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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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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政治，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汉至清末，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见萧著下册，第947页）按萧公权的看法，这二千余年，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袭而少创造”。
对于部分国人津津乐道的中国固有“民本”思想，萧先生以他所受的严谨的学术训练，指出了它与民主的区别。公权先生说：〃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念。故人民不只为政治之目的，国家之主体，必须具有自动参预国政之权利。以此衡量，则孟子贵民，不过由民享以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表面上看，民主只是比民本多一〃民治〃而已，似乎民本与民主很接近。其实，细较之下，两者完全不同。从政治的角度而言，〃民治〃的权利居于核心地位。所谓〃民治〃，就是由民众自己管理自己的公共事物。
萧先生并不局限于学院高墙内研究政治思想，他也积极投入现实的政治论争，并用自己坚实的学养用平易的语言为民主自由背书：“什么是民主？我们简单的答覆是：人民有说话的机会，有听到一切言论和消息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选举生活途径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选举政府和政策的机会，——而且这些机会，不待将来，此时此地，便可得着，便可利用——这就是脚踏实地的起码民主。假使这种起码的民主尚且办不到，却明唱玄虚的高调，暗用武断的方法，那决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蟊贼。”（《说民主》）
二、
萧公权通过有说服力的分析，不赞成当年国府所划定的中国政治发展须经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而主张立即实施宪政。他指出：“我个人也相信宪政是一种政治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高远玄虚的理想。我觉得较妥当的说法似为：宪政是过程也是目标，而目标即是过程的一部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达目标，须经过程。要实现较圆满的宪政，只有从较幼稚的宪政做起。张（佛泉）先生说我们不能在达不到完美宪法理想的时候，“先过几天黑暗的政治生活”，真是十分明快透辟之言。＇大学＇“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没有先学会抚养孩子而后再去嫁人的），这句话，也可以做一切“训政”论的答覆。”“（一）宪政随时可以开始，但比较完美宪政的实现需要经过相当时日的推广与进步。（二）由低度宪政到高度宪政实行的过程，在实质上包含一个学习的（也可以说教育的）过程，而且学习的过程和实行的过程融为一片，不容分割为先后的段落。（三）宪政是过程，也是目标。
萧公权特别清楚地论述了：宪政本身就是训政的过程。不能在宪政之外求训政：“我再确切的声明，我对于张（佛泉）胡（适）两先生随时可以开始宪政的意件是同情的。我认为除实行宪政外，别无其他训练宪政能力的方法。我们不能再蹈袭前人“训政论”的错误。然而我们也不要轻视了我国人民的弱点。我们虽不可于实行宪政之外求训政，却必须于实行宪政之中努力“养成民治气质”知识阶级应时时注意提高自己“参加政治的资格，以为一般后进民众的先趋和榜样”。（《宪政的条件》）
“什么是民主？我们简单的答覆是：人民有说话的机会，有听到一切言论和消息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选举生活途径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选举政府和政策的机会，——而且这些机会，不待将来，此时此地，便可得着，便可利用——这就是脚踏实地的起码民主。假使这种起码的民主尚且办不到，却明唱玄虚的高调，暗用武断的方法，那决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蟊贼。”（《说民主》）
从早年起，萧公权就对政治多元论下有很大功夫，并也卓有建树。他指出该理论把有关个人自由（individualfreedom）的宪法保障这一古老的观念置于更广泛、积极而坚实的基础之上，这是一元论者应该吸收的重要政治理念。虽然萧讨论的政治多元论后后来的政治学者达尔（RobertA。Dahl）不同。但在笔者看来，萧氏的更古典的略带张力的政治多元论述，更具有理论力量。萧写作《政治多元论》固然与当时美国学术与政治热点相关，当时政治多元论恰好是美国政治理论界的重要话题，同时对于这位生于清末民初，曾热心阅读《民报》，并亲身参与五四运动的沉思型青年，用政治多元论来对比观照中国的现实政治，显然是富于挑战性的课题。这种政治多元性对于缓解在美国宪法基地上的政治一元论，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契机，对萧公权本人思想中的某种黑格尔色彩，是一种平衡。。
萧公权先生既是二十世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同时又是一位稳健的“老派”人物，他不赞成“打倒孔家店”，主张把孔子的思想与专制帝王所利用的“孔教”区别对待；他认为传统蒙学虽有戕害人性的一面，却也未始不是一种基本功的有效训练；他认为“新文化”对旧式家庭的攻击过于偏颇，因为“新家庭不尽是天堂，旧家庭也不纯是地狱”。当代台湾学者林谷芳尝言：“知识分子的一个角色就是拉车与刹车。社会太保守，你要把它往前拉。太冒进，就要帮它刹车。”萧先生在那个急遽变化的时代所承担的，主要是一个刹车者的角色。
从外部观察，萧公权的学术世界，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中西文化的折衷；二、旧学与新知的贯通；三、情感兴理智的交融。这三大特征与萧氏所处的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而萧氏思想的内部特征，则有三个突出的方面：对道德优先性的肯定、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的取向，以及对民族文化生命的关怀。这三个方面都与近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发展息息相关，而萧氏的历史地位，也由此益为彰显。
从学术立场来看，萧氏毕生关切的问题，正是中国历史的变与常，他正是站在这一个基本关切点之上，来从事对中西文化的折衷与融会。在这种旧学与新知的融会，以及中西文化的折衷之中，萧氏在近代中国人文学术史上，树立了一个「治道征前史，多方论折中。人如秋水淡，诗与夕阳红」的典范与人格，永为后世所缅怀追念。
萧公权的学术生涯虽然是研究、传播和发展在西方成长起来的政治思想，但他也赋有很深的国学修养，这不仅表现在他呕心沥血的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等有关中国政治源流的开创性研究，同时也表现在他的中国格律诗的造诣中。他写了大量诗作，常与吴宓唱和。仅在在成都的几年，他就写了九百多首诗。抗战年间在成都的燕京大学，有所谓“四大名旦”：陈寅恪，萧公权，吴宓，李方桂。这几位教授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吟诗作赋，酬唱应和，是为一时佳话。这种人文景观，几成绝响，很难复现于后世了。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4、35）
林语堂：中西交流的桥梁—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一、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这是林语堂用以自况的一副对联，以它来笼罩林语堂一生，应当说是恰如其分的。作为一位以中、英文双语写作而名家的人物，林语堂，严格说来不是一位学院派思想家，而是一位情趣广泛驳杂、哲思随处流露、文笔生动通俗的作家。他的旨趣不在理论探究，也从未系统论述过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但他的笔锋却自然而然地流淌出生气勃勃的自由精神。在上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中，在对中国读者传播西方文化以及向西方读者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林语堂广有影响，蜚声中外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作为中国第三代基督徒，他从小就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1912年上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他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他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因为翻译「幽默」（Humor）一词，提倡幽默文学，获得「幽默大师」名声；并著有《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老子的智慧》、《苏东坡传》、《中国新闻舆论史》等经典名著。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林语堂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林语堂在其散文和小说中，并没有太多涉猎自由主义的严肃的系统的内容，这与他的信念有关。他曾在《生活的艺术》里说：“凡是谈到真理的人，都反而损害了它；凡是企图证明它的人，都反而伤残歪曲了它；凡是替它加上一个标识和定出一个思想派别的人，都反而杀害了它：而凡是自称为信仰它的人，都埋葬了它。所以一个真理，等到被竖立成为一个系统时，它已死了三次，并被埋葬了三次了。”
然而他的一部专著——《中国新闻舆论史》，实际上却真正围绕着自由主义的核心——言论自由问题展开的，他特别仔细叙述与分析了新闻自由在中国的状况，对中国的新闻舆论留下了极有价值的历史叙述和基本评估，对在中国推展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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