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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3-国民党下台内幕-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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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蒋氏父子执政时期，尽管国民党与黑社会势力仍保持密切关系，但黑道只是被利用的工具，被控制在可容许的范围之内，不能公开合作，也决不会让其介入政治活动，更不会让其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一部分。但到李登辉时代，黑道势力公然漂白坐大，纷纷进入权力机构，国民党政权与黑道结盟的黑金政治逐渐形成。
第十部分：与黑道结盟黑道漂白大观（2）
台湾黑道入主政坛形成一套黑道漂白模式，即“先当兄弟，再当议员”。这些道上兄弟通常采取的办法就是：运用地方势力帮助国民党进行选举，以维持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国民党则提名协助选举有“功”的黑道兄弟竞选民意代表，于是一大批有黑道背景的人纷纷进入政坛。
黑道漂白的过程或步骤一般是，不少黑道先以参选村里长为基础，进而参选乡镇市民代表，并角逐代表会主席、副主席；下一步便是争取参选县市议员；目标更大者便是争取当选省议员与中央级民意代表。通过层层漂白，政坛黑道势力越来越大，终于形成“黑道治国”的局面。
在地方基层选举中，黑道漂白当选者比例甚高。在１９９４年基层村里长、乡镇市民代表选举中，黑道人物当选的比例相当高。据台湾《自由时报》（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８日）记者保守估计，这次地方选举，有黑道背景的当选者至少超过150人，其中以台中县与台南市黑道当选率最高，几乎为百分之百，就是说只要黑道出面参选，一定当选。黑道当选人数以彰化县最多，上届更高达７０多人，本届仍有５０人。据台湾《新新闻周刊》报道，20世纪90年代末高雄市现任地方民意代表中，有黑道背景的包括张姓（属七贤帮）、蔡姓（属西北帮）、洪姓（属联宏帮）、许姓（属新兴市场帮）及曾姓、吴姓、陈姓和林姓等多人。
一些通过黑道漂白的政治人物在台湾政坛呼风唤雨，典型者如前屏东县议会议长郑太吉、前高雄县议会议长吴鹤松、台中县前议会议长颜清标、高雄市现议会副议长蔡松雄与“立法委员”罗福助、陈明文等。其中，郑太吉的漂白过程及与国民党的相互支持、利用最为典型。
郑太吉曾出面帮助走向衰落中的国民党进行政治选举，并因成绩显著，受到国民党上层的重视与栽培。在１９９２年嘉义县县长选举中，民进党派出前嘉义县县长苏贞昌竞选连任，国民党则提名颇有争议甚至涉嫌贪污的伍泽元参选。国民党与民进党两方人马竞争十分激烈，实力不相上下，甚至在政见会上发生多次暴力冲突与殴打。国民党已连丢数县市的执政权，希望这次能从民进党手中夺回失去的嘉义县执政权，为此不惜一切代价，采取各种方法来打这次县长选举战。在嘉南地方有实力的黑道势力就成为国民党拉拢的对象，身兼黑白两道的郑太吉在国民党的“号召”下，成为伍泽元选举的战将，大力辅选，伍泽元终于打败苏贞昌，当上嘉义县县长。郑太吉因辅选有功，被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名竞选嘉义县议会议长，在国民党籍议员的支持下顺利当选，成为一个有实力的政治人物。随后，郑太吉正式加入国民党。１９９４年，他顺利连任县议员，并再次当选县议会议长。可是这位黑道漂白的兄弟本性不改，到处动枪，终于因公开杀人案而入狱。这一事件，对国民党造成极大的伤害。
为何黑道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选举进入政坛？一位前省议员表示，台湾地方上的政治环境特殊，黑道漂白并不难，在大选区通常只要四五千张选票就可以当上县市议员，小选区2000多张选票就可当选。而正、副议长选举在只有数十人的议员中选举，更易当选。只要有钱，进行买票贿选，更容易当选。这正是黑道最大的本钱。在台湾买票、贿选盛行的选举文化下，黑道人物就可以用金钱打开通往政坛的道路。加上李登辉为巩固自己政权的需要，对黑道的纵容与利用，进一步加快了黑道步入政坛的步伐。
黑道漂白进入政坛，并不意味着“金盆洗手”，是要为民服务，保护人民的权益。恰恰相反，大部分黑道人士进入政坛，是希望通过民意代表这一特殊的身份，取得“护身符”，尤其是县级以上议员有刑事免责权，可为自己谋求更大、更多的利益。县市议会议员与正、副议长，更是黑道积极争夺的目标。县市议会议长在地方权力不小，在地方上举足轻重，还可钳制行政首长。许多地方利益通过议会少数掌权者的运作或与地方行政首长的共同合作，可获得种种经济利益。
许多政治人物为了在激烈的选举中取胜，利用黑道势力，打击对手，造成选举活动中黑道势力猖獗与泛滥。这与国民党在选举中提名黑道人物直接参与选举有所不同，主要是利用黑道势力在选举过程中保驾护航、买票、监票或以武力威胁对手等。有学者指出，黑道在选举中的角色“不外是候选人随身保镖，或坐镇竞选总部，或担任因选举引发纠纷的鲁仲连角色，或从事布桩买票的桩脚。”
“松联帮”兄弟参加“四海帮”老大葬礼黑道势力称霸一方，掌握一定的选举票源，为不少候选人所看重，便利用黑道势力为自己辅选。除了聘请黑道大哥当保镖外，就是让黑道兄弟负责拉票与监票。一般黑道大哥手下有不少兄弟，通过这些兄弟可以拉到不少选票。同时为了保证花钱买的票能够投给自己，而不发生“跑票”，就需要黑道兄弟扮演“监票”的角色。
有些候选人利用黑道大哥以种种手段进行威胁恐吓，给竞选对手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如在１９９６年“总统”选举时，退出国民党的郝柏村和林洋港合作参选，便受到来自黑道势力的威胁。１９９５年１２月，郝柏村与国民党非主流重要人物接获一份黑道机密资料，有人以每人２５万美元的高价收买日本黑道，准备赴台暗杀国民党非主流元老。这显然是竞争对手李登辉支持者运作的结果，绝非黑道兄弟的自觉行为。
由于黑道人物的介入，每到各种选举前后，与选举有关的各种暴力事件就不断发生。如在１９８２年底乡（镇）市长及县市议员选举中，全省发生重大流血暴力事件有云林、彰化、桃园等６个县市。在１９９０年“立法委员”与县市长选举中，暴力流血事件蔓延了台中市、云林县等１５个县市，占台湾２３个县市的６５％。在选举期间，发生候选人或助选人员被杀害、纵火、殴打、绑架、恐吓、勒索等暴力事件十分普遍。以１９８２年的台湾乡镇市长（第九届）及１９８６年乡镇市民代表（第十二届）为例，全省乡镇市长、代表会主席、副主席及代表，遭杀害、杀伤、殴伤、恐吓、勒索、挟持等案件高达５１起。上述乡镇市长及代表会代表等任内，涉及打伤助选员、贿选、枪械使用、勒索、伤害、开设赌场、妨碍公务等案件，以致被收押或判处徒刑的案件，高达１４７起。在１９８９年“立法委员”选举期间，发生选举暴力事件４５件，遍布１４个县市。在这些暴力事件中，共有４位候选人或助选人被杀害；２位候选人遭绑架；１１位候选人遭电话或刀枪恐吓；有５位候选人被殴打、住房被破坏；有６件相关的纵火案与勒索案。可以说每到选举，岛内便是血腥风云，枪声不断，暴力事件频传。
第十部分：与黑道结盟黑道漂白大观（3）
黑道介入选举，一般而言，视其黑道帮派性质而略有差异。台湾黑道有社会型黑道、经济型黑道与政治型黑道之分。社会型黑道是以勒索、恐吓、威胁等索取金钱为主要目的，常以流窜型黑道分子或本地黑道与外地黑道结合进行，是选举血腥暴力的主要来源，给候选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经济型黑道多从事非法与合法的事业，介入助选则是以威胁、强迫等方式进行买票、盯票与护票，对选举结果影响甚大，与黑道及派系无关的中产阶级精英很难在这类选举中获胜，而有实力的黑道分子或黑道支持的人物则常常当选。政治型黑道是台湾黑道发展的高级形态，是由社会型、经济型黑道发展而来，这些黑道兄弟不是具有刑事前科或犯罪记录，便是曾被地方警察局列管的黑道分子。政治型黑道多半是本地黑社会出身，他们介入政治的途径就是通过参与选举进入地方政坛。
政治人物为获得黑道势力的支持，需要经常与黑道大哥往来，以建立关系。在台湾，只要有黑道大哥被杀或去世，其葬礼之隆重，前来祭奠的高官之多，不亚于任何一个重要政治人物的葬礼。如前几年彰化县一位黑道大哥因黑吃黑被人开枪打死，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竟是国民党的前“立法委员”，副主任委员是院长级的高层人士，参加葬礼的更是高官商贾云集。在１９９６年初又一位黑道大哥的葬礼上，台湾三大党均有要员参加。
政治人物何以不怕社会舆论谴责而敢于公开参加黑道人物的隆重葬礼？道理很简单，黑道大哥是地方一股政治社会势力，对选票有重要影响，许多政治人物就是靠这些大哥的支持当选的，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若不在葬礼中有所表现，这些政治人物在下次选举中就别想得到他们的支持。参加黑道大哥的葬礼，不过是政治人物经营、建立基层势力的一种必要手段而已。其实不仅在黑道大哥的葬礼中，而且在与黑道人物相关的红白喜事中，均会有政治人物的光临或送礼。在许多不同场合的宴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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