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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上帝最近-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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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原本见面就说笑的使馆房东哈马德红着眼圈，显然哭了很久。听人说，他的两个妹妹昨天到市场买衣服，双双遭遇空袭丧生。“她们只是去买孩子的衣服……”哈马德说。
6月10日兰提西遇袭现场，我的鞋子染上了红色的血迹和黑色的汽车焦油。11日，换了双白鞋，没想到又染上同样的颜色。
有人说，记者是冲突的“受益者”，新闻造就记者。但是2003年6月11日晚上，我眼前晃动的是小穆罕默德哭泣的脸、愤怒的拳头和焦黑的尸体。只要低头看看鞋子的颜色，我无法不祈祷，一切就此结束。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我的胃里还是一阵翻江倒海。5岁的巴勒斯坦儿童阿曼·法利斯躺在冰柜里，冰柜显得太大。眼睛没有完全闭上，剩两个灰白的空洞。细细的黄头发耷拉在脑袋上。
“把裹尸布解开些！”忙着寻找拍摄角度的法新社摄影记者萨比拉冲医护人员喊了一嗓子。医生掀开白布一角，5岁巴勒斯坦男孩法利斯的上半身露出来。皮包骨，浑身血迹斑斑。
又是一通闪光灯狂闪。
美联、法新、路透……各路摄影记者一个都没少。围在又瘦又小法利斯尸体旁边，全是照相机镜头，一次次快门的瞬间闭合，仿佛吸干法利斯体内最后的血液。
从太平间出来，一名西方记者斜靠在外面的栏杆上，抱怨巴以冲突的照片越来越难拍，“没什么新东西”。我小心翼翼地听着，法利斯是我在加沙见到的第一具尸体，第一次死亡。
2002年8月15日以军坦克开进罕尤尼斯，法利斯在自家门口被打死。巴方官员说， 以色列坦克“无故开火”。以色列军方说，有人向坦克开枪，坦克还击，并不知道有巴勒斯坦孩子被打死。这一切已经不再重要，法利斯躺在冰柜里。
按照惯例，葬礼于上午11点举行，顺序如下：游行，抬尸体至死者家，游行，在清真寺为死者祷告，游行，去墓地。
医生们用巴勒斯坦国旗裹住法利斯小小的身体，放到担架上。几千名罕尤尼斯居民挤在外面准备参加葬礼。代表巴勒斯坦各派别的旗帜绿的、黑的、黄的飘扬其间。
“啪啪啪”三声枪响，游行开始。一辆卡车头前开路，抬着法利斯的担架紧随其后，其他人一路急走。卡车载着大喇叭，是一个流动广播站。人群沸腾起来，呼喊声、枪声、喇叭声，尘土飞扬。
“血债血还！”“真主最伟大！”大喇叭领头呼喊。整条大街的人齐声回应。喊声间隙传来阵阵枪声。我和其他摄影记者挤在广播车里，返身拍车后的担架。一路颠簸，不知道是谁在背后一路撑腰，我才没倒下去。
大喇叭震得我五脏六肺快要爆裂，心口很堵，不知为何想哭，却又哭不出来。
车在法利斯家门口减速，大家“噌噌噌”翻身跳车，奔向死者家里。男摄影记者们这时候全无绅士风度，一溜烟地冲进房子抢占地形。怀抱200毫米长镜头，我根本腾不出手来扒车。下面的小孩喊叫“把相机给我！”这时候只能相信别人了。把相机交给他们，我也来了个“鹞子翻身”，结果嘴唇重重地磕在卡车边缘，一下子厚起来。
总算下来了。看热闹的小孩给我一阵掌声。
拔腿向法利斯家跑去。担架被放到水泥地上。房间大约10平方米，没有任何装修。法利斯的母亲俯身吻别儿子，泪水淌满法利斯冰冷的脸。邻居们挤在走廊里，争着向记者描述法利斯被杀经过。
根本看不见法利斯的脸，全是记者脑袋。几分钟后，人潮又向外涌，第二轮游行开始。
“为耶路撒冷而死！”五六杆枪同时对空鸣放。从来没这么近听过枪声，我不禁一缩脑袋。“中国女人害怕了！”旁边的小孩一阵嚷嚷，有的冲我做鬼脸，有的蹲马步作开枪状，只为吸引我拍照。同伴的葬礼，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次赶集。
街边观望的人被裹进游行队伍，队伍越来越庞大。阳台里伸出拳头。
“法利斯是烈士！”“烈士光荣！”一个儿童举着法利斯的画像冲镜头呼喊。另一个孩子一把抢过画像，“照我，照我！”那是一张侧面像，法利斯仰头望向远方，一脸阳光灿烂，两眼炯炯有神。画像背景是鲜花和位于耶路撒冷的金顶清真寺。
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一手扛枪，一手抱一枚铁皮做的导弹模型，大步流星。
绕清真寺一周后，人们鱼贯而入。担架停在清真寺黑白格的墙下。人们将在这里为法利斯做长达一小时的祷告。三个年轻人爬到清真寺高耸的宣礼塔上，打出巴勒斯坦旗帜，迎风招展。
一年以后。2003年8月31日，同样是罕尤尼斯，同一家医院门口，同样漂亮的小孩，同样悲痛欲绝的亲人。那是一名9岁巴勒斯坦女孩的葬礼，她死在开学前一天。正当我大发感慨时，同行的巴勒斯坦记者萨比拉说，这算什么，有次他去罕尤尼斯以南的拉法难民营拍摄葬礼，开始前同一帮小孩聊天，突然以色列士兵的一发子弹击中面前正在跟他说话的那个孩子。当天下午，萨比拉又参加了那孩子的葬礼。
战争中总有无辜的人，否则，我们还要人道主义干什么？
——沃尔·索因卡（ 尼日利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我从未看到过好的前线照片，所有好的战争照片，都是在离前线稍后一点的地方，在那里才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
史蒂尔·帕金森（马格南摄影师）
2004年2月7日早晨9时。11岁的巴勒斯坦男孩塔里克·苏希穿着校服浅蓝色长袖衬衣和深蓝色长裤，背上书包朝位于加沙市中心的学校走去。
2004年2月7日早晨9时。50岁的巴勒斯坦工人穆罕默德·阿里·苏莱曼·瓦迪刚刚领了上个月在以色列打工的工资，共计1000多谢克尔（相当于人民币2000元左右），步行回家。
2004年2月7日早晨9时。我刚刚倒上一杯咖啡，轰鸣声自头顶来。调小电视机音量，侧耳再听，果然是F－16战斗机。明天才是星期天，以色列空军飞行训练的日子。
喝下一口咖啡，阿马德打来电话：“团结大街，一辆汽车被炸。”
9时刚过的几秒钟内，一枚导弹落在加沙街头。
确认消息并发出快讯之后，我开车去现场。汽车收音机里说，有个“小孩”在轰炸中受伤，我立即决定调转车头，先去医院。
熄灭吉普车时，收音机里说“小孩伤势严重，正在抢救中……” 闯红灯，闯急救室。一个有些面熟的巴勒斯坦记者居然拦着我问没有闪光灯，相机该调什么模式，急死人。
15岁的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坐在病床边，肚子和胸口插着管子。他两眼朝天，医生在做记录。是那“小孩”吗？“不，”医生一指，“那里，那里还有一个，但是不让进去……”
拔腿闯进急救室。
右边床上，一个男子脱得只剩蓝色内裤，不住呻吟，大腿间血迹斑斑。
左边是那“小孩”。闭着眼，很安静。大夫用白纱布条捆扎小孩的手腕。我狂按快门。突然，医生愤怒地过来推搡我和一个巴勒斯坦记者。另一个医生拿过一个红玫瑰图案、塑料封皮的本子放在小孩胸口。后面两个医生扯开白床单，盖上。
死了！死了！相机取景器背后的我方才反应过来。眼前这个小孩刚刚死了！
医生把怒气发泄在我和那个记者身上，用力将我们推出门去。在门边，我一回头，看见手术台下一大团殷红的纱布。
经过阿卜杜拉身边时，我又给他拍了几张。突然觉得自己很残忍，好像在撕扯人家的伤口，赶紧走掉。
一个警察模样的人把我拉过去，递上一张纸，说死去的那个小孩叫塔里克·苏希，14岁（后来证实是11岁）。今天以色列空袭的目标是一名杰哈德官员。
回办公室传送照片。“半岛”电视台正回顾在加沙遇难的几个外国人：被以色列推土机碾过去的和平示威者理查尔、英国记者汤姆……片头一行字：“When killing is easy（当杀戮变得容易）……”
几个小时后，“小孩”苏希的葬礼就要举行。我直接钻到他家。一个正在布置灵堂的孩子说自己是苏希的亲戚，引我去找女眷。死者男性家属在外面张罗，女眷们在里屋坐成一圈。一个女人扬了扬手绢，指向角落里一个看起来刚刚30的妇女说，那是苏希的妈妈。妈妈一身黑衣，脸色惨白。我问可不可以看看苏希生前的房间，她们说家里就一间屋子。门框上钉着一只小布熊，那是苏希的玩具。问带我进来的孩子作何感受，他说：“不知道”。
标志葬礼开始的枪声响起。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孩摇摇摆摆进入女眷们的房间，听见枪声，吓得一抖。从阳台栏杆望出去，盛着苏希的担架正往楼里进。
门口一阵喧哗，女人们开始放声哭。妈妈昏厥过去，有人在旁边扇扇子，一个男眷愤怒地把贴过去照相的记者们哄出去。
苏希的尸体和妈妈只呆了几分钟。
所有的记者都离开了。爆炸现场、医院、葬礼的照片，全有了，还等什么呢，收工。北京编辑部也来过几次电话，催我回办公室发杰哈德官员遇袭的消息。可是，我心里偏偏放不下这个死在眼前的孩子，跟去了为他做最后祷告的清真寺。
清真寺门口，送葬车队里飘着法塔赫的黄旗和杰哈德的黑旗。年轻人举着枪，并不介意拍照。孩子们一见相机，还是笑。
从车里取出头巾戴上，男人们还是不让我进入清真寺男祷告区。很久，有人出来传话，谢赫（清真寺里宣讲《古兰经》的人，可以被视为一寺之长）同意中国女记者进去拍照。刚一迈步，几个男人叫嚷起来：“成何体统！”
这时杰哈德汽车上绑的大喇叭响：“阿齐兹牺牲了！阿齐兹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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