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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上帝最近-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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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酒，米纳善解人意地邀我和同事品尝。他变戏法般从柜台下面掏出各色样品，嘴里飞快地用阿拉伯腔英语报着酒名和年份，“干红，半干红，甜酒，威士忌红酒，干白……”
转眼功夫，大约2两酒分量的小酒盅，我已经灌下去6、7杯。米纳也忒实诚，杯杯满斟。渐渐，我发现自己的话多了，脚底发飘。
“这么好的酒，为什么不到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去卖呢？”虽然不懂酒，喝在嘴里的感觉真是舒坦。“这酒不Koshe……你不是犹太教徒吧？”米纳突然紧张起来。
“我不是，我哪样都不是，但我想买瓶酒送给犹太朋友……”“他戴Kippa（犹太小圆帽）吗？”米纳往自己头上比划了一下。“平时不戴……”“那就没事，”米纳眨了眨眼睛。
“那为什么不Koshe一下呢，就可以到其它地方卖了，”Koshe指在犹太教拉比监督下制成的食品，符合犹太教规定。犹太教徒不能食用没有“Koshe”字样的食品。
“因为交不起钱，”米纳低声说，“请拉比来监督，其实就是念经啦，每个月要交5000谢克尔（相当于一万人民币）……其实他念不念经，酒还是一样的酒……”说着，他又把我刚刚喝空的杯子加满。
丹尼特只告诉我这里有卖自制的醋和橄榄油，没提这么好的酒。
结帐时，米纳说那瓶最好的干红白送给我。我从头摸到脚，还是从汽车后备箱翻出一个2004年京剧脸谱挂历回赠。那12张怪脸，够他看一年的。
握方向盘的手发颤，踩油门的脚发软。问同事们放不放心我开车？耶路撒冷分社高路从后座上扔过来一句：“没选择，大家都喝了嘛。”
从土路拐上高速，我们继续寻访“巴以和平绿洲”。我开始联想，那些高帽道袍的修道士们，品完美酒，是不是也打破“寂静”，步履踉跄地高歌几句？巴以这个地方，神性、人性，还有“没人性”，都在一起了。（完）
终于来到久闻其名的Neve Shalom（意为“和平绿洲”）。读过的报道都说，这个座落在以色列一号公路旁、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是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和平共处的典范。
事先没有同村里的“公共关系处”打招呼，不能享受导游陪同待遇，却也多了随意观赏的自由。“和平绿洲”的居民见过太多记者，不设防。
“爱之光照耀每个找到这个地方的人……”小学入口有一块这样的圆形石碑，前面是一道彩虹桥。门卫说，里面大约有200名学生，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各一半。
孩子们在上课，录音机里朗读英语的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走廊里贴着一些画片，我看到了隔离墙、铁丝网背后哭泣的巴勒斯坦妇女、巴勒斯坦难民还有传统巴勒斯坦服饰，另一侧墙上贴着一条横幅，两颗以色列国徽“大卫星”。
拍照还是需要得到允许，我们来到校长办公室。校长法耶兹·门苏尔是阿拉伯基督徒。据说还有一名犹太校长，我没碰上。同这里大多数阿拉伯居民一样，门苏尔是“48年阿拉伯人”，也就是说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攻占了他们的居住地，今天他们已经成为拥有以色列国籍的阿拉伯人。他们不称自己为“巴勒斯坦人”，有别于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先是站着局促地聊了几句，后来我把英语频道换成了阿拉伯语，门苏尔高兴地把我们请进办公室坐下。
“我在东耶路撒冷以及其它一些以色列城市也看到过犹太人、阿拉伯人共同生活的景象，为什么Neve Shalom这么特别呢？”
“在你说的那些地方，我们的确共同生活，但内心并不见得相通；说实话，阿拉伯人在那些地方是‘二等公民’，我们虽然是以色列公民，却不能享受同犹太人相同的权力；你看，以色列是个犹太国家、民主国家，但以色列国旗根本没有反映阿拉伯人的存在；Neve Shalom是一个模式，一个理念，希望双方能够在情感上真正相通。”
“请问你们怎么教宗教课和历史课呢？”
“我们分班教，这里的阿拉伯学生大多是穆斯林，专门有给他们上的伊斯兰教课；犹太学生也有他们专门的宗教课；但你不要忘记，这只是个小学，宗教不会讲太深。”
“据我所知，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经书中有些记载是不同的，您如何给学生讲解呢？”
“告诉他们，我们的宗教的确不一样；至于节日，阿犹节日我们都放假，星期六（犹太人安息日）我们经常组织学生在一起聚餐、游乐，让它变成拉近阿拉伯学生、犹太学生距离的一天。”
“那么历史呢，怎么讲解中东战争？”
“我们毫不隐讳地谈论战争，但更向学生们强调人们为战争付出的代价。”
“目前的巴以冲突呢？”
“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处于犹太人‘占领’之下，我们是被占领的；小学生无法理解太多东西，但我们也有时政课，我们强调一点反对暴力。”
“我注意到村里只有小学，孩子们要到其它地方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犹太学生将来还要参军，您认为社会最终会改变他们‘阿犹共处’的理念吗？”
“你说的是事实，但是我相信童年时接受的教育会对一个人产生重大影响；对于这里的犹太学生来说，无论将来如何，他已经对阿拉伯人有所了解。”
一个阿拉伯女孩两次进来报告，校长跟她过去，我们的谈话不得不中止。
信步走进一间教室，孩子们正在上英文课。黑板报上有显然出自儿童之手的以色列国旗、巴勒斯坦国旗，还有一面巴以各占一半的国旗。孩子们看见我的相机蠢蠢欲动，怕影响老师讲课，赶紧退出去。
隔壁教室显然活跃得多。一只麻雀比我更早飞进去，引得孩子们大呼小叫。从长相上看，我判定这里的学生大部分为阿拉伯人，阿拉伯语板书证实了这一点。同样是阿拉伯基督徒的数学老师亚斯敏说，这里只有一个犹太学生。伸手一指黑板下方、独自坐着的达罗姆。
6岁的达罗姆原先在犹太人班级，由于上课时唱歌，被暂时罚到阿拉伯班。
“阿拉伯和犹太学生经常在一起上课，” 亚斯敏说，“但犹太学生的阿拉伯语普遍不太好，阿拉伯学生的希伯莱语却很好。”这是因为在以色列使用希伯莱语的机会更多。
达罗姆一个人在黑板下写自己的希伯莱语作业。“简单的阿拉伯语题目他会做，稍难些的就不行了，” 亚斯敏翻着讲义向我解释。她所说的“简单”，就是指光有数字，没有文字说明的题目。
达罗姆一脸郁闷。亚斯敏说，那是在跟他的犹太教师生气。正说着，犹太女老师进来跟亚斯敏说话，达罗姆恨恨地瞥了她一眼。
课间休息。阿拉伯孩子们抓起我的相机就摆弄，立即遭到亚斯敏驱赶。正如加沙的阿拉伯孩子一样，他们对陌生人有种掏心掏肺、不依不饶的好奇。一会儿，我的头发、衣服、相机上就爬满了小手，当然，他们比贾巴利亚难民营的孩子文明多了。
给达罗姆照相，却总有阿拉伯孩子挡住镜头，喊着“给我照，给我照！”
亚斯敏用阿拉伯语逗达罗姆说话。达罗姆懂简单的阿语问题，什么“你叫什么”“爸爸是谁妈妈是谁”之类，但他一律用希伯莱语回答。
达罗姆几乎不理我。被阿拉伯同学包围之后，他抹去吃了一嘴的面包屑和果酱，奔出教室。
男生们趴在教室外的地上拍纸牌。一群女孩在另一个教室里唧唧喳喳。
从长相上，我无法分辨她们每一个人的身份。她们不象加沙或者西岸巴勒斯坦城市的女
生，长裤外面罩着宽大的裙子，丝巾包头。Neve Shalom的绝大部分女生，穿窄窄小小的T恤、牛仔，有些还烫了头发。
女孩们利用课间休息，吃起便当。课桌上有个红色笔袋，上面竟用黑笔画了三颗“大卫星”。“这是什么意思？”心里一惊，我用英语问笔袋主人。她着急得不知用什么语言跟我说，突然做了个大拇指冲下的手势。
“啊为什么？”我立即换上阿拉伯语。“我恨犹太人！”她如释重负地用阿拉伯语回答。“你们都恨犹太人吗？”一个女孩拨开其他人过来，笑嘻嘻说，“我妈是犹太人，我爸爸是阿拉伯人，我不恨犹太人，她们恨！”
我突然不知说什么好。教育的力量似乎瞬间可以被推翻。
“这个班里有犹太人吗？”“有！”笔袋的主人麦纳尔Manar把我拉到门口，指着玩纸牌的男生们说，“这个，这个，还有那个……都是犹太人。”根据她的指点，我发现基本上是犹太学生跟犹太学生扎堆。“你恨他们吗？”“不，他们是我的朋友，但除他们以外的犹太人，我都恨！”她响亮地说。（完）
造访“和平绿洲”后的两天，接到以色列圣经博物馆负责人亚胡达·卡帕兰Yehuda Kaplan的电话，邀我第二天参加博物馆举办的“Abraham and Ibrahim”（“亚伯拉罕与伊伯拉罕”，实际上中文翻译都应该是“亚伯拉罕”）活动。
“Abraham”和“Ibrahim”是希伯莱语、阿拉伯语对“亚伯拉罕”的不同发音。根据《圣经旧约》和《古兰经》记载，亚伯拉罕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的祖先。犹太人是小儿子
，亚伯拉罕同发妻生的；阿拉伯人是长子，亚伯拉罕跟婢女生的。
“Abraham and Ibrahim”这个活动的名字一望便知，旨在寻找共同点。今天博物馆特别请来了孩子们的家长，一同谈心。亚胡达说，“如果家长不参与进来，孩子在这里受的点滴教育，一回家就全变了。”
家长们的交流从生涩开始。阿拉伯家庭清一色由母亲出席。由于是星期五，父亲们都到清真寺礼拜去了。阿拉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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