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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鲁迅活着-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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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鲁迅敢于斗争、“锲而不舍”的韧性战斗精神。鲁迅对中国社会的弊端，对中国的封建制度、封建主义的精神文明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处境所造成的所谓国民性的愚弱，看得非常透彻。这种“看透”，并没有使他悲观，而是激励他进行韧性的战斗。他认识到，要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文化落后、深受长期封建买办思想荼毒的国度，建设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思想文化，是很艰难的。他强调要振兴中华，就必须启迪人民的自觉，重视改造愚弱的“国民性”，重视“民族病态”的揭发与疗救，“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而“治这麻木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在十年内乱之后，我们要把四化建设搞好，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更加需要发扬这种“锲而不舍”的韧性战斗精神，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夺取更加辉煌的胜利。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鲁迅“对敌狠、对己和”的原则精神。面临着凶残的敌人和狡猾的对手，鲁迅横眉冷对，英勇无畏，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对一切危害革命事业的事物，深恶痛绝，毫不妥协地同它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他对各种错误思潮，不论是“左”的或者右的思潮，都敢于旗帜鲜明地进行批判，对同志和战友的缺点错误，他也坚持原则，不留情面。他的批评往往很尖锐，但又是诚恳地、与人为善地进行思想交锋。他批评别人，却不忘记、或往往更多地认真解剖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他的爱憎分明、大公无私、襟怀坦白、谦虚谨慎的高尚品德和情操，他的善于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的立场和态度，在今天更加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在思想战线上，我们面临着许多新的严重的任务。我们要进一步端正和整顿党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进一步纠正社会上各种不良风气。当前，特别要进一步克服领导部门的软弱涣散状态，深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各种错误思想倾向不能姑息，不能迁就。那种害怕和不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观点和作法，是完全不能姑息，不能迁就。那种害怕和不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观点和作法，是完全错误的。在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都需要学习鲁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原则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各种错误思想倾向进行批评以至必要的斗争，同时又要注意解决不同矛盾的方法，真正使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当前，我们特别要继承和发扬鲁迅坚信党的路线、拥护党的领导、忠实地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的共产主义精神。鲁迅一生追求真理，永不停顿，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列。鲁迅虽然没有能参加党的队伍，但是当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十分艰难的时候，他就高瞻远瞩、满怀豪情地预见“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将自己的命运同党联系在一起。他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呕心沥血，冲锋陷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建设繁荣富强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主义强国的漫长征途中，我们需要发扬光大鲁迅的这种精神。对那种摆脱党的领导、摆脱社会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要加以严重的注意，进行坚决的斗争。我国各族人民、广大青年和广大文艺工作者，都应该以鲁迅为光辉榜样，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万众一心，群策群力，攀登新的高峰。
鲁迅精神是祖国的瑰宝，是民族文化遗产中最珍贵的部分。深入地研究和继承鲁迅的思想遗产，把它变成我们全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是发展民族文化的迫切需要。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之际，研究鲁迅的全国学术讨论会正在首都举行，这次学术讨论会是良好的开端，必将推动鲁迅研究事业向更广阔更深入的方面发展。我们期待新时期的鲁迅研究领域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让学习鲁迅、研究鲁迅在全民族中蔚然成风，让鲁迅精神永放光芒！
（载《人民日报》1981年9月25日）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45节 鲁迅和文化人的命运（1）
李普
［编者按］：本文摘自作者2002年8月所作《评北京大学那最无光的一页——读季羡林〈牛棚杂忆〉书后》，发表于《炎黄春秋》2002年10月号。标题与小标题均系编者所加。
什么叫做“识大体”？
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承和发展了过去歧视知识分子（文化人）的传统。试看从1949年批判民主个人主义开始，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从此年复一年，批判不停、运动不断，直到“文化大革命”。每次批判、每个运动，都以文化人为对象，所有的大教授、大学者几乎无一幸免。1957年反右派运动打了五十五万多人为右派分子，为全国五百五十万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在这种“大气压”之下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化人”即统战对象）自己的表现如何，恐怕也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像某位大作家、大学者那样自卑自贱，而要想得到人们尊敬和不被人们鄙视，我想很难很难；看来他自己也并不在乎这一点，这叫做人各有志吧。
当然，问题主要和首先在于那个“大气压”。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到上海。在一次聚会中，毛的老友翻译家罗稷南问道：要是今天鲁迅还在，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个情节，大影星黄宗英已加以证实。那是在夏天，当时她也在场，同在一桌，亲见亲闻。毛泽东这样直言无隐，真率坦荡，毫不掩饰顾忌，果然不愧为一世之雄。他何以要说这句话？可不可以说，他这话是有意给人们指一条明路，那就是：如果不想进监牢，只要“不做声”也行，关键在于“识大体”！“识大体”的学问大矣哉！可惜有些大学者、大教授、大知识分子空有满肚子的学问，偏偏“识”不得这个“大体”！不过，邓拓、田家英、傅雷、老舍那几位自裁了的非常可敬的人物，以及那位不知所终的著名政论家储安平，他们永远不做声了，算不算得“识大体”？……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从另一角度说，我国还有一些卓越人物，顾准、陈寅恪、马寅初、梁漱溟等等文化人，算不算得“识大体”？这两种人都非常了不起，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令人肃然起敬。可惜这样眼明如镜、志坚似铁的人物不多。可见“识大体”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过去，还严重地存在，说起来实在叫人痛心！
本来，我们中华民族同别的民族一样，也看重文化知识、尊重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同样也尊敬老师、尊敬老人。这些，被普遍肯定是传统的美德。1949年解放之前家家厅堂上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那种封建的迷信的东西，解放以后当然要扫除掉。可惜替代的东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连带着把敬爱父母、尊敬老师也一起扫掉了。还有那个“士农工商”的排列，“士”居四民之首，等级的味道很浓，是个很大的缺点；但是也还含有尊重知识的意思。不料知识分子文化人在新社会成了“臭老九”，等级的味道更浓了；知识呢，不仅变得毫无价值，而且成了“原罪”。说到等级观念，一个国家存在着“人民”与“国民”之别，等级观念的泛滥便是必然之事。何况我们的政权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军队里必须等级森严。流风所及，官位高低越来越重要，“师道尊严”越来越被人们淡忘，当然毫不足怪。所以，何谓“大体”，何谓“识大体”？这个问题很不简单。
“关在牢里”还能写什么？
关于“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这件事很值得注意，很值得加以探讨。
“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任何“革命组织”都可以设立公堂和监狱（就是班房），这也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创造，也是由来已久，斑斑可考。任何一所学校或者任何一个部门的“造反派”普遍地、为所欲为地私设公堂、监狱，可以任意捕人、打人、骂人，可以任意侵犯他人（特别是文化人）的一切自由、一切权利和尊严，这些看起来也是“创新”、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事物。其实不然。早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间，任何“单位”可以随时这样做，那时叫做“隔离审查”。试问这两者之间（所谓“挨整就是坐班房”），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文化大革命”中只不过范围更广、声势更大、更公开而无所隐晦，如此而已。再说得稍微远一点，“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那些基本动作，1943年延安“审干运动”、1952年的“三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早已做过了！ 还可以上溯到那个世纪20年代湖南的农民运动。那篇著名的雄文中的“语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念得最多，而且是句句照办的。
这些事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从来无视人权。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以他特有的那种无所顾忌、调侃而又简明的风格把这种情况一语道破，他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中国没有的是这种法制与人权，那么有的是什么？我们有的是专制主义，是个人崇拜。这至少是中国封建传统的重要内容。
斯大林的盖子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以后，毛泽东非常正确地指出，斯大林这样的问题，在西方英美那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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