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鲁迅活着-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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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肌Ｊ艿蕉琳吖惴汗刈ⅲ�是在情理之中。　　　　
　　　　该书最后一篇《再说几句》有这样一段叙述：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书中这段节外生笔的叙述，尤其引人注目，一段时间曾在媒体上被炒得沸沸扬扬。　　　　
　　　　好在作者坦诚，此事不是他亲耳听罗稷南相告，而是罗先生在90年代去世前夕，“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　　　　
　　　　。作者是1996年应邀参加巴人（王任叔）研讨会时，听“这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告诉”的。于是，“再三疑虑，是不是应该写下来，心里没有把握，因为既有此一说，姑且把它写下来请读者判断吧”。周海婴显然没有把此说作为定论，“请读者判断”的宣示，也值得称道。不过，作出正确的判断，一要有过硬的史料依据，一要有合理的逻辑。　　　　
　　　　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有人指称发现有确凿的史料，来印证《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说的这件事。为了弄个明白，不妨沿书中所提供的线索，来看看罗稷南有没有可能在1957年反右时当面向毛泽东提出“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话题。　　　　
　　　　罗稷南不可能以毛泽东的“同乡”和“湖南老友”身份参加座谈　　　　
　　　　按《鲁迅与我七十年》的叙述，罗稷南正是有了同毛泽东“同乡”且为“湖南老友”的身份，才有机会参加毛泽东1957年在上海邀约的聊天，才可能“直率”地当面“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　　　　
　　　　关于罗稷南的情况，书中说是作者母亲许广平的“老朋友”：　　　　
　　　　他思想进步，崇敬鲁迅，生前长期埋头翻译俄国高尔基的作品，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接触高尔基的主要文学著作，几乎都是读他的译著。抗战时期，他们夫妻住在浦石路，距离我家霞飞坊很近，母亲经常带着我在晚饭后溜达到他们家，静静地聊些时政传闻、日寇溃败的小道消息。罗稷南先生长得高大魁梧，脾气耿直，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声音低沉，若不用心不易听懂。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受聘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直至退休。九十年代罗老去世，我因定居北京，没能前赴告别。　　　　
　　　　据此线索，笔者着意查询了有关罗先生的资料，没有看到有专门记述其生平的出版物，只是在一些辞典名录里列有其名，其中包括：《中国民主党派人物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人名大辞典·当代人物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新中国文学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　　　　
　　　　这些名录辞典，虽记述简略，但可明确的是，罗稷南原名陈小航，生于1898年，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到云南、黑龙江、吉林等省中学任国文教员。其身份大体如《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说，主要以文学翻译名世，译作有苏联作家高尔基的《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笔者还查到其1938年出版的版本）、爱伦堡的《暴风雨》以及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双城记》。此外，《中国民主党派人物录》还称其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　　　　
　　　　但这些名录辞典的另一些记载，便与《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说相左了。罗稷南不是湖南人，而是云南顺宁（今风庆）人。他去世的时间也不是90年代，而是1971年8月。此外，在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室编辑的《上海社会科学界人名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里，也没有查到罗稷南的名字。该书按学校、院、系、所、室详细编排，收录范围是“1988年8月前的上海各高校、科研单位等已经获得副高级以上学术职称的人员”。如果罗稷南在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直至退休”，是不应该漏掉他的。　　　　
　　　　为慎重起见，笔者在网上查了一下，看看有没有“罗稷南”其他相关消息。点击之后，出来30多个条目，几乎都是报道或评说《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述罗稷南谈1957年在上海同毛泽东那段对话内容。但有两条涉及云南，一是《昆明市盘龙区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目录中有一篇雷溅波写的《忆陈小航（罗稷南）老师》，一是说艾思奇在读中学时，担任校刊《滇潮》的编委，并在上面发表文章，受到进步教师楚图南、陈小航（罗稷南）的关注与称赞。这两条说的无疑都是罗稷南1923年大学毕业后回到云南当中学教师的经历。　　　　
　　　　笔者对这个查询结果感到吃惊：罗稷南和毛泽东不是“同乡”，自然也谈不上是“湖南老友”了。　　　　
　　　　或有人问：这位云南籍的罗稷南，和《鲁迅与我七十年》说的那个毛泽东的“同乡”，并且操“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的罗稷南，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从云南籍的罗稷南的履历来看，应该是同一个人。他曾在国民革命军中当过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和师部秘书，这大概是北伐时期。后来在国民政府十九路军指挥部做秘书，1933年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时，参加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闽西善后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据说，还曾到江西同红军谈判联合反蒋事宜。此后，便到上海从事文化活动，从1936年起有译作出版，1937年后做过几年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　　　　
　　　　一般谈中国民主促进会的起源，总是要说到1945年9月和10月先后在上海创办的两个政治性刊物，一个是唐彛�、柯灵主编的《周报》，一个是郑振铎、蒋天佐等创办的《民主》周刊，而罗稷南便参与了后者的创办并成为该刊的编辑。在这两个刊物周围，聚集了大批当时上海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周建人、许广平，他们为这两家刊物撰稿，时常聚谈时政。经过酝酿，1945年12月，由马叙伦，王绍鏊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许广平、罗稷南均参与其间。　　　　
　　　　这个云南籍的罗稷南，显然就是《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的“母亲（许广平——引注）的老朋友罗稷南”，“母亲经常带着我在晚饭后溜达到他们家”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新中国成立后，这个罗稷南也确实长期在上海工作，且担任过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还是上海市多届人大代表，属上海文化界有名人士则是确切无疑的。　　　　
　　　　当然，不能因为罗稷南不是毛泽东的“同乡”和“湖南老友”，就可以推断他和毛泽东没有密切交往。　　　　
　　　　从罗稷南的经历来估算，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和毛泽东有可能在三种场合见过面。一是青年毛泽东两次到北京，那时，罗稷南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毛泽东和北大师生的交往是人们知道的。二是1924年到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先后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工作，而罗稷南在南方政府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和第三军做过文职人员。三是1933年底福建事变时罗稷南曾到过江西同红军淡判联合反蒋之事，那时毛泽东在江西中央苏区。　　　　
　　　　不过，笔者目前尚未见到叙述罗稷南同毛泽东交往的史料。即使如《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说，罗先生是90年代去世的，那么，生于1898年的罗先生应该是90多岁了。而毛泽东也已去世近三十年。这期间，同毛泽东有过交往的人，特别是能称得上“老友”的知识分子，大多写了或口述了相关的回忆文章，知道情况的人也或对其进行采访。但有关回忆毛泽东的文章和著述，确未见叙罗先生者。这大概有待于进一步查找或知情者提供信息了。　　　　
　　　　由此可以确认：云南籍的罗稷南不可能以“同乡”和“湖南老友”身份参加毛泽东1957年在上海同周谷城等人的座谈。如果真的在罗稷南和毛泽东之间存在着一个“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在他去世的1971年，正值“文革”，缺少后来才可能出现的对1957年反右斗争进行反思的气氛，罗先生是否能在那个特殊年代冒着遗祸亲属的风险，把“秘密”说给自己的学生，也是值得思量体味的。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9节　“鲁迅活着会怎样”？（2）

　　　　毛泽东1957年在上海召集座谈会的情况　　　　
　　　　“一九五七年”，“正值‘反右’”，“上海”，毛泽东请周谷城、罗稷南“几位老乡聊聊”、“座谈”，这是《鲁迅与我七十年》提供的毛泽东在“秘密对话”中评说鲁迅那段话的时间、地点、人物和场合。　　　　
　　　　据笔者接触到的史料文献记载，毛泽东在1957年曾三次去过上海。第一次是3月20日在南京党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后乘飞机到上海，当天晚上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友谊电影院召开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并发表讲话，第二天便去了杭州。第二次是7月6日从杭州到上海，住到13日，然后去山东，在青岛召开会议。第三次是9月17日下午从杭州到上海，19日晚，毛泽东即已在北京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宴请来华访问的印度副总统纳达克里希南。　　　　
　　　　毛泽东后两次在上海，确实“正值‘反右’”。如果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