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第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个全面的概念，是在伦理、经济、政治、思想和学术等领域要求破除对人的束缚，全面实现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
　　在当时程朱理学笼罩的清帝国，公开鼓吹把来自西方的自利、自由、自治作为救国的根本道路，并且指出实现人的自由是中国复兴的中心，不但石破天惊，而且深刻地揭示了百年来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内屡败屡战的启蒙思潮的基本要点。
　　1895～1898年严复翻译Ｔ。Ｈ。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起国人救亡图存，“自强保种”，1897年主办《国闻报》。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戊戌变法后，至宣统元年（1909），先后译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书，是近代中国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制度的第一人。在学术上，他首倡“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至今仍被推崇。1900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组织的中国国会，任副会长。在教育界，1905年协助创办复旦公学，为第二任校长。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任首任校长。
　　所有上述严复引入的思想以及他在学术、教育和新闻界的活动，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巨大而深远的反响。当时，吴汝纶、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以后的鲁迅、胡适等人，无不交口称誉。使之成为近代中国自由思想的盗火者。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03）
　　自由思潮的舆论骄子—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它是中国近代自由思想和宪政运动的重要先驱，是中国知识界极富号召力的领军人物，作为“言论界的骄子”，他引领中国舆论，开一代之风气，在这一方面，只有在他之后的胡适可以与之比肩。
　　梁启超曾受旧学教育，1884年（光绪十年）中秀才。1889年中举。1890年结识康有为，投师门下，世称康梁，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从此，在思想传播和政治活动两方面，他都成了自己时代的标杆性人物。
　　在思想言论方面，梁启超曾指出：“思想自由，为凡百自由之母”。他以历史的眼光总结道：“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他的这些力主独立思考的观念，无疑开启了中国自由思想之先河。他更进一步申论说：“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饮冰室文集》，第二册，页4546）这些带自由主义色彩的见地，今天读来，仍未觉过时。对民主制度，梁启超在清末时即已注意到，并加以毫无保留的颂扬：“……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
　　在政治活动方面，梁启超1895年春他赴京会试，时值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群情激愤。他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要求清廷拒和、迁都、实行变法。
　　1898年梁启超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9月；戊戌政变发生，梁　启超逃离北京，东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等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梁启超则是改良派的主将。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表示支持，撰写文章，介绍西方宪政，宣传立宪政体。1907年10月，与蒋智由等人在东京建立“政闻社”，并派人回国直接参加立宪活动。但政闻社后来受到清廷查禁而解散。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力促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实施宪政。民国初年他先是支持袁世凯，并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进行政治竞争。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但后来，因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遂转而反对袁氏，阻止帝制复辟；与袁发生了严重冲突。1915年8月，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声讨意欲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并旋与蔡锷策划了1915年底武力反袁。1915年底爆发的护国战争，在全国反对的滔天声浪中，袁世凯郁郁病死。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组建宪政研究会，并曾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1918年底，离职后的梁启超赴欧考察，其时正值一战结束，他看到西方当时的问题和弊端，故欧游归来之后，思想渐趋文化保守主义，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重要著作和大量文章；其中不少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总括而言，在自由主义输入中国的过程中，在早期，是梁启超扮演了广泛传播的核心角色，他以中西汇融的思想内容、激昂慷慨，笔锋常带感情的文风，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甚至话语系统，中国后来的各派政界、学界人物，如胡适、陈独秀、鲁迅、毛泽东、周恩来…。都曾受到梁启超的影响。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
　　蔡元培：自由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１８６８－１９４０）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与北京大学联系在一起的。而北大，自从他任校长后，遂变为自由主义的思想重镇。因此，在中国自由主义史上，不能缺少蔡先生的位置。
　　蔡元培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光绪年间进士，其后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以清末翰林而身预光复会、同盟会，成为双料革命，蔡元培是第一人；以开国元勋入主教育部，进而出长北大，倡导学术自由。他“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成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冯友兰语）其功不可谓不巨。蔡先生一生可资谈论者不少，但是比起他执掌北大，都显得微不足道。梁漱溟曾评蔡先生说：”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倡导“学术自由”，致力现代科学，蔡元培是最彻底的一个。戊戌之际，他看到：以中国之大，积弊之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要想靠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把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因此蔡元培显然注意到避免“不动”或“盲动”这两种态度倾向，以为社会革命与文化启蒙这两大任务不可以互相替代。于是他把目光落到了教育上：传播新知、开通风气、启迪民智、进化民德。当时清末民初的启蒙活动家，严复之后，功勋卓著者有蔡元培与张元济。张元济于出版界，创商务印书馆，蔡元培于教育界，长北京大学。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吕思勉说：“孑民先生主持北大，所以能为中国学术界开一新纪元，就其休休有容的性质，能使各方面的学者同流并进，而给予后来学者以极大的自由，使与各种高深的学术都有接触，以引起其好尚之心。”用蔡元培自己的话说，不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二者互为表里彼此依托。人们说到当年北大一时之盛的师资，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从“五马三沈”到周氏兄弟，都会赞一声”雅量”。蔡元培说：“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以故，尚不达到自然淘汰之命运，虽彼此相反，而　悉听其自由发展。”虽说“兼容并包”乃“世界各大学通例”，但当时能恃此点铁成金者，惟蔡元培一人。梁漱溟把这归因于蔡元培的“器局大、识见远”。
　　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主要推动者，蔡元培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守护人。他的教育和学术管理实践来自他的自由主义教育哲学。蔡先生身体力行，实践自由，包容万派。他所包容的人，像特立独行犀利张狂的陈独秀，清明理性中西兼通的胡适之，以及李守常（大钊）、顾孟余、陶孟和、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诸先生皆各有所长。所有这些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是蔡元培独有的伟大。从而自五四以降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新气象新风气蔡元培先生功莫大焉。
　　除了整顿发煌北大，他还创建了中央研究院，这两块园地成为超越现实黑暗政治和复杂社会环境的相对纯净、独立的学术天地和思想摇篮。而蔡元培本人，作为“兼容并蓄”，“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象征，理所当然地成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5、6、7、8、9）
　　胡适：中国自由主义的中枢——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一、个人主义：自由之魂
　　在中国，提到胡适，就必然想到自由主义；而提到自由主义，也必然会想到胡适。毋庸置疑，胡适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中枢人物。
　　胡适的自由主义的伦理基地是个人主义。其思想基础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经奠定。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所受教育以及关于知识分子应当保持中立和独立的一贯认识都在推动他走上自由主义者的道路。特别是他所接受和倡导的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思想直接导致自由主义。
　　胡适倡导个人主义的代表作是《易卜生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在五四运动以前对于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较大的影响。他在文章中倡导的个人主义在当时确定“最新鲜又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