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纳传 作者:儒勒·凡尔纳_2-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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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部著作挺感兴趣；在他俩的闲谈中，他还可以作些适当的解释。

　　年轻的儒勒·凡尔纳日复一日、满怀热情地深入钻研地理知识。他记忆力强，在与旅行家、探险家、地理学家的直接接触中又不断受到鼓舞，他自己也成了地理学家。

　　我们无法过分强调他付出的全部劳动。无论当法学生、剧作者、巴黎歌剧院书记，还是后来当了证券交易所的代理人和作家，他一天也未间断过作出这种艰苦的劳动。他愿意每天付出8小时以履行他的社会职责，但他认为这是白白浪费时间。他的真正工作是每天清晨5点钟起在家里或在国立图书馆里开始的。他经常到国立图书馆去，那里的丰富藏书使他感到振奋。

　　他的工具慢慢地发生变化。如今，他只需检验一下他是否能有效地使用他的工具。皮特尔·谢瓦利埃赞赏他的学识，他对皮特尔·谢瓦利埃也颇怀好感，因此，他给他写了一篇试笔之作《墨西哥海军的首批舰队》。他勤奋好学而获得的知识活起来了。

　　假使他接受过某种基础训练，他无疑会深入研究一门专业。既然立志致力于文学，他就不可能在各个根本不同的方向上齐头并进；他学识广博，倘若他找不到一个凝聚点、一个热衷科学事业的新秀的奋斗目标，他兴许会过于分散自己的精力；如果他找不到一种应用的方式，他所积累的卡片——据德·亚米西斯估计，约有两万余张——无疑等于白费。他对科学运动极为赞赏，但这场运动在公众舆论中所引起的兴趣又极为一般，因此，他深深懂得，把注意力吸引到这个知识领域中来的时刻已经到了。这需要全体的合作，才能在纯研究和实践应用的道路上前进得更远，而他所关心的仅仅是实践应用的普及。

　　这并不是要恢复狄德罗的思想的问题。狄德罗主张通过领导国家的受过教育的先进分子去传播科学思想，在他那个时代是非常突出的。社会气候已经发生变化；传播科学思想的事业变得更加广泛，因而必须依靠更深的底层；况且，在目前来说，由于教育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的数量大为增加，这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他不是希望歌颂19世纪的学者们所作出的这种巨大努力吗？

　　爱伦·坡独具一格的文风在他身上产生强烈的反响；这种将诗意与推理奇怪地揉合起来的手法使他大为感动，但如果说，这位受人鄙视的美国诗人怀有某些意图的话，那么他倒是完全不同的。科学性在爱伦·坡的作品中仅起第二位作用，只是作为他表达自己的痛苦灵魂的忧伤的一个幌子。他的故事无非是一些梦幻。这些梦幻使他能够表达他作品中的人物心理上的复杂变化和面对极为反常的情势而作出的反应。他培育的是一个怪胎；他所感兴趣的，是在正常秩序中的例外，但他的灵感基础仍然是他对美国社会和进步的傲慢的蔑视。

　　这种世界观跟儒勒·凡尔纳的世界观是格格不人的。儒勒·凡尔纳希望人类能够发现自己，并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不是通过对实体的崇拜，自强不息地立于一个真实的、难以驾驭的世界之中：必须从现实中提取真理、美好和进步。

　　虽然他仍十分怀恋戏剧，但他抽出大部分时间去搜集资料。他在给家人写的信件中几乎从不提及此事，仿佛将人们或许会认为毫无用处的这种工作透露出去，乃是一种羞耻。倘若他为《马丁·帕兹》所取得的成功感到高兴的话，那么当他父亲为另一个剧本《当今的幸运儿》向他表示祝贺时，他同样会感到高兴。他自己认为这个剧本是一篇风俗研究，而且，他激烈地为《才脱龙潭又入虎穴》进行辩护，并把这个喜剧当成一篇性格研究。

　　我们还得感谢皮特尔·谢瓦利埃要求他为《家庭博物馆》撰写文章，并说服他不要放弃能发挥他的才华的这种体裁。1853年，他给父亲写道：

　　我终于完成了我非常乐于撰写的文章。在这篇文章

　　中，你一定会多少发现在我的新作中所缺少的那种观察；

　　必须看到，整篇东西均发端于某种哲学观念，而将这种哲

　　学观念融合于故事情节的发展和结局中，这是作家的一

　　种责任。在生活中，没有一种事实、没有一起事件不产生

　　某种道德见解的，必须注意这一点并将它付诸实践。

　　1854年，《家庭博览》发表了《扎夏里尤斯师傅或失去灵魂的钟表匠》。这篇小说产生土一只走时不准的手表所引起的事件，而这只手表确实装置了“擒纵机构”！一看标题就会知道，这篇故事写得非常出色，而且像霍夫曼的故事那样具有虚幻色彩。故事通篇交织着正面展开、离奇情节、诗的激情和深刻思考，跟爱伦·坡的创作手法有点相类似。科学题材首次出现，但它主要地是提醒我们切勿因掌握科学而可能产生的傲慢。

　　凡是读过这篇故事的人都会记得扎夏里尤斯这个人物。他是日内瓦的一个心灵手巧的钟表匠，发明了擒纵机构后，他把灵魂比作发条，把躲体比作调整机构，自以为发现了“灵魂与肉体结合的全部秘密”。上帝创造了永恒；扎夏里尤斯用自己的发明征服了时间，并有规律地安排了错乱的时刻。他不会死亡，因为他调整了时间，时间将跟他一起殁灭：他的生命跟他所有钟表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后来，他的负责调整太阳的同行、外表象钟的一个古怪的侏儒施展法术，使他的钟表一个接一个地损坏了！他的女儿热朗德把他拖去望大弥撒，但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位“傲慢的老头儿不肯向圣体俯首折腰”，而古钟楼的那只钟竟停了指针，连正午也没打响！

　　只有安德纳特城堡的那只钟没发出任何抱怨。这只钟每个钟点都要显示一条天主教的格言。它的制造者的生命取决于它的运动；因此，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这只钟找回来，防止它停走。

　　在这座早已倾颓的城堡中，他终于发现了这只钟和它的主人。这位主人不是别人，正是负责调整太阳的那个钟表匠。扎夏里尤斯欣喜若狂，傲气倍增，勿勿忙忙将这只钟拨前了一个世纪！可惜，出现在钟盘上面的再不是虔诚的格言，而是亵渎宗教的箴言。热郎德请来的一位隐修士给这只古钟驱邪，古钟终于显示出最后一条警语：“谁要跟上帝比高低，谁将永世被罚入地狱。”

　　计量时间的机器随即爆毁；发条在大厅四周蹦蹦跳跳，扎夏里尤斯拼命追赶，徒然地想把它抓住。他连喊几声“我的灵魂，我的灵魂！”随即一命呜呼。

　　以后，这位作者在颂扬科学的同时，同样不时地插入一些感想或事件，提醒我们谨记人类的能力是有限度的，通过自身的努力，固然可将这些界限扩大一点，但这些界限毕竟还是存在。

　　必须承认，他在这篇寓言中相当激烈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这种激烈性暴露了他的内心斗争。他对科学进步的赞赏跟他的宗教信念发生了冲突，他把自己如此重视人类的知识视若一种内疚。随着他对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化，这种冲突逐渐模糊了。“科学使世间万物向它靠拢，而无需追溯产生最初原理的无限源泉。”25岁时，他之所以为这种跟对科学的自豪感相拂逆的冲突所困扰，乃是因为他尚未很好地把握住科学研究的意义，以及他处于实证主义与理想主义不能和睦共处这样一个时代。

　　这个怪异故事是一份起诉状，当然主要地不是针对科学，而是针对科学对某些人可能产生的迷恋。这种人给科学赋予各种狂妄的野心。虽然他新近获得的知识对形而上学产生某种反响，但我们对此不必大惊小怪；科学的遥远目标是给人类对宇宙的斗争和对起始原因的探求带来一点光明；但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只因爬了几级便自炫已到达阶梯的顶部，这无疑不会有什么积极意义。科学乃是一只名副其实的达娜依特的酒桶。上世纪末的科学主义变得渐渐模糊，现代的唯物主义流派本身也比其兄长要谨慎得多。一般说来，各种流派依然存在，但仅代表各种思想倾向而已；人们不再对用权威口吻作出的肯定感到满意。1854年，各学派之争更为尖锐，给扎夏里尤斯提出的要谦虚的教训也许不是无益的。我们这位小说家所走的正是这条路；人类必须主宰压抑着自己的大自然。人类所遭遇的悲剧将成为他的基本主题，他将通过想象出来的例子去阐明这个主题。

　　巴黎歌剧院的年度停演即将临近，1854年5月31日，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他热切盼望离开使他感到厌烦的这个歌剧院”。

　　这种语言使人看出，他对戏剧的热情正渐渐减退；事实上，他在信中还说到他“更多地是在学习，而不是在工作”。他第一次暗示为使自己的知识臻于完善而作的努力，而区他还提出了证据，“因为我发现了一些新的体系。”由此可以推算出，他把勒·布拉兹先生向我们谈到的这个新的领域纳入文学的计划是1854年。

　　他给父亲寄去了一个独幕诗体剧的剧本让他审查，并告诉父亲，在巴黎歌剧院停演期间，他在奥德翁歌剧院和甘纳斯剧院所作的尝试，但他并没忘记“第二篇关于在北极冰川上过冬的文章”即将发表。1851年，而不是如人们普遍所说的1854年，他到敦刻尔克去探望他舅舅奥古斯特·阿洛特·德·拉·菲伊。在注明7月27日的一封信中，他的确把这次旅行告诉过他母亲。这封信曾提到1851发表在《家庭博览》上的两篇文章《墨西哥海军的首批舰队》和《乘坐气球旅行》，因此年份应为1851年，而不是1854年。

　　敦刻尔克“这个完全属于荷兰的小海港”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但尤其使他难以忘怀的，是北部大海给他产生的印象。

　　在这个海岸上，夹杂淤泥的浪涛呈铅灰色，因而使旅客大失所望，但这个地区的阴郁气氛和这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