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纳传 作者:儒勒·凡尔纳_2-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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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赫泽尔是赞成著作权的，他写过几篇论著，极力维护文学作品的著作权。后来，按所售册数的百分比分成也就取代了承包让与。

　　使人感触颇深的是，浪漫的斯塔尔所具有的魅力和才华，一直得到他与之出版作品的文学家的好感。这些文学家对他的判断、诚实、非常可靠的情趣和内心潜藏着的才能都极其信任。他一直与拉马丁、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等颇负盛名的作家保持通信联系，仅这一点便可证明。虽说关心个人利益的雨果有时显得有所保留，但在困难时刻，他还是非常感激忠实于他的这位出版商的。陷入极度穷困境地的巴尔扎克也愿意求助于他。拉马丁并不怀疑自己能够信赖他的友情。他们全都明白，他把自己对生意方面的审慎的辨识力提供给他们利用。当然，对于雨果和拉马丁来说，他对他们的文学成就比对他们的政治活动更为赞赏。

　　看来，这位出版商跟乔治·桑的友情尤为密切。从他们之间的来往信件可以看出，他们互相信任的感情直至离开人世之日方止。他是她的一位高明的顾问，始终维护着她的利益，甚至亲自监督她的戏剧的排练。

　　像看守门户的两面神像那样，赫泽尔具有两副面孔，一副面向过去，一副面向未来；他通晓古典文学，也渴望了解新的表达形式，这就使他具有能发现和支持新作者（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这样一种敏锐的嗅觉。

　　在这位出版商的背后投射出文学批评家的影子；很难将出版商赫泽尔与作家斯塔尔区分开来。他所处的这种优越地位，使他能自觉地介入他的作者的创作活动中。在国立图书馆的赫泽尔展览室里，我们可以发现巴尔扎克的一整页手稿被斯塔尔抹掉重写！乔治·桑闭起眼睛接受她的这位出版商的批评，并毫不犹豫地作出他认为合适的修改。斯塔尔的才华使这种有益的合作能坚持下去。

　　曾幻想过建立一个仁慈、廉洁的共和国的这位参加过48年大革命的人，将具有同样思想的人都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因此，他的朋友圈子具有某种共和色彩，亦即革命的色彩。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个圈子主要是由帝国的反对派人士组成的。在拿破仑三世下台的时候，他仍然保持这种左的倾向，但同时也埋怨公社的过火行动，认为公社将共和国置于危险的境地。

　　儒勒·凡尔纳是个具有同样观点的新加入者，在这个集团中当然感到舒畅。组成这个阶层的人大抵公开接受各种新思想，但这些新思想一般较为沉着冷静，始终没将共和的概念与秩序的概念分开。智慧和勇气的这种混合，并没使儒勒·凡尔纳觉得不快。他在赫泽尔的朋友当中结识了一些作家和科学家。事有凑巧，他跟负责主持《教育与娱乐杂志》的让·马塞建立了联系；他结识了圣克莱尔·德维尔、教育家贝特朗、欧内斯特勒古韦，而且很可能还认识了乔治·桑。他遇着或重新遇着1865年去世的雅克·阿拉戈的弟弟艾蒂安·阿拉戈。

　　赫泽尔交游甚广。当他由这位年轻朋友参加到《教育与娱乐杂志》的班子中来时，大概从他的这些交游中获得不少好处；我们读一读帕梅尼和博尼埃·德·拉·夏佩尔的那部著作便会明白，当时最伟大的作家也都不鄙视青年文学，并主动地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他们的作品。

　　对于他的出版社的联系作者来说，赫泽尔一斯塔尔是“老板”。行家，甚至是小学教师。他对一位新手决不放弃这种态度，但当这位新手羽毛丰满，能够自己飞起来时，他的这种态度便有所收敛。他的评论、意见、建议和批评都会被诚心诚意地接受。

　　认为赫泽尔以精神上的父亲代替了血统的父亲，这话也不全对。实际上，赫泽尔成了名副其实的精神上的父亲，却并没有驱除血统父亲的形象，而不过是接替血统的父亲。

　　从1863－1871年这段期间，日渐衰老的皮埃尔所产生的影响逐渐减弱，而通过友谊和文学批评的途径，赫泽尔的影响却日益加强。1871年皮埃尔去世；赫泽尔代替他对凡尔纳起顾问和朋友的作用。这两位作家不仅互相尊重、互相爱戴，而且非常重视对方所完成的作品。斯塔尔的作品真可谓文如其人，不仅文笔优美、文体华丽，而且具有容易激动的敏感。这位浪漫派的作家非常赞赏凡尔纳作为小说家的素质、丰富的学识以及善于形象地塑造人物的手法，一句话，赞赏他那为科学精神服务的惊人的想像力，但又埋怨他不更经常地借助动人之情。

　　当作者想出一个主意时，他便将它提交给出版商。在开头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对这种主意进行反复商谈。之后，儒勒·凡尔纳便动笔起草，并将手稿交给赫泽尔。

　　字体非常工整，但实在细小以致难以辨读，只好赶快送去打校样；校样经作者修改后再送交赫泽尔提出审阅意见；再次进行切磋，按修改稿打出新的校样再作一次修改。《北极旅行》的第一部分就是这样作的。1863年6月初将手稿交给赫泽尔，9月4日，儒勒·凡尔纳一边创作第二卷，一边抓紧时间校阅打印出来的第一部分，并征求赫泽尔对该部分结尾的意见；1863年9月10日，他提出将第一卷的题目定为《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副标题为《英国人在北极》；本月历日，他接受出版商提出的一条意见，进一步明确说，他要将“哈特拉斯写成一个很有勇气但没有运气的人”，但拒绝在船员中加插一个法国人，因为，他所需要的是英国人。从校样到校样，再从校样到长条校样，《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的第一部分终于发表在1864年3月10日出版的第一期《教育与娱乐杂志》上。第二部分大概亦遵循同样的过程。

　　此外，儒勒·凡尔纳对赫泽尔同意“他认为这是事物的寓意所在的哈特拉斯的疯狂及其结局”感到非常满意。我们知道，他虽然曾经声称说，他不打算作“一个事件的安排者”，但他能够出色地将他的出版商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调合起来。

　　儒勒·凡尔纳一家先后在圣马丁、蒙马特林荫道、红十字街口。苏尔尼埃小巷、马让塔林荫道住过，1863年，他们又搬到奥特伊区拉封丹街39号的1套更为舒适的住宅。他在这里接待过许多朋友，如夏尔·瓦吕特、德利乌克斯、菲利普·吉尔、莱奥·德利布、维克多·马塞、伊尼亚等等。他选择了克罗托瓦度暑夏，希望在海边居住对奥诺里娜的两个小女孩和年幼的米歇尔有好处。他挺喜欢克罗托瓦这个地方，好几年都到那里去了，以后他还要在那里定居。

　　当他正在着手写作《格兰特船长历险记》的时候，他请赫泽尔放心，告诉他说：“在经历了第一卷的悲惨结局之后，他必须回复到一种相对宁静的气氛之中，但这并不会持久。”

　　“至于文体方面的疏忽，”他信中接着说，“我看出来了，而且相当严重，但这些疏忽在我拿到的长条校样上已经改了过来。”接着他又补充说：

　　现在我遇到一件最感头痛的事，我对于表达爱的情

　　感非常笨拙。我连“爱情”这个字眼也不敢写。我非常了

　　解自己的鲁钝，而且我费了老大的劲儿也无济于事。因

　　此，为了逃避困难，我打算还是朴实一些。您要求我不时

　　加插一些肺腑之言！如此而已！可是我老想不出这些肺

　　腑之言，要不我早就写进去啦！

　　这段知心话强调了文学气质的差别，我们认为非常重要。这段话见诸一封只注明“星期六”的信中，该信很可能写于1865年。

　　浪漫的斯塔尔是个感情充沛的人；可以这样说，他是凭自己的感情进行创作和阅读的。“星期一见，亲爱的导师，我不是来借肺腑之言的，”儒勒·凡尔纳对他说，“您相当富有，完全可以给您这位忠诚的朋友借出一点。”

　　这句信手拈来的话，既包含了写信人的某种遗憾，也包含对他那位极为敏感的朋友的亲热的挪揄。今天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认为，赫泽尔是个容易激动的外倾的人。儒勒·凡尔纳的情绪首先经过大脑，因而显得比他生硬冷淡；他不为最初的印象所动，总是凭理智进行创作。诚然，他的敏感性也是极为丰富的，但他善于控制住它；出于某种内心的羞怯，他讨厌将自己秘隐的感情表达出来；他尽量将这些感情深藏在心底里不让其外露。正是从这种意义上，马拉尔梅曾把他称作性情古怪的人，而皮埃尔·韦隆又将他称为神秘莫测的人。

　　出版商与作者之间的密切合作很少有比这更好的例子。从1863年起，儒勒·凡尔纳便力图从经济上支持手头拮据的赫泽尔。1868年，他本来想让他的父亲参加这家出版社的股份；在其它一些情况下，我们发现他让赫泽尔延期支付票据。这说明，在困难时期，他毫不犹豫地资助过他。思想和知心话的交流的确很有成效。这两位朋友在追求共同的目标，有着相同的忧虑。儒勒·凡尔纳实际上把自己当作一个合股人，与这位出版商一起分忧，甚至当这位出版商因健康原因而不得不离开时代替他。

　　赫泽尔的身体素质向来很弱；这个时期，儒勒·凡尔纳正当精壮年华。他俩的身体素质正好与他们部分地作了解释的心理态度相符；两人都有勇气、两人都有毅力，其中一个因疾病、困苦和年岁而逐渐衰减，希望在自己心灵的回响中寻求某种支持；另一个结实、更为豪爽、更为坚毅，只能和只想塑造出一些不大为自己的情感问题所动的人物。他大概对一位英国女记者表达过自己的这种看法：

　　爱情是一种具有吸收能力的情感，在男人的心里，它

　　只给别的事情留下极少位置。我的主人公需要充分发挥

　　他们的才能和毅力。假若在他们身边出现一位妖艳的女

　　人，那常常会妨碍他们去实现自己的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