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63-蒋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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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或者不晓得我也都不知道。他可能以为我们现在过得还好好的。我是这么想。如果王升不报告的话，他怎么知道我们过得不好呢？很多人也不解，既然是经国先生的孩子，怎么会受苦到那个程度？三餐不继啊。要煮饭没有米呀。叫我跟孝慈去东门市场米店去赊米。先跟你赊几斤米，钱来了再还你。实际上钱没来，我们米又吃完了。轮到我又去赊米，钱没来，米又吃完了，轮到孝慈。后来我们都不好意思了。那时候已经念初中了，高中了。后来我跟孝慈说：“你去你去”。后来最后就猜拳，谁输了谁去赊，去赊米。就这么过日子，我们都走过来了。如果不努力的话，没有人会去谈，经国先生还有两个孩子，叫章孝严、章孝慈。如果我们根本就连考也没考取初中毕业，就说你是经国先生的孩子，有人会相信，没有人会在意的，所以你是要自己走出来的。”　　在高中毕业前，章氏兄弟从没有住过有浴室和抽水马桶的屋子，家里没有沙发，家具都是简单的竹器。虽然这时台湾经济已经飞速发展，收音机和电扇都已经很普及，但是他们家却没有。　　对于章氏兄弟而言，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就是外婆，按照章孝严的说法“她是一位十分倔强而固执的老人，从不向环境低头，再困难的环境都是咬着牙撑过去的。这段困苦的日子，如今回想起来，我心中是满怀感激的，没有任何怨恨。因为它虽使我在肉体上受到某些煎熬，精神上却使我比别人成长得更快。……我觉得贫困并不是耻辱。而一个人不知道如何从贫困中走出来，这才可耻”。


第三部分　蒋家第三代私密生活影像漫漫归家路（3）（图）

一样的笑容，一样的成长经历，眉宇间多的是清俊和自信。　　　　

　　贫困对于有的人而言，是灭顶之灾，但对于有的人来说，却是成长的动力。章氏兄弟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破茧成蝶了。　　1960年，尽管外婆周锦华去世。但孝严和孝慈同时考入私立东吴大学。那一年的年底，兄弟俩终于从王升的口中得到确实的证明，知道了自己的生父就是蒋经国。大学毕业后，章孝严服了兵役，1968年，他通过竞争激烈的“外交领事人员”乙等特种考试，又在1978年通过“外交领事人员”甲等特种考试最优等及格（其他两位是宋楚瑜与曾驻南非约翰尼斯堡“总领事”的胡为真）。　　章孝严从“外交”基层干部，经过考试和学习，曾担任过台湾“驻美国大使馆”的三秘、二秘；1979年他参与钱复、宋楚瑜等在台北和美国代表关于“实质关系”的谈判；此后担任过“外交部”北美司的科长、副司长、司长和北美事务协调会秘书长及至“外交部”次长，在台美关系和台加关系方面做了许多实际工作。由于章孝严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法语，台湾舆论界都称他是一位“双声带外交官”。　　当然，会有人认为，章孝严进入“外交部”后，发展比别人快得多，是因为有某种关系的缘故。可是章孝严却曾经坦白：“这种看法并不是我所感受到的。换句话说，我不认为我进‘外交部’，然后逐步升迁的机会是由某种关系而产生的。我倒觉得很多地方……就算有某处关系好了，与其说它对我有所帮助，还不如说对我有过阻力！提到那个关系我一直到今天都不愿意公开说明。过去我也没跟任何人说过。我在‘外交部’那么长时间，到最近几年，别人才有所风闻。记得……奉派到比利时时，没有人知道章孝严是谁。”　　他一再表示：“我不要求特别照顾，也不接受特别的限制。”每次外放，以及每次内部调升，都因为考虑到家世而有所延搁。两年多前，钱复拟调这位次长到华盛顿担任‘副代表’而未成。这一个要求‘平等待遇’的强烈个性正反映出：“我过去的一点一滴都是自己心血换来的。”　惟一令他尴尬的是，他必须在与父亲同时出现的公开场合回避自己的父亲。　　1989年，“使韩”一事，更是给章孝严以沉重的打击。按照国际惯例，要调换大使，必须先征求对方同意，尤其在人选方面，对方可以否决。本来，章孝严是当时外交界的佼佼者，出使韩国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竟然遭到了韩国的否决，起初台湾方面很是不解，后来才知道，韩国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国家，而章孝严偏偏是“庶出”，韩国认为这是一种侮辱，所以予以否决。　　当然，章孝严的前途没有得到影响，但他却沉寂了一段日子，毕竟面对这样无法说出的痛苦和无法改变的事实。他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　　惟一能安慰他的是仕途上的顺利。1993年2月，章孝严出任“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同年8月，在国民党“十四大”上，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并进入“中常委”，1996年6月，担任“外交部长”。　　与哥哥相比，章孝慈具学者风度。他在东吴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和法律学士学位后，又到美国得克萨斯教会办的南美一所大学就读，获政治学硕士，随后又到杜兰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再留校继续攻读，终获法学博士学位，直到34岁，才完成求学经历，共获两个学士学位、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　　这位获得多个学位的学者，和兄长一样，在艰苦的环境中长成。在美国求学期间，他有6年是靠暑期打短工维持生活、交纳学费。他做过保安，在餐厅打过工。1978年，章孝慈自美返台，任教于东吴大学法律系，两年后任命为法学院院长。1986年接任东吴大学教务长职务，仍兼任法学院院长，1992年后出任代理校长、后成为该校校长。　　章孝慈曾对人说，他不喜欢“倾吐”、“诉苦”的字眼，更厌恶这种行为。他说：“说以前多苦，博取同情既无意义，更没必要；重要的是应该谈未来的希望，以争取尊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刚强性格。而东吴大学校长杨其铣，更是对这位爱将赞赏有加，评价他“头脑细密，办事有步骤，讲话有条理，思路清晰；平时虽然不大爱讲话，但教学、演讲都不错”。此后，章孝慈也开始涉足政治。　　1977年前后，有关章氏兄弟是蒋经国私生子的内幕开始在台湾逐渐传开，但蒋经国在生前从未公开谈到此事。1988年1月，蒋经国在台北病故，蒋家没有人邀请章孝严与章孝慈兄弟参加蒋经国的葬礼。　　据台湾方面报道：“据说，章孝严在外交部所设的灵堂上痛哭失声时，全会场的人不禁为之黯然。”“章孝严、章孝慈兄弟，原本给外界的印象颇佳。虽然父亲辞世，却得不到应有的名分，颇令人同掬辛酸。但是，以章氏兄弟的努力，在正常的实政体制下，一分耕耘，则有一分收获，原属当然。或许‘孤臣孽子’当更能体会民主政治的真意。”“他们两人可能是惟一不负蒋氏声名的儿子，但平常极少有父子相见的机会，不仅无法改姓归宗，最后父亲逝世，求做一孝子也不可得。”


第三部分　蒋家第三代私密生活影像漫漫归家路（4）（图）

　　直到1988年1月14日晚上，蒋孝勇伸出援手，陪着章孝严跟孝慈，避开耳目，在深夜11点20分，到荣总医院的灵堂后面。章氏兄弟看到了躺在冰柜的蒋经国，他跟章孝慈都跪下来，泣不成声地磕头叫“父亲”，这就是他们与父亲的最后一面。而在生前，他们从没有叫过一声父亲，从没有和蒋经国私底下见过一次面，除非是公务上的迫不得已。可是，章孝严并不怨恨，他说：“天下很多的事情认为是应该的，或者是认为不困难的，往往反而是不容易实现的。我知道他在政治的环境里面，当然有他的很多的考虑，当然有他的很多困难。所以政治是一种非常奇怪，而且也是可怕的。他可以把亲情疏离掉。　”　　但是作为人子，近在咫尺的父亲却只能远远相望，任谁都无法轻易释然。章孝严曾经坦言自己的痛苦和委屈：“难免有些不平的感受，我们毕竟还是人嘛。我们觉得为什么父亲不能够在我们身边，为什么不能够多给我们一些关怀，为什么不能够让我们见面，让我们有些话当面告诉他。当我们有些做儿子想跟父亲讲的话，而不是跟别人讲的话，能够有所倾诉。这种机会都没有，当然会有些不平。但是这些过程是在大学的时候，可能比较强烈，但自己有家以后，就比较好一些。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妻小，有自己家庭要照顾，有自己的工作，要专心。但有的时候晚上会做梦，会有这种情况。但这都过去了，幸好我们都走过来了。”而这一段路走得何其艰难。　章孝严仍然有时会半夜从梦中惊醒，呼唤着父亲。章孝严夫人黄美伦这样描述：“他醒来泪水满颊。这件事情刚结婚的时候比较常有，后来有了家，有了子女就少了很多。”“我可以在白天忍受很多很多事情，但梦里没有办法控制。”章孝严为自己的“软弱”这样解释，令听者无不心酸落泪。　　父亲虽然无法相认，但至少还活着、见到过，而那埋在黄土中已经几十年的母亲成为章氏兄弟最大的痛楚。　　1989年1月，章孝慈委托台湾《联合报》周玉蔻女士去桂林，代办修葺母亲坟墓，在当地各级政府支持下一切顺利，竣工时重立汉白玉墓碑，镌刻着章孝慈亲笔撰写的碑文：江西南昌显妣章太夫人讳亚若之墓己巳二月男孝严孝慈叩立。　　但当时两岸刚刚开始恢复交流，按照台湾当局的规定，担任政府职务的人员，不能回大陆探亲。但由于章家兄弟身份敏感，他们只能托一位到桂林观光的朋友代为拜祭。1993年，情况有了转机。当年的8月20　日，已任东吴大学校长的章孝慈率领台湾学术界代表团抵达北京，办完公务后，他飞抵桂林亲自祭扫了母亲的墓冢。江泽民主席在中南海接见章孝慈时，还特意提到他到桂林祭扫母亲之墓是中国人伦道德的表现。　　1993年9月5日10时40分，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身穿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