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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第10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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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判词，无事读之则很难领悟其真髓。《公孙龙子》是巧思奇辩，其说谐趣，其智过人，纵然不服亦可大笑清心不亦乐乎……
只有《韩非子》，使人无法确切地诉说自己、反观自己。
嬴政已经大体廓清了《韩非子》概貌，唯其如此，万般感慨。
年青的秦王认定，《韩非子》无疑将成为传之千古的法家巨作。这部新派法家大书前所未有地博大渊深，初读之下难以揣摩其精华所在，精读之后方能领略其坚不可摧。从根本处着眼，《韩非子》最大的不同，是将法家三治（法治、术治、势治）熔于一炉而重新构筑出一个宏大的法家学阵。对于以商鞅为轴心的法治派，《韩非子》一如《商君书》明晰坚定，除了更为具体，倒看不出有何新创。这一点，很令景仰商鞅的年青秦王欣慰，认定韩非是继商鞅之后最大的法家正宗。若非如此，很可能这个年青的秦王是不会读完《韩非子》的。
韩非之出新，在于将术治、势治纳入了法家治道而重新锻铸，使法治之学扩大为前所未有的“三治法家”，事实上成为战国新法家大师。法、术、势三说，此前皆有渊源：法治说以李悝商鞅为最显，术治说以申不害为最显，势治说以慎到为最显。在战国诸子百家的眼中，法、术、势三治说虽有不同，但其根本点是相同的，这便是以承认法治为根基。唯其如此，战国之世将法术势三说视为互联互生的一体，统呼之为法家。然则，这种笼统定名，却不能使法家群体认同。在法家之中，三说之区隔是很清楚的，谁也不会将法、术、势混为一谈。可以说，法家事实上有三个派别，而且是很难相互融合的三个派别。
唯其如此，韩非融三派为一家，使通晓法家的年青秦王惊叹不已！
《韩非子》搭建的新法家框架是：势治为根，法治为轴，术治为察。
先说势治。势者，人在权力框架中的居位也。位高则重，位卑则轻，是谓势也。自古治道经典，无不将“势”明确看作权位。《尚书·君陈》云：“无依势作威。”这个势，便是权位。法家言势，则明确指向国君的权位，也就是国家最高权力。慎到之所以将势治作为法治精要，其基本理念推演是：最高权力是一切治权的出发点，没有权力运行，则不能治理国家；权力又是律法政令的源头，更是行法的依据力量；没有最高权力，任何治道的实施都无从谈起，是谓无势不成治。所以，运用最高权力行使法治，被势治派看作最根本的治道。
《慎子》云：“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桀为天子，能乱天下。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者不足慕也……尧为隶属（治陶工匠）而施教，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是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慎到之势说不可谓不透彻，但因不能透彻论证权力与法治的关系而大显漏洞。一个最大的尴尬便是，诸多堪称贤明勤政的国君权力在手，却依旧不能治理好国家。正是为此，李悝、商鞅等重法之士应时而生，将国家治道之根本定位为法治，认为法律一旦确立，便具有最高权力不能撼动的地位，所谓举国一法、唯法是从，皆此意也。韩非之新，在于承认“势”是法治之源头条件，却又清醒地认为，仅仅依靠“势位”不足以明法治国，必须将势与法结合起来，才能使国家大治。
《韩非子·难势》云：“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之而不肖者不用。贤者拥势，则天下治。不肖者拥势，则天下乱……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其智浅矣！”
嬴政很为韩非的评判所折服。
但是，嬴政最为激赏的，还是《韩非子》诘难势说的矛盾故事。
韩非说，专言势治者云：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故势治为本也。果然如此，其论则必成两端：尧舜拥势，虽十桀十纣不能乱；桀纣拥势，虽十尧十舜不能治。如此，究竟是凭人得治，还是凭势得治？凭势得治么，暴君拥势则圣贤不能治。凭人而治么，圣贤无势而天下照乱。诘难之后，《韩非子》说了一个故事：人有卖矛卖盾者，鼓吹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鼓吹其矛之利“物无不陷也”；有市人过来说：“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卖者遂尴尬不能应也。《韩非子》结论云：“贤、势之不相容明矣，此矛盾之说也！”
“睿智犀利而谐趣横生，其才罕见矣！”嬴政拍案大笑。
“所言至当！势治过甚，与人治无异也！”嬴政批下了自己的评判。
再说术治。术者，寻常泛说之为技巧也方法也。然则，法家所言之术，却是治吏之道，是谓术治。战国之世，术治说由申不害执牛耳，被天下看作与商鞅法治说并立的法家派别。申不害术治说的理念根基在于：无论是势还是法，都得由人群来制定推行；这个人群，便是君王所统领的臣下；若君王驾驭群臣得法，律法政令便能顺利推行，否则天下无治；所以，治道之本在统领臣下之术治。显然，申不害术治说也是偏颇的，漏洞也很明显。一个最大的尴尬是：国家若不变更旧法（根基是不废除实封制），而唯重吏治整肃，便不能根除奸宄丛生腐败迭起的痼疾，国家始终不能真正强盛。齐国如此，韩国更如此。
《韩非子》严词诘难申不害的术治说及其在韩国的实践。
“韩国法令庞杂，故晋国之旧法与新法并行。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故奸邪必多。贵胄之利在旧法，则以旧法行事；官吏之利在新法，则以新法行事；其利若在旧法新法之相悖（冲突），则巧言诡辩以钻法令之空隙。如此，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佞丛生也！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用术于上、法不勤修之患也！”
基于申不害给韩国留下的术治传统危害极大，也基于韩非自己对术治的冷静评判，韩非对“术”作了严格定义：“术者，因权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用今人话语说，术治便是用人制度与问责制度的运用法则。所以，韩非倡导的术治绝不是简单的权谋之术，尽管它也包括了权谋之术。
嬴政最为赞叹的是，韩非没有因纳术入法而轻法，而是将术与法看作缺一不可的治国大道。有人问，法治术治何者更重？韩非答曰：“此犹衣食之孰重孰轻，不可无一也，皆养生之具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从九岁起，嬴政便是秦国太子。从十三岁起，嬴政便是秦国之王。从二十二岁起，嬴政便成了天下第一强国的亲政君王。期间风雨险恶不可胜数，对君王不可或缺的正当权谋体味尤深，可谓烙印在心刻刻不忘。为此，嬴政对《韩非子》所阐释的术治新说深有同感。读《定法》之时，嬴政连饮三大爵凛冽老酒，慨然拍案道：“如此术治，宁非与法治共生也！韩子大哉！”
最令嬴政感奋不能自已者，还是韩非的《孤愤》篇。
韩非之《孤愤》，不是诉说自己的孤独，不是宣泄一己的愤懑，而是为天下变法之士的命运愤然呼号。嬴政记得，初读《孤愤》时一身冷汗，眼前梦魇般浮现出翻翻滚滚的惨烈场景，车裂商君的刑场尸骨横飞鲜血遍地，浑身插满暗箭的吴起倒在血泊灵堂，浴血城头将长剑插进自己腹中的申不害，刺客刀尖闪亮苏秦颓然倒地，形容枯槁的赵武灵王正疯子一般地撕裂吞咽着掏来的幼鸟，嘴角还淌着一缕鲜红的血……
“昭昭《孤愤》，志士请命书也！”更深人静，嬴政慨然拍案。
《孤愤》没有罗列一个血案，但却令人惊悚，令人惕然。根本处，在于《孤愤》以无与伦比的洞察力烛照了变法志士无法避免的悲剧命运，将血腥的未来赤裸裸铺陈开来给芸芸众生浏览，冷森森地宣示了变法家的血泊之路。行法牺牲者的命运，韩非是一层层揭开的：
首先，变法之士的秉性与使命，决定了必然与当道贵胄势成不共戴天。“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一旦任职），则烛重人（当道权臣）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则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朝纲）之外矣！如是，智法之士与当道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其次，当道旧势力拥有既成的种种优势，变法之士则是先天劣势。《孤愤》一一列出了当道者的基本优势，谓之四助五胜。四助是：诸侯之助，群臣之助，君王近臣之助，门客学士之助。之所以有此四助，根由是：“当道者擅枢要，则内外为之用。”有权力结交诸侯，有权力决定群臣利益分配，与君王之近臣内侍利害相关，有权力财力给士人门客以养禄，故有这四种助力。五胜是：一为官爵贵重，二为朋党众多，三为得朝臣多数，四为国人多趋于传统而一国为之讼（辩护）；五为得君王爱信。与当道者相比，变法之士却是五不胜：一官爵低（处势卑贱），二无党附（无党孤特），三朝野居少数（反主意与同好争，一口与一国争），四缺乏故交根基（新旅与习故争），五与君王及其亲信疏远（疏远与近爱信争）。
其三，如此态势之下，变法之士的命运结局必然是走上祭坛做牺牲。“资（根基）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陷者，以公法诛之！其不可以被以罪过者，以私剑（刺客）穷之！是故，明法而逆主上者，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这是韩非最为冷酷的预言。变法志士只要违背传统势力之利益（逆主上），只有两种结局——不死于公法（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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