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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上帝最近-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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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1，102……1001；1002……
我有点喘不上气来。
5月20日，新闻里居然读到熟人的名字！“熟人”就是和我一起在埃雷兹工人通道遭到阻拦的《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贝内特。根据他本人的叙述，19日晚9时半左右，他在加沙一家医院门外正在用手机通话。这时走过来一名陌生男子，微笑着说“欢迎”，并作出要握手的表示。当这名陌生人抓住贝内特的手时，身边突然出现了另一名男子，两人猛地把贝内特拉向一辆停在路边、后门已经打开的“奔驰”轿车。贝内特拼命挣扎，大声呼救，医院内的巴勒斯坦警察闻讯赶来，经过一番搏斗，那两名男子跳上“奔驰”车仓皇逃去。此时，贝内特的衬衫被扯破，所幸身体没有受伤。
贝内特认为，遭到绑架的原因是“暴露身份”。而以色列《国土报》指出，法塔赫武装人员计划绑架外国人交换被以色列定罪的巴尔古提。
这是离开加沙以后，第二次看到熟人的名字。第一次是为路透社工作的巴勒斯坦摄影记者马哈茂德，以色列坦克发射炮弹，击伤了他的两条腿。
从以色列起飞
一个月后，从埃及返回以色列。送行的人还没到家，我已经从开罗机场降落到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只一小时十五分钟，从埃及到达以色列。
飞机刚刚停稳，给等候中的同事打电话，对方问：“顺利吗？”“要看入境处，”我说。
曾经被带到机场一角、磁卡刷开三道门才可以进入的以色列国防部小黑屋，遭审讯两个多小时的经历心有余悸。外国记者，得到这等待遇的机率比较大。
办理入境手续的以色列女职员长相干练，手下麻利。心里暗想，如果她痛痛快快把章子盖了，顺顺利利让我过去，就夸她的耳环好看……“跟我来一下！”女职员起身打开背后的门，手里攥着我的护照。
“怎么啦？”心里一凉。“没事，例行公事，”她把我带到一扇小门前，让我在门外站着。护照递给里面一只穿黑衬衣的女人的手。门背后另一只黑衬衣的手，轻轻推门，门缝更窄，掩住背后的电脑屏幕。
几分钟后，护照递出来，“可以走了，”黑衬衣说。半松一口气，走向最后一道岗。最后一道岗女职员抽出我护照里刚夹进去的一张纸条，给旁边的人递个眼色：“你，到那边去！”显然，我护照里的纸条，跟她手里已经收到的颜色不一。
“你为什么去开罗？呆多久？在以色列干什么？住哪里？”我呆呆地注视着她的红唇一开一合，机械似的回答所有问题。十几个问题过后，我问，“可以走了吗？”“我还要去问我的上司……”“你的上司是不是叫‘基拉德’？上次他审问过我了……”“不，我上司是女的，现在不在这里，你等着……”
又过了一会儿。“对不起，有人在外面等我啊，是不是可以走了？我不是第一次遭到审问了……”红嘴唇笑了笑，“噢，上司来了！”又是一个黑衣女人。她们俩嘀咕一通，上司一扬手，“你走吧！”
手机重新有了信号。希伯莱文又回到眼前。
耶路撒冷的夜晚，凉如水。安静得几乎叫人痛苦。开罗满街闪耀的霓虹灯、吵吵嚷嚷的阿拉伯音乐、午夜12时都不关门的衣服店……统统活到眼前，活到脑海。世上最美妙的感觉，果然不是拥有，而是怀念。
接下来一个多月，几次试图重返加沙，但是都没有成功。终于，到了离开的时候。
购票单上写着机型：Jet A320。想起那首离别时都要唱的歌：Leaving on a Jet plane，（坐喷气式飞机离开）。
没有歌里唱的那样百转千回，粘粘乎乎。只是到达机场的时候，心口扑扑跳了几下。以色列安检到底多情，起飞前两分钟才放行。穿制服的女孩说，已经打电话叫住飞机，然后一把拖起我，奔向登机口。
想再看一眼耶路撒冷，舷窗太小，隔壁法国小伙展开两版Le Monde（《世界报》），只留下一线阳光。再伸脖子看，就弄得他很不自在。
离开前几天买的戒指戴在手指上，形似耶路撒冷城墙，参差不齐，最高点是大卫塔。临走前一天，参观大卫塔，两年来的第一次。偶遇的日本记者问，你是不是工作太努力了？
有些事情，总以为会有大把时间去做，最后却再也没有机会。
4月那天清晨，金红色朝霞照进窗户的时候，我在心中向加沙熟悉的一切隐隐作别。预感到再也回不来，却不愿相信是真的。
前天与加沙雇员阿马德通话告别，哭成个泪人。第一次哭得那么凶，仿佛要把自己抽干。
忘不了窗外狂泻14枚导弹的夜里，他3岁的女儿，嫩嫩的声音在电话里说，“听，轰炸——”
出加沙的那一天，几个小时后，躺在耶路撒冷绿油油的草坪上。看瘦骨嶙峋却一脸高贵的宠物狗经过身旁，看以色列儿童的风筝在蓝天白云间飘荡，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任加沙的贫穷和绝望郁结在心头。
机场里没有落一滴眼泪。我的离愁别绪大概在出加沙的那一天挥霍殆尽。（完）
离开加沙两个月后的一天，穿上了裙子。耶路撒冷街头，商店镜子里看到自己，有点怪异。
两年来第一次穿裙子。开始怀念加沙那个黑衣黑裤黑包黑相机的我。习惯了黑，没有想过要逃离，在黑色中沉淀下来，安静而木然。
穿上裙子的这一天，突然有些什么青藤一般爬上心头。朋友在电话里说，那是正常生活的呼唤。
“你终归要走的！”这是我对自己，也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经常对我说的话。记者总是从别人身上榨取故事，然后走掉。我总有穿上裙子、看到正常生活在彼岸的一天，他们呢？
刚刚回到国内的时候，眼前还总有中东生活的影子突然闪过。日子久了，想找回当时的感觉都很难。琐碎生活的力量就是这么大。而那一个世界里的人，还继续着他们的冲突，他们的故事。回头看照片，我无法坦然面对他们的眼神。
牵肠挂肚。本以为这两年只是生命中的一段拼打，很快过去，还有“正常”的日子要继续；许多人，本以为是过客，却已经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没有日子不着痕迹。
无论从职业角度，还是人生经历，我都是幸运的。初次驻外，就到了全世界新闻的焦点；还算年轻的时候，就直接面对“生与死”的核心问题。
鲜血与死亡，在我的意料当中，尽管触目时仍然惊心。没有料到的是，人心竟可以变得如此麻木。在贫穷、绝望和战乱中，人不再尊重生命，麻木是暴力的开端。
两年间，生活在加沙、往返巴以间的经历，给了我深入体验的可能。常常感慨，在修建隔离墙之前，巴以间早就有了一道墙，墙两边彼此不了解对方的生活状态，所以可能轻信将对方“妖魔化”的言论。沟通，才有理解，而至宽容。然而，“冲突激烈的时候，没有人用西蒙·佩雷斯（以色列前总理，主张通过和谈解决问题）的语言讲话”。美好的意愿在暴力循环面前，总是脆弱无力。
本书初稿完成时，再次遇到以色列圣经博物馆“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活动负责人犹达（见《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那天，正是一期交流活动闭幕，阿拉伯学生与犹太学生举行晚会庆祝。我问致力于促进两个民族沟通的犹达：“活动成功吗？”他想了想回答：“我很高兴。”他说，知道自己所有的努力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滴水”。
突然间，我对犹达以及他的阿拉伯同事哈利利充满敬意。明知杯水车薪，仍然不弃不离。有人问我，作为记者，能为巴以人民做什么呢？我知道，记者能做的也很少，但我会把仅有的这一小部分做好。
抬眼窗外，人流莽莽。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在千万里之外的争战不休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呢？
“地球上有一个人受苦，全世界就要哀痛。”
在加沙一间被导弹打烂的工厂废墟上，曾经遇到三名同龄的日本青年。他们都是普通的公司职员，结伴出来看世界，却不在一起行走，那天是凑巧聚到一起。其中一个叫真司的告诉我，一个人走，才能最彻底地向世界敞开心扉。他们没有选择舒适的西方国家去旅行，只想亲眼看看电视里传说的“巴以”。他们说，选择苦难之地旅行，在日本青年中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我由衷敬佩他们的国际意识。
写书的过程，是一个在沉默中回忆的过程。曾经在公开场合讲述其中的故事，但我更愿意用文字和图片，这种无声的方式，寄托心头沉甸甸的情怀。
感谢新华社，给了我这样一个平台。获准赴任的那一刻，我感觉人生突然有了意义。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你们的鼓励，是我翅膀下面的风，你们的批评给了我更加努力的理由。感谢两名雇员阿马德、沙乌德，还有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没有你们，许多事情不可能完成。深深祝福仍然在中东工作的同事们。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两年间，最受折磨的是他们。幸好，一切代价还在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感谢你们一直始终给予我选择的自由。
因为所有这些，我感恩，我继续。（完）
因提发达（又称“巴以流血冲突”）：
1999年美国主持的巴以戴维营和谈失败，和平进程面临新的。2000年9月28日以对阿拉伯人实施强硬政策的沙龙突然造访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穆斯林圣地阿克萨清真寺，由此引发巴以流血冲突。2000年9月开始至今的这场巴以流血冲突，阿拉伯文称为“Intifada因提法达”，意为“起义”。
奥斯陆协议：
1993年9月13日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在美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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