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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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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了人权高于主权的思想。在今天看来，或许是卑之无甚高论，并非石破天惊的主张。但是如果放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的时空背景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应当说，是中国人权主张的时代先声。
罗隆基人权理论，除了上述正面的阐述外，还从反面作了重要界定。他左右开弓，右反国民党一党专制侵犯人权，左攻马克思主义中共革命扼杀人权。他指出，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中共以马克思主义为信条的暴力革命都是侵犯人权，因此，他除了在言论和行动上抗议国民党的人权侵犯外，还在1930年3月《新月》上撰写了〈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和在1931年7月《新月》上发表了〈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两篇长文，较为全面的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谬误，分析了中共领导的暴力革命队人权的危害。所有这一切，呈现了他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眼光和见识，是对中国自由知识界的理论贡献。
三、为民请命郁郁而终
前已记述，罗隆基所属的自由主义左翼（以民盟为代表），基于其反蒋的历史情结和费边主义的思想渊源，他们把政治同情转向了共产党，在国共之争中是为中共出了力的。但1949年之后，中共夺得天下，一阔脸就变，昔日的盟友，逐步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最后的致命一击发生在1957年。
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并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中共整风。在毛泽东言辞恳切的反复邀请下，昔日的自由主义者们终于吐出了已经憋了几年的苦水。
5月22日，中共统战部举行座谈会，国家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让大家申冤诉苦。而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
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它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称为最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论。
六月二十一日，罗隆基从锡兰公差归国，他没能料到，等候他的，竟是最后置之于死地的暴风骤雨。
七月一日，中共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批判该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指控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反共反社会主义”。而右派的进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后被称章罗联盟）”。
这是一纸混杂着谎言和怨毒的最高当局的终审宣判，没有律师，不容分辩。其中最荒诞的公开的指鹿为马，就是所谓“章罗联盟”。章罗关系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谓无人不知。但毛泽东发挥诗人想象力在圣旨上把它生育出来后，它就居然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活蹦乱跳了几十年。国是至此，已惨不忍睹。
罗隆基对此的反应，是咆哮章门，并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拂袖而去。这是最后展示罗氏个人性格的戏剧性镜头。
以后的一系列对罗隆基的批斗会，所揭示出来的罗的政治原色，显示出在上层“右派”中，恐怕只有他与储安平确实是带有比较清晰的自由主义色彩的政治人物。那些揭发材料，抖掉其历史的尘埃，现在看来，不仅非罪，反而为功，为罗隆基增添了正面色彩。
罗隆基关于平反委员会的主张所赋有的伸张人权反对政治迫害的内涵不用说了。其他的，譬如，在中共建政前夜，罗隆基带信给沈钧儒，要求沈“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下几个条件：（一）不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协和外交；（二）民盟成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交叉；（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据此与中共订立协议，如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
此外，对罗的揭发材料还表明，储安平的“党天下”论，其实是沿用了当年罗隆基批评国民党的说词。罗直指国民党“‘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地‘党天下’”了。
更原则性的一点，是在中共掌权后，对民盟盟章总纲里是否写入“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一语。罗隆基据理力争，坚持不写。依政治常识，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的党纲注明接受另一个政党的领导。抗争未果后，他说：“盟章有了这样一条，民盟的生命就结束了。”
20年后，当局为右派“平反”，55万右派中，惟有6人不予改正，其中为首者即罗隆基（六人为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在当年反右之后的黯黯长夜的1962年，大英百科全书刊载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指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
虽然罗隆基晚年凄苦孤寂，郁郁而终。但是，一条永远的“未改正右派”，一条大英百科全书简洁公正的历史结论，只此两条，自诩为自由主义左翼的罗隆基当可以死而瞑目了。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6、17、18）
储安平“政论家的命运”
《观察》之父
储安平，江苏宜兴人，1909年出生，，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后起之秀。提起储安平，有两样东西历史不会忘却。
一件事是指：他是《观察》周刊主编，那是20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重镇。
另一件是指他说过的两句话，清醒透彻，言简意赅。一句是：“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蔡尚思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35页）另一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党天下”。有此二言，他已名垂青史。
储安平1928年入读上海光华大学（其前身是教会大学圣约翰）。校内有胡适、徐志摩、张寿镛、张东荪、钱基博，罗隆基，廖世承，潘光旦，、吴梅、卢前、蒋维乔、黄任之、江问渔、吕思勉、王造时、彭文应等名教授。自由氛围，氤氲冉冉。后来他又到英国留学，投师政治学家拉斯基门下，习得自由主义费边派的基本思想脉络。
1931年10月他就编过一册《中日问题各家论见》，书中所收的文章没有一篇是作家写的，而多是当时知名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如左舜生、胡俞之、俞颂华、武育干、罗隆基、陈独秀、汪精卫、樊仲云、陶希圣、王造时、陈启天、张东荪、萨孟武、张其昀、梁漱溟、高永晋等，当时储安平只有21岁，但对政治问题已经有了浓厚兴趣。
储安平从英国回来后已是抗战时期，大约1940年他到了湖南，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他在蓝田师院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那时每逢周会，教授们都要轮流演讲，轮到储安平演讲时，据说“连走廊都坐得满满的，中间不晓得要排多少次掌。”（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第139页）在蓝田师院时，储安平刚刚32岁，他和许多知名的教授结下了友谊，这些人后来有不少成了《客观》和《观察》杂志的撰稿人，比如钱锺书、高觉敷、邹文海等。
储安平在重庆的重要活动要两事可记，那时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做研究员。储安平在重庆的第二件事就是他创办了《客观》周刊。
《客观》在当时西南地区很有影响，《观察》后来的许多读者也是由《客观》而来的。以储安平的理想，他希望《客观》能成为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刊物。
1946年9月1日；《观察》在上海创刊，每期6万字。《观察》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刊物来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观察》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参预的价值和作用。由于《观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超然态度创办的，所以它能够在具体政治具体态势的评价中，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地进行畅所欲言的自由评说，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事业之外对社会的关心。它在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言论监督和促进作用。后来成为自由知识界的一面旗帜。费边主义的信徒
谈到储安平，不能不涉及他的基本思想背景。他们那一代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大体共同的特点，几乎都受到拉斯基（HaroldLaski）的影响。拉斯基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著名的费边主义思想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费边社的要角，后来成为英国工党主要的理论家，1945年出任工党的主席，当红一时。像储安平以及前面谈到的罗隆基，还有费孝通、王造时、、张君劢当年这些留学欧美的学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成了拉式的信徒。
当时美国杜威的弟子胡适引领一大批英国费边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新月》杂志为中心，组织了一个费边社式的小团体「平社」，翻译拉斯基的著作，研究费边主义的理论，探讨中国的问题。在知识圈中有重要的影响。
此外，当年储安平所处的思想世界，是社会主义思潮的上升阶段。即普遍左倾化的时代。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试验尚未暴露出他的全部真相和弊端，各国知识分子大多是既想要欧美的政治自由，又想要社会主义所许诺的经济平等。企图“鱼与熊掌，二者得兼”。当年拉斯基、萧伯纳等人的费边主义，大体上迎合了这一主流倾向。它力图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部发展出一变种，即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体系。这种试图调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新理论，投合了多数中国自由主义者，似乎是某种期盼已久的福音。因为当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始起步的时候，资本主义初始阶段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在西方已经遭到了社会主义思潮的铺天盖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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