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正传 刘世英-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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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场一幕后来一度被奉为“经典”片段，这段录像也被多家电视台借调过去反复转播，并成为一段重要“史料”，在这里，我们原汁原味地把画面呈现给读者：甲：“什么玩意儿？什么？黄什么？”马云：“中国黄页，就是那个信息高速公路。”甲：“哦，明白，明白。找龚先生是吧？龚先生在那个屋。”马云：“是多少号？”甲：“隔壁那个，综合处那屋。”马云：“综合处是吧？谢谢啊。”甲：“这个我跟你讲很复杂，黄页的问题，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是吧？”（进综合处之后）马云：“我们注册下来了，但它打开里面都是空的，打开里面都是空的，那么奥运会马上就开始。”乙：“我给你讲，这件事情你首先应该先约，办事程序应该你先约，你要不约，很难给你做一个很满意的回答。”如今，这部专题片弥足珍贵，成了日后见证马云初次北京之行的重要“史料”。从片中不仅可以看到今日的“营销大师”马云十几年前现场推销的画面，更可以看到他在北京到处碰壁到处吃闭门羹的画面。就在《书生马云》在央视“热播”时，一个叫楼文胜的人正在家里看电视，他正是比马云学龄低两级、年龄小四岁的大学校友。当时的楼文胜，正在南方搞期货，看了这部片子中的主人公竟然是昔日的校友马云之后，他顿时眼前一亮！第二天，他就跑到杭州的海博网络（中国黄页）公司去应聘，而马云此时尚在北京，何一兵也跟着去了。于是，公司大大小小的担子都落到了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刚加入黄页不久的孙彤宇。楼文胜跟孙彤宇谈了几分钟后，第二天就跑黄页去上班了。再过几年，他将跟随马云一路北上、南下，成为生死相随的“十八罗汉”之一。第一次北京之行，马云的主要目的就是一点，让中国黄页上的内容更丰富多彩，做“中国的雅虎”。更简单些说，就是把新闻、文化、体育等各种行业的信息搬到黄页上。而当时能提供这些信息资源的，都掌握在这些行业的上级主管部门手里。因此，马云最大的心愿只有一个，就是要说服这些部门的头头脑脑，让他们开放信息资源，跟中国黄页全面合作。然而，在当时的处境下，除了钱锋和孙燕君之外，马云在北京几乎没有别的朋友，更没有亲人，因此，他还是要靠这两位朋友的鼎力相助。尤其是孙燕君先生，他是个非常热心的人，经过那次三天三夜的长谈之后，他们就已经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好友，而孙燕君也的确是尽其所能了，马云对这位萍水相逢的朋友是充满感激之情的。于是，孙燕君四处托关系找人，帮马云牵线搭桥。而且，对孙燕君而言，有时他也很难托上关系，毕竟他也只是在北京的媒体界轻车熟路，和部委级的头头脑脑们也不是个个都有深交的。他们先是敲开了当时的国家信息中心的大门，对方的负责人还算客气，并没有直白地拒绝马云。但是，人家的话语中隐含着这样的潜台词：我们堂堂的国家信息中心，会与你这个小小的个体户合作吗？接着，他们又拜访了《经济日报》、文化部、国家体委等单位，结果可以用八个字形容：乘兴而去，失望而归。尤其是拜访文化部和国家体委两大部委时，当时马云甚至提出把自己抢先注册的“中国文化”、“中国体育”域名免费奉送给他们，只要他们能提供内容支持就行，无奈人家毫不领情。马云在北京街头的上门推销，在各大部委、媒体中的高层攻关，都是无果而终——合同，没戏；信息，甭提；订单，空谈！于是，在杭州还算颇有名气的马云，到了北京就成了街头的无业游民，行走在寒风凛凛的北京街头，徘徊于各个部委的大楼前，彷徨在几大媒体的建筑旁……也许，《书生马云》的最后一幕可以为马云的北京之行做一个收尾：他疲惫地坐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望着车窗外的街灯，一脸茫然，神色凝重，喃喃地说：“再过几年，北京就不会这么对我；再过几年，你们都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这声嘶力竭的呐喊，似乎至今仍在北京城的上空回荡着……三、泪别黄页从1995年4月的“24人会议”，到1997年11月的桐庐之别，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马云一手创办的“中国黄页”就改名换姓了。在资本和体制的双重挤压下，中国互联网史上第一个悲情英雄，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出局”了。选了一个最有前途的行业，却找了一个最不可靠的合作伙伴，真是“上对花轿嫁错郎”。这真是一个奇妙无穷的行业，在互联网之前，似乎从来没有一个行业能演绎如此精彩、炫目、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台台大戏。这些大戏背后的“总导演”，名字就叫“资本”。马云是第一个，却不是最后一个——再过一年，一个叫张树新的巾帼英雄将会步他的后尘；再过四年，一个叫王志东的“神童”比他牺牲得更壮烈、更悲情。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各领风骚数百年”。第一次成为“牺牲品”的经历，给了马云重重地一击，也让他深刻洞悉了资本时代的新“游戏规则”。若干年后，他这样说：“我马云做公司，从来没想过要控股，但也绝不容许其他人控股。投资者只能是我们的娘舅，这是个死规定！”1。黄页改姓尽管马云的第一次北上，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的，但杭州的黄页总部，却还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业务，拓展市场。从1995年上半年到下半年，经过几个月地艰难开拓，马云和他的中国黄页团队成功创办和运营了中国第一个商业网站，成功推出和验证了一个崭新的电子商务模式。虽然这个模式很简单，就是在网上发布企业广告，但它的示范效应却是不容小视的，特别是浙江省外宣办“金鸽工程”的推出，开了中国政府上网的先河，更是给中国黄页带来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一直到1995年底，中国黄页还没有实现盈利。于是，作为股东之一的宋卫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提前撤资退出了。当时的营业额，已经突破百万，盈利已是近在咫尺。尽管钱没赚多少，但马云的名气却不可小视：为浙江省外宣办做了“金鸽工程”，又把《人民日报》搬上了网，无论是在杭州，还是在北京，马云都算是个小有名气的“个体户”了。在黄页成立时隔一个月后，中国互联网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发生了。这年5月，中科院下属的高能物理所，建立了中国第一台Web服务器，并在这个服务器上推出中国第一个自主建设的网站——“中国之窗”。从时间上计算，这个“中国之窗”，可以算得上是中国黄页的第一个竞争对手。有中科院的背景，“中国之窗”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多家网络公司有着密切的合作联系，在国内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不过，中科院的背景也让“中国之窗”带有比较明显的实验室色彩。它没有什么盈利压力，自然在商业运营上也就没有太大建树。另外，从地缘因素的角度来说，“中国之窗”的大本营在首都北京，对远在大江沿岸的中国黄页并没有实质性的商业威胁，也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同质竞争。除了“中国之窗”以外，还有田溯宁的亚信、杭州电信等旗鼓相当的对手。于是，作为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网站，中国黄页很快就遭遇了“十面埋伏”的处境。到了1996年的时候，中国黄页遭遇的所有竞争对手中，最可怕、最强大的当属杭州电信。与“中国之窗”、亚信等“天高皇帝远”的对手不一样，杭州电信是家门口的对手，而且实力极其雄厚。杭州电信从中国黄页的成功中看见了互联网市场的前景，于是开始全力抢占这块市场。凭马云的个性，硬碰硬也没什么可怕的，他从小就是打着架长大的，什么场面没见过呢！然而，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竞争。当时的杭州电信拥有高达3个亿的注册资本，中国黄页仅为10万元人民币；杭州电信有政府做后盾，有着强大的行政资源，而中国黄页根本没有“红帽子”（国有或集体经济）支撑，背后就一群以马云为首的小个体户；杭州电信垄断着整个杭州市的网络技术平台，有足够的宽带资源和服务器，而当时的中国黄页还只能依靠海外（美国）的服务器系统。另外，在1996年左右，中国政府对互联网产业仍然实行统一管制，并没有红头文件指示这个行业可以实行“私有化”，可以让个体户来搞。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马云和他的中国黄页实际上正是充当了政府的试验田。正因为这样，无论在企业、政府还是普通百姓眼里，马云的团队都只能算是一支“土八路”、“游击队”，现在可不是小米加步枪的年代了，这些个体户怎么能跟杭州电信那样的正规军抗衡呢！是的，按常理而言，正规军打败游击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杀鸡哪用得着宰牛刀呢，人家杭州电信随便动用一些资源，打一个喷嚏，马云不就得跟着咳嗽吗？然而，有些事就是那么奇怪。首轮较量，中国黄页居然初战告捷。甚至连当时的杭州市政府都不否认：中国黄页的业务做得就是比杭州电信的好。于是，在刚开始的几个月里，中国黄页步步为营，杭州电信则节节败退。但是，中国黄页一时的取胜并不能化解公司面临的严重危机：资金匮乏，资源匮乏，信息匮乏。1996年初，黄页就曾一度面临发不出工资的尴尬处境，好在马云后来启动的代理制很快有了成效——纺织进出口行业的广告代理顺利签单，10万元进账，解了黄页的燃眉之急。但是，仅仅是解了燃眉之急而已，从成立的第一天起，马云和这个年轻的公司就经常处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断粮状态中。资金，资金！一向坚持“不要把钱看得太重”的马云，从来没有像那个时候如此渴望过钱这个东西，即使到了后来阿里巴巴再度面临“断奶”，他也没那么焦急过。除了资金上的困难之外，还有信息资源的匮乏问题。1995年的北京之行，让原本激情澎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