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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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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初一年余，被称为‘各党各派之友’的雷震由于在政府内外的广泛人脉，故当局与《自由中国》基本上相安无事。但是，自1951年6月，因刊出夏道平执笔的社论一文﹐针对政府金融管制引起的一宗情治人员贪污枉法情事加以抨击，杂志开始遭到党政军三方面的压力。该期出刊第三天，情治人员就闯入杂志社，逮捕一编辑，并留下三名特务予以监视。雷震遂与多位党政要员商讨，他们建议再发一篇社论加以平衡，杂志便以《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为题又发了一篇社论，其观点基本又退回到金融管制的原点。但这时远在美国的胡适见到这两期刊物后，大为不满。1951年8月11日，他致函雷震：“……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忽然来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这必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道歉的文字……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雷震本来就愤懑在心，胡适的来信正好成反击的利剑，他将信的全文刊发在《自由中国》上。这再度引起了情治单位的不满。自此事件开始，《自由中国》于当局的关系开始连锁演变，一发而不可收了。
接踵而来的，是执政党对教育界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当年在台湾，当局不仅在校园内散发党部宣传读物，还要求每个学生背诵“三民主义读本”、“总理遗训”、“总统训词”，其强制灌输的“党化教育”激起反弹，学生、家长无不怨声载道。1954年5月底，三位家长投书《自由中国》，对“党化教育”严重干扰学校的正常教育，提出激烈批评：
“……真正的课业，反而丢在一旁……我们的教育应该是自由的教育，而不是任何一党包办的党化教育……全省的公立学校，都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办的。教育当局和救国团不可借教育之名而行党化之实……”（《自由中国》，1954年第11卷第12期）
此举终于令当局勃然大怒。1954年12月，蒋介石以“不守党纪，影响国民党名誉”为由，下令开除雷震的党籍。“骨鲠之臣”终于与当局分道扬镳了。
此后，《自由中国》的言论节节升高，不仅于1956年10月，倾力推出了由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陈启天、陶百川、王世杰、雷震等人的16篇文章组成的对蒋介石的“祝寿专号”，忠言直谏，反对蒋氏三连任总统的违宪意图，劝告蒋介石尽快结束独裁专制，逐步实施宪政民主。如此祝寿，撼动人心，酣畅淋离，连销九版，一时洛阳纸贵，造成政界学界轰动。自然，紧随而来的，就是当局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围剿了。
（二）
从1957年7月开始，《自由中国》连续8个月推出「今日之问题」的15篇社论系列，全面检讨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从政治到经济的各方面问题与症结，并在最后直达问题的总关键——反对党问题。
“反对党问题”的出刊表明，雷震不仅透过《自由中国》发挥知识分子的言责﹐更企望以行动结合台湾的本土精英，他计划于1960年准备筹组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以组党的实践活动召唤政党政治。于是，雷震从“坐而言”走向了“起而行”。这一行动，终于彻底开罪了当局。1960年9月4日，国民党当局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的罪名起诉雷震，并处以十年徒刑，此即轰动一时的「雷震案」。《自由中国》编辑傅正、经理马之肃、会计刘子英等一同被捕。
其时远在美国的胡适，惊闻雷震被捕，痛心疾首，立即在九月四号当天，向当时的行政院长陈诚发出电文，指责国府“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专电曰：「台北外交部请转陈兼院长辞修兄：九00号电敬悉。今晨此间新闻广播雷震等被逮捕之消息，且明说雷是主持反对党运动的人，鄙意政府此举甚不明智，其不良影响所及可预言者，一则国内外舆论必认为雷等被捕，表示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党运动，二则此次雷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杂志当然停刊，政府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三则在西方人士心目中，批评政府与谋成立反对党皆与叛乱罪名绝对无关，雷儆寰爱反共，适所深知，一旦加以叛乱罪名，恐将贻笑世界，今日唯一挽救方式，似只有专电所谓遵循法律途径一语，即将此案交司法审判，一切侦审及审判皆予公开」。
在台湾，由于雷震的被捕，《自由中国》实际上已无法再办下去了。《自由中国》半月刊总共存活了10年9个月又10天，前后共出刊260期。而出刊这10年，正好横跨上世纪整整一个五十年代，这也是国民党自大陆退守台湾后，在政治上风声鹤唳、危机四伏的最初10年。
1960年10月22日；胡适曾对记者表示：外传《自由中国》的编委们有意请他担任发行人主持复刊，他从未接过相关信函，也无人和他谈过此事（《胡适先生年谱初稿长编》，3343页）。不过，胡适先生又说：“一种杂志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唐德刚说，雷案之后，胡适好像一下子老了30岁。1961年阴历5月26日雷震65岁生日，胡适想念狱中的雷震，手书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桂源铺）赠予雷震：“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第二年的1962年2月24日，胡适就因心脏病而去世了。
对台湾民主宪政发展来说，雷震，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直至上世纪80年代，台湾所有重要的政治议题都是根据《自由中国》的言论来阐述或界定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对台湾政治体制和社会关系所引起的问题，在出刊10年期间几乎都曾论及……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台湾新一代不见得都读过《自由中国》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语文、基本概念和陈述方式，都是从这份刊物出来的”。（钱永祥语）
回望台湾政治的风雨之路，《自由中国》所传播的自由民主理念，已经结成“正果”。
宏观而言，台湾的民主之路，民间的政治力量，有两条基本的成长线索：“办刊议政”与“参选组党”。一条侧重理念，另一条侧重实践。一条走菁英化路线，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另一条则是走草根路线，以有志实际从政者为主。不过，二者都对志同道合者的起了精神和组织凝聚的作用，一为理念的凝聚，一为人员的凝聚。雷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可谓一身而二任。他先是办《自由中国》，发挥言责；1960年，又以行动筹组反对党，以实力制衡。也就是说，中国士大夫的“立功、立言”他都在身体力行。最后，雷震身系囹圄，以自己忠于良知的坚毅信念和道义形象，升华到了“立德”的境界。
七十年代初，雷震先生出狱后，自购墓地，除预留其夫妇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就是专为安葬亡儿、移葬早逝的《自由中国》社同仁罗鸿诏、殷海光而建。墓园被命名为“自由墓园”。
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享年83岁。而早在1977年，时年81岁的雷震，
就已自题碑文为：
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
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雷震先生之墓
生于一八九七年六月十五日
殁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
殷海光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去世，雷震也把他安顿在“自由墓园”。殷海光的墓碑是由雷震亲笔题写的：
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
雷震敬题一九七七年四月
时年八十一岁
《自由中国》的英魂，栖息在“自由墓园”中，应是得其所哉了。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7、28）
张季鸾：近代独立报人
（一）
张季鸾（1888－1941）陕西榆林人，近代中国最富自由独立色彩的报纸《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和主笔，民国时期最具声望的报人。在他主持笔政期间，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奖，这是当时国际新闻界极富声誉的奖项。
张季鸾早年留学日本，并创办《夏声》杂志，1911年归国，任《民立报》编辑。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大总统，成立了中华民国。因其文名，经于右任推荐，张季鸾任孙先生秘书。曾为中山先生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
张季鸾先生处世颇有棱角，仗义执言，以致曾两度入狱。袁世凯任大总统时，他对于宋教仁被刺杀案，秉笔直言，遭到无理逮捕，囚禁三个月之久。袁世凯死后，他出任《中华新报》总编辑，又因揭露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订立满蒙五路大借款合同消息，致他再陷囹圄，后经各方营救获释。一介书生，两度落难，两次获救，大落大起，预示了其一生的坎坷与辉煌。
张季鸾染有中国文人的文风余韵，又有现代学人的广博知识，象梁任公一样，笔起波澜，引领风潮，掀一时之气象，成舆论之重镇。
1926年9月1日，张季鸾与胡政之、吴鼎昌（吴出资5万元使报纸经济独立）合作接手大公报，这是其一生的转折点。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先声夺人，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论及“不党”，他说“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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