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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大传(选载)-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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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进步 广结联盟（1）
杨虎城深知仅凭自己的力量要与集东、西方列强与封建地主利益为一身的蒋介石斗争是难以成功的，一定要与各种进步力量结成广泛的联盟。他一直十分重视与国内各种进步力量（包括共产党）的联系与合作。
1930年12月，委派连瑞琦秘密赴沪，联络邓演达扩大反蒋运动。连瑞琦说：1930年12月间，杨虎城派我去南京，一是参加军政部召开的卫生处长会议；二是向中央交涉，要求陕西省机器局归陕西省办；三是秘密赴沪，联络邓演达扩大反蒋运动。第一次我们见面是在黄琪翔家里，由黄请客，在座的有郑庠（思成，前国民二军骑兵旅旅长，陕西人）。我把当时代表邓演达同奉军杨宇霆等联络反蒋的经过情况，向邓汇报。他说：“张汉卿没出息，将来要上蒋介石的当。至于杨宇霆、常荫槐等做了一辈子的坏事，最后想做好事，断送了老命；他们之所以致死，你我都要负相当责任。”他还批评我“胆大而不心细”。邓约我第二天到他家里去谈。我在他家，向他汇报杨虎城在东京的反蒋计划，以及暂时利用南京中央，设法到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一来接近苏联；二来在家乡容易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现在杨在西北已有5万多武装力量，准备训练10万精兵，就在西北独立，公开与共产党联合，实行北伐战争时期的政治纲领，讨伐背叛革命的蒋介石，与江西的工农红军南北呼应。邓听了这些情况以后说：“杨虎城的计划，我基本上同意。”并问我，杨在目前需要些什么？我答：“需要大批干部。”他问要什么样的干部？我答：“杨的意思，不要蒋介石的嫡系，要国民党左派，或者共产党而又不是公开的。”他问我要多少？我答：“杨说多多益善。”他接着说：“杨虎城很进步，希望他能接受我们的纲领；我们同杨要在政治上合作，希望你把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纲领传达给杨，争取杨参加这个组织。”邓又问我：“西北政权实际上是谁在领导？”我答：“是杨虎城领导，共产党参加意见。”邓说：“那就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作杨的参谋。”我问：“行动委员会的领导，是工人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邓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平民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我问：“这样的政权，如何能实现社会主义？”他说：“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来完成这个任务。”我问谁来领导土地改革？他说：“由农业改造训练班，并以自行耕作的农民子弟为骨干。”（当时邓没有提及以贫雇农为主。但杨虎城时常对我说，穷人拿到刀把子，才能为穷人报仇，应以穷人为主，指的就是贫雇农。）我问：“武汉政府时期，你拥护国共合作；现在为什么不这么做？”他说：“我回国后到上海，曾约共产党负责人来谈判合作，他们不理我；只好待推翻蒋政权以后再谈。”他还说：“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统一战线是不能实现的，将来毛泽东一派领导，可能实现，因为他同我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我问：“毛主张土改应以贫雇农为主，你同意吗？”他说：“这问题不大。”我问：“我们的武装部队碰到共产党的武装部队怎么办？”他说：“杨虎城的办法很好，让路。万一冲突，决不伤人。”我问：“行动委员会里有共产党员吗？”他说：“有了政权，而且这政权是反帝反封建的，它一定会帮助。”这时邓演达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当时这个组织的经费来源相当困难，我就代表杨虎城帮助了2000元。
邓问杨同意吗？我说杨会同意的。他说：“革命同志间对金钱来往，要特别清楚；有时因为手续不清楚，会影响革命。”我把这笔钱的来源告诉他，因为陕西机器局时常在沪购买材料，有5％的回扣，大概每年有3万多元；杨虎城把这笔钱叫做革命基金，他指定专门为革命用，凡是帮助革命的组织或个人，都从这笔钱中开支。邓说：“那你要事先得到杨的同意，才能动用。”我说：“杨已给了我这个权。因为他对我说过，邓先生如果在经济方面有困难，我可酌量帮助，在革命基金项中开支。”以后杨时常帮助这个组织的经费，都是由机器局的革命基金内开支。邓给杨虎城介绍了一大批干部，如周士第、王人旋、马明达、金闽生、黄国梁等数十人，这批干部里有的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也有的是脱离了共产党而未受过处分的人。我回到西安，把同邓演达联络经过，向杨汇报后，杨很高兴。他说：“我们反蒋运动，有了基础；邓演达和共产党，都是蒋介石的劲敌，加上我们的力量，这三方面的反蒋力量联合起来，蒋介石有可能很快地垮台。邓是蒋的心腹之患，他能拉拢蒋的主力军，如十八军、十九路军等等，都有可能。邓演达不但在黄埔、保定系统中有威信，就连我这个杂牌军人，对他也有信仰，我们以后要同邓合作。”因此，邓要求在西安建立组织，杨也同意。
支持进步 广结联盟（2）
不过有个条件，军人如要参加，要得到他的同意。他本人未能参加，但能一致行动。至于我，杨不同意做西安负责人，因为我工作太忙，而且亦太招摇。以后这个组织在西安发展到360人，军政人员占多数，负责人是周士第，邓演达死后，就停止活动。从此以后，杨特别加强了反蒋的军事准备工作。西北和西南方面军事代表的来往，都由我担任招待。杨为便利军事上联络，加强修建公路，设省公路局，由我介绍王若僖（德国留学生，江苏人）为局长。并要求欧亚航空公司开设西北、西南及京沪直达线；如西安至新疆、至成都，又由上海至西安等航线。都是为了各方军事代表往来的便利。当时西安到新疆往返一次，原来要两个月，航空只需两天。欧亚航空公司西安站长，由王若僖局长兼任。邓演达为了在西安发动反蒋，于1931年秋，派邓宝珊代表他来西安，帮助杨虎城的军事行动。②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等发动的“福建事变”在福州爆发。杨虎城派王子安秘密赴闽进行联系。王子安说：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江西红军的政治影响下，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对立。杨虎城将军很重视这一事变的发生，当听到福建省建立起抗日反蒋政权的消息后，异常兴奋。为了进一步了解内情，与福建省人民革命政府主席李济深等取得联系，以便协同一致反蒋抗日，决定派我前往福州秘密地进行联系。因为我岳丈是福州人，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直辖的印花税总务处处长，叔岳父又是戴季陶的机要秘书，我以探亲名义去福州，特务们是不会注意的。临行前，杨将军的参议郭增恺要给我写信，介绍李济深与我认识。我告诉他，我认识李济深，而且路上带信也不方便，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我乘火车到上海，然后化装成商人买船票到香港，中途下船，平安抵达福州。
我先会见了时任人民革命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的徐谦，说明了我这次来福州的原因，他说他的侄子徐维烈作为冯玉祥的代表也来福州与李济深等人进行联系。第二天，我谒见李济深主席，首先向他介绍了杨虎城将军在西北的革命斗争历史和蒋介石处处刁难、压抑杨将军的革命力量的情况，以及杨将军积极支持福建事变并竭诚协作的心愿。李听后十分高兴，说他对于杨将军的过去是了解的，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坚守西安之役是对北伐战争的支持。
现在日寇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势如垒卵，而蒋介石却顽固地执行他那套“安内必先攘外”的反动政策，将民族推向灭亡的边缘，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首先应该团结全国一切爱国力量，铲除蒋介石这个障碍。杨将军同情和支持我们反蒋抗日，我们是欢迎和感谢的，更希望杨将军果敢的行动起来。我告诉他杨将军目前所处的环境和杨将军反蒋抗日的决心。表示回西安后定向杨将军详细汇报，并望李以后多加指导。
下午，我又去见了十九路军主要领导人陈铭枢，他同我谈话的内容同李讲的基本相同。五六天后，我从福州回到西安，向杨将军转达了李济深等人的希望，他听后非常满意，并准备积极反蒋抗日。后来在蒋介石的破坏下，福建事变失败了，而杨将军的反蒋抗日意志更加坚决，他曾说：“今后真正抗日的力量在西北。”③杨虎城出于对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崇拜和苏联顾问在解围时的表现，一直对苏联抱有很大的幻想，渴望能够得到苏联的支持与帮助。
因此，十分注重通过新疆打通去苏联的道路问题。为了与新疆方面取得联系，1934年1月3日，杨虎城委派代表飞赴新疆与马仲英、盛世才联络，并调解马、盛之间的矛盾。受派的刘佛吾曾是杨出资送往日本留过学的。他1981年3月20日说：我和蔡雪村、赵福成（又名赵寿山，马仲英来陕代表）等四人坐的飞机，是杨虎城主任出资10000元包的专机。临行之前，杨主任两次找我面谈，交代任务及应注意之点。
支持进步 广结联盟（3）
他说：“福建事件的爆发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和蒋介石是势不两立的，为了避免被蒋各个击破，必须同外界各方联系，加强合作，一俟时机成熟，和蒋拼个你死我活。如果失败，新疆就是我们最后的退路，因为那里有很好的国际条件和地理特殊的形势，听说马、盛都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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