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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上帝最近-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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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远处一个小广场上，孩子们高高地荡起秋千。地上等候的，手里提着真枪一般大的玩具枪，看见我们便喊“中国人，中国人”，然后手指竖成“V”字，要求照相。同行的巴勒斯坦通讯社记者比拉拉说，其实这很危险，以色列士兵进来的时候，万一看见谁手里拿这种玩具枪，分不清真假的。
广场石墙上贴满在冲突中死亡的“巴勒斯坦烈士”画像。其中有个圆脸中年妇女，比拉拉说，以色列军队闯进来时，这个妇女把窗子打开一条缝，看坦克是不是已经到楼下，结果被以色列狙击手一枪撂倒。
“上来！”比拉拉执意要我们爬上广场旁边的一个小山坡，那里有一堆房屋废墟，一片碎石瓦砾。“30多户一夜之间无家可归，”比拉拉说。墙上有个直径一米多的洞。那是炮弹穿过留下的。
石阶、拱门，幽静光滑的街道，起伏层叠。
若不是其中飘动的影子是巴勒斯坦人，你一定以为这是耶路撒冷老城。纳布卢斯老城区建筑物的外墙同样由米黄色的“耶路撒冷石”砌成，
除了人影，不同的还有〃看，这是以军炸坏的墙壁……”比拉拉不时点指。不同的，还有墙壁上贴满烈士像。2003年12月，以色列军队在纳布卢斯发起大规模搜捕行动。有报道说，为了避免街道上可能有的地雷，以色列士兵从一户人家到另一户人家的途径不是大门，而是破墙而入。
“纳布卢斯有许多文化遗迹，可惜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比拉拉既骄傲，又惋惜地带领我们参观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土耳其浴室。“这是浴室，”他指着脚下青草间几个深6、7米的洞。顶棚已经没了，里面全是垃圾，“原来有拱顶的，”比拉拉说。
还有一座仍在使用中的土耳其浴室。路边，一个男子在烧火。原来是为了放到浴室的炉膛里，保持室内温度。一进去，即刻温暖。顶上一束光下来，照到悬在半空中的一根木雕蛇。蛇下面是个小池子，沿岸一圈水烟斗。一个男人斜躺在长而宽大的条凳上，身后是红垫子。门边，更衣箱上垂着大钥匙、阿拉伯数字编号。
2003年6月29日，初上隔离墙，跟随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工作的加拿大籍志愿者安。
金发碧眼的安驾驶租来的吉普车，却放上特别标记加拿大国旗和一条黑白格相间的阿拉法特头巾。途中，安一会儿将头巾放在挡风玻璃后，一会儿又赶紧收起来。放上去，是为了提醒躲在暗处的巴勒斯坦狙击手，我们是“友好人士”；收起来，是因为前方出现以色列
坦克或士兵。
一路上，安讲得最多的话是“这是个绝好的伏击地点”。从耶路撒冷去往西岸巴勒斯坦城市的道路上，经常遭遇两边壁立千仞，中间羊肠小道的情况。“这里，去年10月，一个巴勒斯坦狙击手打死了10名以色列人，”在距离拉姆安拉不远处的一个“伏击地点”，安指指窗外说，“每天清晨和午饭时间，是‘枪击’高峰段，那时候我决不去西岸。”
萨拉吉利耶，一座四面全部被隔离墙封死的城市。其中一个名叫贾尤斯（Jayyus）的村庄，隔离墙在这里向巴勒斯坦控制区伸进6公里。村长介绍，为了给隔离墙“腾地儿”，这里的巴勒斯坦人失去了9000亩土地、120个暖棚、3000多棵橄榄树。
说着，他拿来几张纸，手写的阿拉伯语字条：“2003年3月16日，星期日，上午10时，此地腾空”。他说，隔离墙动工之初，以色列人通知巴勒斯坦人“腾地儿”的方式，就是在树干上订几张这样的字条。当地居民曾经几次举行示威游行，但根本无济于事。“巴勒斯坦政府对此有何表示呢？”“没有以色列的同意，巴勒斯坦部长们也来不了这里，我们象生活在荒岛上，” 村长说。
52岁的巴勒斯坦医生侯赛因·夏迪（Hussin Shady）说，原先在村里有13亩土地，隔离墙修建后将其中8英亩被圈到另一边。原先他雇佣11个农民耕地，现在只留下了两个。“我失去了土地，他们失去了工作，”夏迪说，“冲突爆发前，以色列总理沙龙还曾经到萨拉吉利耶的餐馆吃饭呢。”
安把吉普开到隔离墙上。清楚地看到，绵延的铁丝网和铁桩，还有穿梭往来的推土机。一些地方，高约十米、宽半米的水泥板块已经运到，吊车正把板块“种植”就位，好让它们连成高墙。一年前，也就是2002年6月16日，隔离墙破土动工。眼前的隔离墙正在修建之中，一些路段似乎并不设防，任我们靠近；遇到有了望塔的隔离墙，安变得非常小心，远远停车，问清楚当地居民再挨近。
在一处僻静的小山头脚下，几个巴勒斯坦人沿弯弯曲曲的小道走来。安说，这些人穿过小路，就可以绕开以色列检查站。“自杀爆炸者就是这样渗透到以色列的？”我问。“有一部分是，”安承认。“那么以色列为什么不把这些道路全部封死呢？”“西岸地形错综复杂，与以色列的交界线很长，根本不可能全部堵死，”安还说，吉普车驶过的许多道路正是2000年9月巴以冲突爆发后形成的，因为原来的道路已经被以色列封死。
安一再强调，修建隔离墙并不能杜绝“人体炸弹”，而其真正用意是“攫取更多巴勒斯坦土地”。从地图上看，隔离墙并没有按照1949年巴以停战分界线，也就是“绿线”修筑，而是越过“绿线”，伸进巴勒斯坦控制区，形成一道“看得见摸的着”的实际边界。
安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助手不久前参观了隔离墙。他惊讶地发现，原来隔离墙不是按照“绿线”修建，它把许多巴勒斯坦土地圈到了以色列这一边！“许多巴勒斯坦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实。”
一道黄色栏杆前，我们看到三、四米开外对面另一道黄色栏杆。但是我们，当然还有巴勒斯坦人都不能驾车穿越这两道门。安以平均80－100码的速度赶路，绕行行驶40多分钟后，才抵达另一道门。两道“黄色栏杆”正是未来隔离墙上的“门”。在以色列设定的时间段、得到特别允许的巴勒斯坦人或者货物，才可以通过。
“隔离墙打破了巴勒斯坦人与土地之间的联系，失去土地的巴勒斯坦人将变成以色列或邻近阿拉伯国家的‘工厂奴隶’，”安说。更惊人的是，大部分修建隔离墙的工人是巴勒斯坦人在失业率达到70％以上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市，这毕竟意味着一份工作。
村里的巴勒斯坦水文工程师阿卜杜·拉迪夫·哈立德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爱好动物的村里人过去经常在家门口放食物，吸引兔子、鸽子等小动物来吃。隔离墙修建以来，再也没有小动物光临这户人家。“隔离墙不仅破坏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还破坏了自然环境，这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共有的自然环境！”哈立德说。
吉普车再次上路。在一条5米多宽的土路两侧，各出现一道铁丝网。安说，铁丝网背后各是一个巴勒斯坦村庄。“两个相隔仅5米的村庄今后如何往来呢？”“以色列建议修建地下隧道供巴勒斯坦人行走当然，这得由巴方出钱，而以方则控制其安全，”安说。
与安参观隔离墙的第二天，以色列“自由新闻”通讯社记者大卫·拜典（David Bedein）带着我们沿几乎同一条线路穿行约旦河西岸。“西岸？你说的是‘犹地亚和撒玛利亚’吧？”拜典很不喜欢我动辄用“西岸”这个地理名词。犹太人把那里叫作“犹地亚和撒玛利亚”，“犹地亚”、“撒玛利亚”分别是大约3000年前，一南一北两个犹太人国家以色列和犹大国首都的名字。西岸地区遍布犹太人先祖遗迹。
“没有一个犹太人有权力让出‘犹地亚和撒玛利亚’，”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曾经这样说。从不同的称呼上就可以看出，巴以间争夺土地的真正战场，在西岸而不是加沙地带。“连先知穆罕默德都没有到过加沙，”巴勒斯坦人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以色列总理沙龙提出单方面从加沙地带撤军，以此换取舆论对保留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默许。
拜典所在通讯社与以色列官方观点经常相左，因为“自由新闻”认为以色列政府太迁就巴勒斯坦一方！“坚决反对以隔离墙为巴以实际边界，” 但拜典的理由与安不同，“因为‘犹地亚和撒玛利亚’本就是以色列地，不可分割！”
隔离墙正如一条灰色长蛇，蜿蜒穿越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虽然将部分巴勒斯坦土地圈到今天的以色列国一边，但同时把少数犹太人定居点孤立在墙外。
通往西岸城市希伯伦的路上，我们停车在一个以军检查站旁的小咖啡馆。进门，拜典指给我看两页用镜框镶起来的剪报：2001年2月8日、2月13日，42岁的西蒙·基里斯（Shimon Gillis）和34岁的萨西·萨松（Sahi Sasson）先后在这里遭到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枪击丧生。经济学博士基里斯当天刚刚为阿拉法特的经济顾问讲课，萨松的妻子则是一个帮助“恐怖活动受害者家庭”组织成员。
附近定居点的犹太妇女自愿开设了这个咖啡馆，为军人们提供免费的蛋糕和咖啡。三三两两背枪的以色列大兵围坐在小圆桌前说笑。问及为什么自愿到这里服务，定居者萨拉说，“因为士兵保护我们，就像一家人。”
咖啡馆外面的矮墙上，彩色油漆写着“欢迎和平到来！”
拜迪的脖子里套着一副耳机形状的收音机，一到整点，他就把“耳机”扶正，收听新闻。他说自己无时不刻竖着耳朵听新闻。不仅仅是记者，普通以色列人也过着一种枕戈待旦的生活，任何新闻动向都与他们的生活相关。
在西岸近150个犹太人定居点中，希伯伦定居点遭到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袭击最多，这里居住着400名犹太人定居者和14万巴勒斯坦人，双方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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