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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5-武夫当国(1895-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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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菊隐（1898~1989），湖南长沙人，民国时代的著名记者，近代军阀史的权威见证者和整理研究者。1912年开始进入报界，做过特约通讯员、战地记者、特派记者、编辑、总编辑等，尤以报道北洋军阀最为著名。
本书堪称了解和研究近代军阀的“必修课程”。其他著作还有：《菊隐丛谈（25册）》、《袁世凯演义》、《蒋百里先生传》、《吴佩孚传》、《筹安会六君子传》、《督军团传》、《孤岛见闻》、《记者生活三十年》等。
《武夫当国（1895…1928）》 题记名家推荐
陶先生这部130余万字的《史话》，不假任何虚构便把上至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这段长达33年经纬万端、云谲波诡的历史说得清楚明白。毫不“戏说”却通俗生动，确当得起“目光如炬的史学家”（曹聚仁语）之称。可以说，陶先生是以报道“北洋军阀”起家的，他不仅对“台前”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对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也知之甚详。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专制帝国如何垮台？宪政如何建立？又如何瓦解？各种写入宪法的权力博奕规则如何演变为暴力争斗？这本收里都有活生生的演示。本书确实在描述历史，但它对我们的启示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吴思 学者
陶菊隐先生的著作，带我走进军阀史的研究。先生是民国时期屈指可数的名记者，笔下的人物，他采访过；记录的事件，他看着发生；他的史话，有浓烈的现场感。这种现场感，借先生生动的文笔，对每个读它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张鸣 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
对今天来说，民国史也许是中国历史当中特别值得关注的一段，而1912到1928的这一段，尤为重中之重。至今我们也还不能完全弄清楚、读明白。后来人回头望去，许多现象还难以理解：军阀多是“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粗人，可有时他们在法律程序面前也会心怯和低头；那时够得上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也许就是十几万、至多几十万人吧，而其政治影响力、其社会示范效应，却可以是空前绝后。
——王学泰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如果想要了解20世纪初的风云变幻，想要了解民国初期的成绩与失败，想要了解现在从何而来，而又想要不被误导的话，你就应该认真地读这一部书。
——李亚平 《帝国政界往事》作者
北洋政府时期是民国颇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正是中国近现代政治转型的大拐弯，尤其跌宕起伏、诡谲异常。陶先生以其亲身经历和近距离的观察，为我们勾勒出了这段历史的再难复原的珍贵画面，无论事件还是人物，都充满血肉、活灵活现，并为我们反思这段关乎我们未来命运的历史提供了结实而有力的材料。
——刘苏里 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学者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一部分第五十一章 北京政府的新统治者（1）
一北京政府通缉安福祸首，解散安福俱乐部。吴光新被王占元捕禁判刑。王揖唐逃往日本。日本公使通告收容祸首。徐树铮从日本兵营逃走
直皖战争结束后，北京政府面临着惩办祸首、收束军事等问题急需解决，同时还需要解决内阁、和会、国会、外交等一系列的问题。
在惩办祸首问题上，徐世昌和直系军阀的意见产生了很大距离。徐对祸首名单主张尽可能压缩在极少数的几个人身上，对段不但置而不问，还要予以适当的优礼，对各省皖系军阀的地盘地位不予更动，对一般皖系政客和安福系次要分子一概不究既往。在这个问题上，张作霖与徐的意见是比较接近的，他与皖系并无不可解的深仇，还想收集皖系的残余势力，壮大自己的声势，以与直系相抗衡。吴佩孚则主张彻底地肃清安福系分子，查抄祸首财产提充善后经费，解散安福国会，将段幽禁于汤山。曹锟为了保持与张作霖的合作关系，他的态度不像吴佩孚那样激烈，但也主张必须惩办一切与事变有关的皖系政客和安福系分子，以明责任。
边防军失败后，段由团河回到府学胡同居住。他既不逃往天津，也不托庇于东交民巷外国饭店或者日本公使馆。靳云鹏还跑到府学胡同来安慰他，师生两人曾抱头大哭一场。
直军提出了一张祸首名单，这张名单始终没有公开出来。名单内有曹汝霖、陆宗舆二人。这两个人都是段内阁主持卖国外交、经手日本借款的主要人物，陆宗舆在直皖战争时还垫付过定国军一笔军费。但是徐世昌和曹、陆两人有着一种不可告人的政治关系，他就亲笔把他们的名字从名单中勾掉了。
惩办祸首命令未发表前，李纯请求加入王揖唐为祸首之一，王占元也请求把吴光新的名字摆在里面。徐世昌认为这两个人都不在北京，没有直接参加战争，应当另案办理。1920年7月29日，北京政府下令通缉祸首10人，计有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祯等。并明令罢免湖南督军兼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吴光新的本兼各职，吴光新所部军队，交由王占元收束处理。这道命令实际上是“马后炮”，因为在命令未发表前，吴光新早就被王占元逮捕了。原来7月上旬直皖战争将发动的时候，吴光新奉着段的密令，调遣驻防宜昌、沙市的部队集中汉口，准备出兵河南攻击直军后路。吴光新在1913年调到湖北的时候，所部只有第十三混成旅一旅。1917年8月，段内阁派吴光新进兵四川，并命王占元拨出第二混成旅（刘跃龙旅）归其节制，随同入川，吴自己又招编四个混成旅，因此共有兵力约一万数千人。这时，吴军赵云龙一旅在信阳，刘跃龙一旅在广水，其余各旅在宜昌、沙市、巴东一带。王占元事前派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部到信阳，鄂军第四旅旅长刘佐龙、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孙传芳两部到广水，监视豫南、鄂北吴军，又派第十八混成旅旅长赵荣华到潜江，会同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派兵监视鄂西吴军。吴光新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7月16日还在汉口海天春西菜店大宴武汉文武官员。宴后吴渡江到武昌访问王占元，王向他说道：“听说老兄调兵遣将，集中汉口，意欲何为？”吴极口否认其事。王拿出从电局里查出的吴的调兵电报交给吴看。吴不能抵赖，就老羞成怒地说：“我不归你节制。我调我的兵，与你湖北督军什么相干！”王也沉下脸色来说：“正因为我是湖北督军，负有维持地方的责任，我就管得着你！”说着，就指挥侍卫将吴扣留起来，软禁在督军署花园内，但仍予以相当优待。同时，在汉口后城、桥口一带的少数吴军被缴械遣散，在信阳的赵旅稍有抵抗也被第十一师包围解散，其余各旅则均表示降服，由王占元接收改编。9月5日，王占元所组织的军法会审判处吴光新以15年的有期徒刑。
直皖战争发动后，李纯下了一道密令，以“通匪有据”的罪名通缉在上海招摇撞骗的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王揖唐先逃往杭州托庇于卢永祥，随后化装逃往日本。8月7日，徐世昌也以“勾结土匪，希图扰乱”的罪名，补下了一道通缉王揖唐的命令。
7月29日，北京政府通缉祸首的命令发表前，曾将祸首名单先期通告外交团，请其拒绝收容。外交团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英、美、法三国公使都不承认安福系分子为国事犯，建议以外交团全体名义发表声明，拒绝收容祸首。但是日本公使不同意，并且联合荷兰、意大利两国公使表示反对。西方三国只得单独诰诫本国侨民和商人不得收容以上十名祸首。命令发表后，王怀庆派有便衣军警在东交民巷使馆界长期守望，并在巷口悬挂祸首照片，倘遇祸首逸出，即行拘捕。
北京政府对亲日卖国集团和安福系分子的纵容宽大，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的一致不满。各省人民团体纷纷通电指出：段祺瑞乃是卖国集团的首领，曹、章 、陆三人又系“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何能置而不问！甚至复辟派康有为也有通电请诛段以谢天下。但是8月1日徐世昌补下了一道命令，除十祸首而外，其余概免株连。
7月25日，奉军曾到安福俱乐部进行搜查。8月3日，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不承认安福系为政党，而认为是一个“构乱机关”，但又再度声明：“除已有明令拿办诸人外，其余该部党员，苟非确有附乱证据者，概予免究。其各省区设有该部支部者，一律解散。”这道命令引起了曹锟、吴佩孚和长江三督的严重不满，徐世昌才又于7日补发两道命令，除通缉王揖唐外，还以“附乱有据”的罪名，通缉安福议员方枢、光云锦、康士铎、郑万瞻、臧荫松、张宣6人。
8月7日，北京外交部致函外交团领袖公使、法国公使柏蒲，请其设法交出藏匿于使馆界内的祸首，予以引渡。柏蒲将这个文件转达各国公使，请其自行办理，直接回答北京政府。各国公使均以本使馆内并未藏匿祸首作为回答。日本公使因为事情掩盖不住，只得于9日正式通告北京政府和外交团，中国政府所列祸首十名，除李思浩外李思浩单独逃往华俄道胜银行。，其余九名均来本使馆请求收容，为了尊重国际惯例，已将彼等收容于日本兵营内。这个通知发布后，全国舆情更为激动，纷纷电请北京政府提出严重交涉，继续要求引渡，但是日本政府对北京外交部屡次提出的引渡交涉，一概置之不理。相反，光云锦藏匿于崇文门大街日本人所设的扶桑馆内，被警察查明捕去（8月24日），日本公使还提出了中国警察不应侵犯日本商人的严重抗议。
在民国历年来的政局大变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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