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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纳传 作者:儒勒·凡尔纳_2-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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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起，他致力于《两年假期或一所鲁滨逊寄宿学校》的创作。为此，他要求给他寄一本“达里尔编著的《英国的学校生活》。他这部小说是专为《教育与娱乐杂志》的读者写的。然而，我们对这位小说家的精湛技巧不由得赞叹不已。他的高明手法使我们丝毫不觉厌烦地去听他讲述孩子们的遇险故事。这班孩子不得不应付使大人也感到恐惧的各种危难。第一章对猛烈的风暴作了给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描述。这场风暴将斯鲁吉号——一艘奥克兰的英国纵帆船刮走了，船上只有一群8－14岁的新西兰孩子。该船的缆索被人解开，晚上悄悄地漂离了码头，它被卷进茫茫大海，任狂风恶浪扑打。这艘海船迷失了方向，船上只有一位缺乏经验的年轻小伙子担任船长。他是个很有胆量的法国人，名叫布里昂；作为船员，只有一位少年见习水手莫科。他俩以令人有点惊异的冷静创造了奇迹，终于使航船抛落在一个海岛上。这群孩子在该岛足足过了两年鲁滨逊式的生活。他们绝大多数是英国人，在年纪较大的孩子当中，有3个起主要作用，他们是：布里昂、戈登和多尼范。
多尼范是个英国孩子，容貌端庄、注重仪表，是蔡尔曼学校无可争辩的出类拔萃的学生。他有点贵族式的傲慢，因此大伙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多尼范勋爵”；他那容易冲动的性格又使得他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喜欢一个人说了算。当然，他瞧不起少年见习水手莫科，因为莫科是个黑人，他十分妒忌同伴们对布里昂的信任。布里昂则表现出温柔。忠诚和大大超乎他的年纪的毅力。这位13岁半的孩子虽然非常聪明，但学习不大用功。他大胆果断、敢作敢为、生性灵活、善于应辩；此外，他乐于助人、性情和蔼，可就是有点衣冠不整——总之，很有法国人的气质。而这正是他与那些英国籍的同学大不一样的地方。况且，他常常保护弱小者免受大孩子滥施武力的威胁，因而受到大伙深情的爱戴。
这位在书的末尾恰好十五六岁的法国小伙子的形象，与作者跟他保持通信的那位南特中学生的形象十分相似，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将这位布里昂（Briant）跟成为政治家的那位布里昂（Briand）等同起来，他俩的名字仪有一个字母之差。对于这位政治家，我们可以说他“一无所知，但心里全然明白。”
政治家布里昂常常保护弱小者，人们虽然偶尔取笑他衣冠不整，却十分赞赏他那演说家的非凡才能。他那和蔼的性情使他有别于他的那些英国对话者，但英国人对他还是十分尊重；有时，他也表现出跟领导蔡尔曼岛那群小伙子的布里昂所具有的同样精明和刚毅的品质。
在遇难者的表壳上发现该表的制造商就是圣马洛时布里昂所流露出来的激动情绪，不禁使人想到，这个小伙子跟那位国际联盟的热心推动者一样是布列塔尼人。多尼范是否就是奥斯汀·张伯伦？这位保守党的领袖聪明好学，具有贵族的派头，后来曾激动地赞扬过那位“引导别的民族走向和平与文明的道路”，“只有当法兰西恢复她那女神的步伐时才感到高兴”的法国的政治家。
这就更不确实了。但布里昂和多尼范在摆脱他们各自的成见之后，不是言归于好了吗？
1886年，阿里斯蒂德·布里昂才24岁，而奥斯汀·张伯伦才不过23岁；儒勒·凡尔纳大概有一种非常奇异的预感。他非常赞赏政治家布里昂的优秀品质，这是确实的，是值得称赞的；关于奥斯汀·张伯伦，这就不大可能了。在他眼里，多尼范是个出身中上阶层的英国小伙子的典型。如果说，儒勒一凡尔纳的头脑中曾出现过张伯伦的形象，那只能是奥斯汀·张伯伦的父亲、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政治家、那时已经50岁的约瑟夫·张伯伦。
至于戈登，他是个性情沉着、注重实际、讲究方法的美国人，具有热爱严肃事物的兴致。他想方设法缓和多尼落过于苛求的性格，极力避免他的这两位朋友的分裂。
在写作这部书的时候，作家又一次继续他那误人维斯开辟的道路的创作意图，我们对此或许会感到遗憾，但倘若他不是因自己觉得有此必要而重蹈覆辙，我们或许更觉惋惜。计划中的《鲁滨逊学校》不过是《神秘岛》的一缕遥远的、清淡的反光，而《两年假期》乃是《鲁滨逊学校》的代替作品。
凡尔纳的创作灵感的这种衰减，可以从他面临的处境得到解释。这位作家因日益积聚的愁云而变得心灰意冷，而且不得不过着病魔缠身的日子。
除了我们已经了解的痛苦之外，他还遭受到一种严酷离别所造成的痛苦；那位住在阿尼埃尔的老朋友似乎比赫泽尔还要早逝。她可能是在1885年去世的，但我们很难了解确切日期。在他写给赫泽尔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句：“您了解我的悲伤。”
他虽然才60刚出头，但已将自己列入老人的行列。事实上，他尤其有点看被红尘的味儿。他说自已被“卷入一系列不幸的事件中”，但他并没颓然沮丧，而是躲避在顽强的工作之中。从体力上说，他的确变得更加迟笨，只能“拖着步子走路”，因此只好毫无乐趣地固身于亚眠的隐居室里。1887年，一系列不幸事件尚未结束；2月份，他母亲去世又给他增添了新的忧伤。因行动不便，他既无法再见她一面，也无法参加她的葬礼。奥诺里娜只身前往南特。1887年2月17日他母亲去世后，“这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家庭的最后一线联系”也随之消失了。
他要将在赫泽尔临终前便已着手创作的《北方反对南方》这部小说写完，并尽量在工作中忘掉自己已进入垂暮之年。为了写这部书，他不得不整个儿泡在他一直很感兴趣的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之中。他在叙述这两兄弟的犯罪活动时，的确作到专心致志。这两兄弟模样相像，多次逃脱法律的追究，利用时代的灾难到处作案。
这场战争保证了废奴主义者的胜利和美利坚合众国的统一，不过是20年前的事。奴隶制的问题解决了，但在美洲以外地区，这主要是从理论上而不是在实践上获得解决。我们认为，奴隶制问题已成历史，但在1885年，它在人们的头脑里仍记忆犹新。使人感到诧异的是，我们竟无真地以为今天已经再也没有奴隶，我们能否确切肯定，被俘的奴隶旅队不再在大沙漠穿行了呢？奴隶的数量确实大为减少，但是否一个也没有？这是值得怀疑的。
《北方反对南方》写得很有魄力，这说明小说家已恢复了他的精力。这个故事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作者避免将我们带入一个拥护南部同盟分子的种植园里，而是将我们置于主人是个废奴主义者的农场中，并将双方阵营描绘成一幅没有色彩变化的图画，对此，有些人感到莫明其妙。这里，对南部同盟分子没抱任何成见，但这个农场的确位于南部，这就意味着，即使在这个地区亦同样存在废奴主义者和采取骑墙态度的人。
南部同盟分子（书中称为“可怕的下等人”）并不属于正规军队。他们是发战争财的家伙，是他地道道的强盗。他们企图利用混乱局面建立自己的财富。特克萨是个“危险的坏蛋”，他不是为南部同盟的事业，而是为个人的利益而拼命。很显然，要不是他曾经发动下等民众，他肯定要受到南部同盟的司法机构审判。他并非依靠南方同盟的政党，而是依靠“乌合之众的党”。詹姆斯·伯班克的种植园不是受到南军的破坏，而是遭到由特克萨唆使的“由一群坏蛋透顶的家伙组成的下等民众”的蹂躏。
书中详细地向我们交待说，特克萨兄弟在战争爆发前便巧取豪夺、贩卖黑奴，犯下了种种罪行。对他们来说，战争只不过是一种大发横财的机会。如果因为一位拥护奴隶制的监工对一位偷懒的年轻黑人说过，要想跟白人平起平坐，不仅要获得自由，而且要改变肤色，因而认为作者就黑人问题表态，并认为这是小说家的道义结论，这种看法显然是肤浅的。
《北方反对南方》之所以能引起这些议论，那是因为小说家在写这部作品时恢复了他的热情。这种热情从好几方面表现出来。他无法拒绝让比纳赫将《法兰西之路》改编成戏剧，虽然他“不相信这个剧本能够上演”，“因为有个经理表示，只有当剧本中的民族热情具有现实性时才肯演出”，但他还是把剧情梗概写出来了。他对贝里奥和多贝打算搬上舞台的《北方反对南方硬有信心；他向他俩指出，必须设计一个喜剧场面，而这种场面在书里只是隐隐约约地提到。眼下，他希望根据《马蒂亚斯·桑多夫》改编的、由罗夏尔演出的剧本能够获得成功；他认为，“这个剧本一定能顺利演出”，并无论如何会重新引起对他“日渐减退的注意”。
但他并没观看这个戏的首场演出，因为他同意到比利时和荷兰朗诵他的作品。1887年11月20日，他到安特卫普去了，因双腿行动不便，他对这次旅行信心不是很足，12月1日便回来了；他觉得，这次巡回朗诵非常成功，每一场都满座了。这是《比利时独立报》的看法，而不是《费加罗报》的见解。
据科内利·埃兰先生认为，《费加罗报》的看法是对的，演讲人兴许使听众感到失望：朗诵者本来挺不错，但他只朗诵了一些不大重要的故事，而且《拉东家族》的历险故事并没使听众发生兴趣。
不管怎样，这向我们表明，他并不希望自己沉沦下去，虽然“他的腿受了伤，伤口只是一侧愈合”，但他重新振作精神，从事一系列繁忙的活动，以摆脱笼罩着他的愁云。
他跟当纳里合作，试图将《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遭遇》搬上舞台；12月，他到了昂蒂布角，但他在那里没作事，因而感到十分烦闷，“这个世界上最优美的地方”只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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