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最近-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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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定居点后，他先看到一个妇女带着几个孩子……他让他们回屋里，锁上门，告诉他们自己不愿杀妇女儿童，”三太太说，“后来这名妇女在以色列电视节目中讲述了这段经历。”易卜拉欣是在放学后去的，没跟家里人说。

　　大太太得知儿子牺牲，散发糖果庆贺。父亲在学校里大谈此事，没有在别人面前掉一滴眼泪。三太太说：“我们也悲伤，但更多是高兴，因为易卜拉欣进了天堂。”

　　10岁的努哈说，愿意追随烈士去天堂，天堂里的房子比人间的大许多。

　　我告辞离开后，没走出几步，努哈追上来说，她喜欢我，希望我也能同她一起上天堂。

　　2002年12月23日　

　　有同事集邮戳，拿一张已经在耶路撒冷盖好戳的明信片去加沙邮局。邮局办公室的贾马尔犹豫着说，上头有规定，已经盖了以色列邮戳的不给盖巴勒斯坦图章。我问：“能看看这条规定吗？”“口头规定，”贾马尔说的时候不正眼看我，我猜那不是真的。

　　本以为以色列会拒绝在有巴勒斯坦邮戳的明信片上盖章，没想到正好相反。带着加沙邮戳的明信片在耶路撒冷没有遭到白眼。


贾马尔的话，令我触到弱势方的伤口。

　　2002年12月31日

　　应邀到巴勒斯坦基督徒拉纳家作客。客厅里醒目地摆着一棵圣诞树，彩灯一闪一闪，格外喜气。一名叫法迪的客人说，虽然自己是穆斯林，他也在家里摆了一棵：“我不在意它的　
　
　
宗教意义，只要代表‘喜庆’，我都接受。”

　　差一刻钟到午夜零点。外面突然传来惊天动地的汽车喇叭声。法迪手舞足蹈地说：“现在出去，你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加沙。”

　　车子出来，街上空空荡荡，一个人影都没有。法迪说，别急，他马上就找到“疯狂的人群”。果然，拐了几个弯之后，在加沙市“无名战士”广场，我们找到了。

　　所有的汽车都打开窗户，所有的司机都在按喇叭，红、绿、黑、白四色的巴勒斯坦国旗从所有的车窗里飞出。没有车的人聚拢在“花园”栏杆里，朝过往车辆挥舞旗帜。法迪忽然拿出“秘密武器”：“看，我们车里也有国旗！”

　　忽然，一颗绿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噼里啪啦地抖出三、四颗红色小“信号弹”。“烟花！”法迪说。这是烟花？在国内见惯了“盛大”烟花表演的我不禁置疑。但是人群沸腾了，欢呼、尖叫。旁边一辆敞篷车顶，几个10多岁的女孩拍手跺脚，相互拥抱。12点了。“新年快乐”我向窗外的陌生人喊。

　　广场尽头，火光熊熊。一群巴勒斯坦人燃起篝火，转着圈子跳舞。十几岁的女孩、白头发的老人，有人西装革履，有人一袭传统长袍；还有手持冲锋枪的蒙面人。大家围着篝火拍手、舞蹈。“不怕以军认为你们生事吗？”长期处于封锁、监控下的加沙，风吹草动都会招来以军侦察机。“新年，他们也放假！”一个跳舞的人边打拍子边回答我。

　　忽然想起，元旦是公历，也就是基督教历法；根据穆斯林的伊斯兰历，“新年”可不是这一天开始。“这就象我家里的圣诞树一样，只要是可以欢庆的，我们都要，”法迪说。

　　回到拉纳家，晚饭已经摆在桌上。她家的食物没有太多禁忌，基督徒、穆斯林，还有我这样的“百无禁忌”各取所需。一位客人端起酒杯说，“2003年啦，我们的‘阿克萨起义’进入新的一年！”其他客人纷纷给他白眼：“别提这个好不好？”另一个客人说，他倒是希望新年里流血冲突会结束。“冲突爆发前，我们天天象过节，”他说。

　

　　2003年2月24日　

　　踏着坦克履带的痕迹去加沙地带北部比特·哈农镇采访。一个巴勒斯坦老太太80岁了，还戴着出嫁时的“第那尔”头饰。问她什么时候出嫁的，答曰“不记得”，因为“已经80岁”。

　　她紧紧攥住我的手腕去她家拍照。明知不会有太多东西可拍，为了表示尊重，我还是由她牵着。老太太连声夸我“勇敢”，只身一人来到这里。她话音未落，我惊叫出声，一步跳开地上蹿过只老鼠。

　　离开时，孩子们不断拍打我的车窗。正不胜其烦，其中一个递给我当地产的桔子，其他孩子不甘示弱，停止拍车，纷纷摘桔子给我。

　　2003年3月2日

　　街上见到有人策马扬鞭，便停车招呼。那小孩倒也合作，许我飞身而上。于是，他牵马来我挥鞭，绕着加沙最热闹的“无名烈士广场”游行一周。正是节日，广场上男男女女，挤挤挨挨，不下上千人。见我骑高头大马，翩翩而来，无不欢呼挥手，推旁边的人“快看，中国人！”。顿时，我有了“选美皇后乘玫瑰花车游行”的感觉。不过，拍照的小孩手艺太差，照片上的我象个示众囚犯。

　　晚上，参加CNN摄像师塔拉拉女儿的生日晚会。没有任何男子的晚会（塔拉拉都必须退场），十五、六岁的女中学生们疯狂地唱歌跳舞，还突然戴上美国恐怖片《惊声尖叫》里的骷髅面具彼此打闹。她们约好了，星期四晚上还要包下“海风”餐厅，关起门来跳舞。

　　深夜，以色列坦克驶入加沙地带中部百里基难民营，打死8名巴勒斯坦人。

　　2003年3月7日

　　警察哈桑的弟弟被以色列士兵打死了。楼下另一个警察约我去他家吊唁。哈桑瘦了好几圈，眼睛里全是血丝。妈妈哭得昏天黑地。

　　第二天阿拉法特就要提名阿巴斯当总理，问哈桑的妈妈怎么想？她说，阿巴斯不好，怎么能呼吁巴勒斯坦人停止抵抗呢，谁给我儿子报仇啊？

　　凌晨三时，清真寺里高声念颂《古兰经》的声音，伴海涛阵阵。

　　2003年3月18日

　　随着巴勒斯坦卫生部宣布所有医疗机构进入紧急状态，巴勒斯坦人“从容应对”伊拉克局势的景象告一段落。我没有下楼，想象加沙应该还是那样，听天由命的样子。没想到，电话里阿马德说：“什么？平静？”街上出现抢购潮。

　　18日这一天，伊拉克战争一触即发的前夕，中东数国遭遇大风天气，黄沙漫天，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我的车上全是泥巴。下午4时，加沙街道上已经看不到行人，偶尔有一辆汽车飞快驶过是因为大风，还是越来越近的战争风暴？

　　巴勒斯坦人都担心以色列总理沙龙乘机攻打加沙。警察哈桑却不担心，他说：“我们进天堂，沙龙进加沙。”

　　2003年4月1日　

　　进到一家店铺，蓝灰色眼珠的老太太戴着蓝灰色头巾。她收集了所有巴勒斯坦城市的妇女服饰。不同巴勒斯坦城市，妇女传统服饰的图案、颜色各不相同。比如加沙是黑底红花，越往北颜色越浅，拉姆安拉是白底红花。过去，只要看一眼妇女穿的是什么，就能知道她从哪里来。

“不为做生意，只为了证明这些城市是我们的，不是以色列的！”老太太说。

　　她用笔在纸上勾勒出一副地图：“为什么犹太人要占领巴勒斯坦？为什么他们不在非洲建国？因为巴勒斯坦在世界地图的心脏位置……”

　　她的店铺里有伊拉克国旗、萨达姆画像。还有浓浓的阿拉伯风情：矮矮的兽皮沙发，高　
　
　
高的水烟壶。

　　2003年4月12日　

　　安装上网线路的工程师哈立德指着中央4台女播音员，认真地说：“她一定武艺高强，因为她的头发短得象男人！”

　　2003年5月21日　

　　黑暗，羽毛般飘落。加沙又停电了。

　　邻居说，象今年这样三四天停一次电，算好的了。

　　在约旦河西岸采访了几天，今天回加沙。推开房门，恶臭扑鼻：三天前停电了，发电机没跟上，冰箱里淌出黑水。特拉维夫买来的肉食，一直舍不得吃，这下全完了。

　　2003年6月17日　

　　看门人艾斯阿德闯进来说：“还笑呢，我真怕你一个人死掉！”不由分说，抡起锤子，砸开我的大理石地板，找出水管漏洞。“这是带电的！”原来我的水管漏水，从13层一直流到艾斯阿德坐的一楼，我自己却浑然不觉。

　　艾斯阿德的手被划破了两处，他扒开伤口用嘴吹。我给他“邦迪”止血胶布，他拒绝。理由是明天早上还清洗全楼住户的汽车，胶布会掉的。

　　艾斯阿德还用胖胖的大手帮我清理油腻的灶台，用小针仔细疏通一个个火眼。送他一袋咖啡以示谢意，他高兴得两眼放光，但是做了个“嘘”的动作：“不要告诉别人啊……”

　　2003年6月22日

　　下午4时多，我从加沙一家出租车公司要了车，去位于北部的埃雷兹检查站。在加沙这个“闷罐子”里持续工作一个月后，我只想快快去以色列吸一口新鲜空气。

　　我驾驶的吉普车悬挂巴勒斯坦牌照，不能越过检查站到以色列境内。所以，每次都开车去检查站，在巴勒斯坦这边的停车场泊车，然后徒步走进检查站接受检查，通过后打一辆以色列牌照的出租车继续上路。

　　停车场里总有肤色黝黑的穆罕默德，吉普一响，他就从看守小屋里跑出来，向我挥舞发票，“3个谢克尔！3个谢克尔（1个谢克尔约合2元人民币）！”他穿格子图案长袍，跑起来一颠一颠，有点滑稽。在失业率达到75％的加沙地带，停车费提成是穆罕默德唯一的生活来源。停车场趴满了也就100多辆车，一旦以色列加紧封锁，只有三五辆车光顾这里。

　　但是这几天，听说穆罕默德不见了，停车场围墙，连同看守小屋全部被铲平。原来是以军防止有人利用围墙作掩护，袭击埃雷兹检查站，所以“荡平一切”。

　　没法儿把吉普停在无遮无拦的停车场，我只好叫了出租车。司机的名字很有意思“阿拉法特”。我开玩笑地向他敬礼，“主席好！”他戴着墨镜，也没掩住开心笑容。阿拉法特说，这是一个古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