静文现在有一保姆为伴，住在北京西山附近。已经８０多岁高龄的她每天早上７点多起床，然后到纪念馆上班。她说，自己平时没有什么娱乐，因为听力不太好，所以不能看电视和听音乐，有时看看书报。
如今，廖静文和徐悲鸿的一双儿女也已经年过半百，儿子在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任校长，女儿在大学任教授。他们时常会来看她。她说，现在她最大的快乐就是和孩子们在一起。
“家国恩情剪不断，是非真伪寸心知。”廖静文说，人生是复杂的，不可能让所有人了解你，但怎样做人自己明白。
第二部分名垂星汉──王绶倌
编导手记
当今的天文学界用中国著名人士名字命名天体有４种类型。一是用６位古代和现代天文学家的名字命名月球背面环形山，他们是石申、甘德、张衡、祖冲之、万户、高平子；二是水星上的环形山，目前已知大约有１５位古代和现代文艺家的名字被用来命名，如文学家李白、白居易、曹雪芹、鲁迅、王蒙，书画家董源、赵孟兆页，女文学家李清照、蔡文姬等；三是用３３位古今科学家和其他知名人士的名字命名小行星。四是两位彗星发现者用他们自已的名字命名自己发现的一颗彗星，即葛（永良）－汪（琦）彗星。
命名最早都是用神话中的人物命名，如１８０１年意大利天文学家发现的第一颗小行星命名为“谷神星”。后逐渐改用国家、地区等地名或古代与当代著名的科学家、文艺家、实业家等各界知名人士和发现者的名字命名。用知名人士的名字命名天体，是一项难得的国际性永久荣誉。在地球上５０多亿人口中，包括数以千万计的名人中，只有极少数人能获得这种千载难逢的际遇。到目前为止，获得小行星命名的有３３位中国人，王绶倌就是其中之一。
毕业于福建马尾海军学校和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王绶倌，后来成了一名天文学家。这个原本打算以海为家的人，最终将目光投向了更加辽阔浩淼的宇宙。架设在密云水库旁边的天线射电干涉仪等重要射电天文观测设备，正是王绶倌院士几十年呕心沥血建造的遨游宇宙之“船”。这个鹤发童颜的老人有一个梦想，就是乘着这条船，在浩瀚的宇宙当中寻找其他星球上可能存在的生命。这是一个浪漫而富有想像力的梦想。就是这样的一个梦想，使这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有着孩子般的纯真。
访谈
梦：您在北京居住了多年，对福州还有印象吗？
王：我７岁的时候就离开了福州，１３岁的时候又回到福州马尾，在马尾海事学校上学。那是１９３６年，全国招考，我们同学有一百多人，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现在这个学校没有了，那是一所很老的学校，前身是水师学堂。所以我对福州最早的印象不是很深，但对福州人的感情还是很深的，我母亲、我爱人都是福州人。
梦：您母亲从小对您的影响很大吗？
王：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４０岁了，我对她感情很深，但却不是很了解她。她在旧时代的女性当中是很特别的，她的文化修养全是自学的。我的外祖母当时在福州是很有名的医生，这是在清朝的时候。我母亲的中医术也是自学的，也会帮人开开药方子什么的。母亲对我用的是老式的教育方式，我从小念私塾，背了很多书，这对我后来的记忆力很有帮助。我母亲当时的认识就是读书就是上进。我父亲去世比较早，孤儿寡母的，她非常希望我能读好书，能上进，所以那时我每天读书都读得很晚，每天的功课都背，第二天早上要考。我小学就念英语，母亲不会英语，她就自己去学。但是她没有学很多，就只学会了英语拼音，所以她就考我背单词，这个对我后来也蛮有用的。
梦：是什么使您对天文有了兴趣？
王：在我进学校之后，大概十四五岁吧，就开始接受比较全面的教育，数学、物理、天文、航海，我对自然科学兴趣比较大。天文学的教室就在天上，一个孩子瞅一瞅就看到了，好奇心也就更强一点。那时候老师也很不错，天文方面的知识也很全面。
梦：您１３岁的时候到福州马尾学习造船知识，是什么原因让您后来离开这个领域，往天文领域发展呢？
王：我学造船也是很偶然的。我进的是海军学校，是学习海战指挥。后来我眼睛近视了，当时有个说法，说航海的人眼睛得好。其实大家都用望远镜，眼睛好坏都差不多，但是近视得太厉害了大概不行。所以那时候我就不能学航海了，就转到造船专业。虽然在这之前没想到要学造船，但我也很有兴趣，也学了很多年。毕业之后我到重庆实习，当时重庆有一个民生公司，造的是在长江上行驶的船，不是军舰。后来就有一个到英国去深造的机会。
梦：天文学领域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王：吸引我的当然是宇宙。相当多的科学家对自然界的再发现的现象和再发现的规律等，都有探索的愿望。天文是很吸引人的，它小到生命所依托的地方，比如说星星、地球，太阳系里头有没有其他生命迹象……大到整个宇宙是怎么产生的。对喜欢自然科学的人来说，这些问题都很有吸引力。科学在不断进步，人的兴趣也不断增强。比如我研究恒星，如果在星系这些方面有了新的进展，我当然也是感兴趣的。如果在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创造性的想法，能够去追求，那兴趣就更大了。在不断的发展当中会有许多新的天象出现。我自己比较多的时间里还是在研究恒星。宇宙当中这种星系多得不得了，如果能抽出这当中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样板，就会发现它的秘密。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也是很吸引人的问题。
梦：您当时回国的时候，国内天文学领域的研究环境和条件肯定没有国外好，您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王：当时我们国家正在科学兴国，有很多机会让你发挥。
梦：天文学方面的研究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当时在国内能给您提供这些条件吗？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王：当时国内刚解放，经济很困难。中国科学院天文方面有研究任务，就调我去参加这个任务。当时一是很多人一齐搞，有勇气；二是科学的基础都是触类旁通的。当时的党政领导也不顾一切地支持我们，有非常多的人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想做一些事情来报效祖国。知识分子当时讲的是“科学救国”，这是口号，怎么救呢？谁都不知道。后来我明白了，就是要有一个组织，要有一个导向。我们这些人各自有自己的专业的，总要有人把方向弄清楚，然后再慢慢推动起来。那个时候推动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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