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5-武夫当国(1895-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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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处置平江变兵的问题，赵坚持被变兵推为第十二区司令的于应祥必须去职，以肃军纪。但在程派的庇护下，于应祥将第十二区并入第六区而改任第六区副司令。　　　　
　　　　长沙闹饷案结束后，李仲麟经常往来于长沙、醴陵之间。他在湘军将领中是一个最露锋芒的人物。此时谭派各军已经陆续调回长沙，因而发生了九个司令订立同盟对抗程派的风声。由于谭派“军师”张辉瓒的建议，赵召集司令旅长以上军官来省举行军事会议，讨论湘军出兵援桂和滇军假道等问题。赵恒惕指定滇军通过路线后，开到晃县一带的滇军与第九区司令田镇藩部发生了武装冲突。12月24日，李仲麟应召由醴陵到长沙，当天深夜就与第四团团长瞿维臧等8人在私宅受到突击，被割下首级来，悬挂在理问街一带的电杆上。廖家栋也在被擒之列，由于他在闹饷案发生时竭力劝导变兵归队，所以赵派网开一面把他放走了。　　　　
　　　　25日，赵发表通电宣布李仲麟、瞿维臧的罪状，指斥他们“拥兵自恣，屡违节度，蓄意倡乱，约期起事”。从此程派将领全部被消灭，而赵与国民党军政府的关系也就显著恶化了。　　　　
　　　　李仲麟被杀后，于应祥化装逃走，不知去向。赵升任叶开鑫为第二旅旅长兼长沙戒严司令。此后，湘军谭、赵两派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湖南政局始终没有安定下来。　　　　
　　　　湖南程派军人失败，对国民党的打击很大。如果程派得手，湘军就可以发动起来进攻广西，同时李烈钧可以进攻江西，（李烈钧已由贵州到湘西，与滇军杨益谦等会合，并与王育寅残部及由四川退抵鄂西的蓝天蔚军打成一片。湘局发生变化后，王育寅逃往汉口，蓝天蔚则到夔门与川军旅长张冲接商防务，即被川军扣留。1921年3月23日，蓝被川军解往重庆，31日在川军第一军司令部以手枪自杀，外传死因不明。）南北形势必然产生有利于国民党的重大变化。不料此着失败，国民党的活动就只能局限于广东一省了。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一部分第五十三章　唐继尧、陆荣廷相继下台（1）

　　　　一各省涌现废督和民选省长的运动。国民党内部的新裂痕　　　　
　　　　桂系军阀退出广东时，宣布撤销军政府，取消两广自主，而北京政府竟据以宣布“全国统一”，这一措施引起了全国的冷嘲热笑。国民党随即否认桂系军阀撤销军政府和取消广东自主的行为，并将军政府恢复改组而置于国民党的控制下，因此中国仍然存在南北两个政府，根本谈不到“和平统一”。　　　　
　　　　在这时期，西南方面川、湘、滇、黔四省都已宣布“自治”。“自治”的性质和“独立”或“自主”又有所不同，它在一省范围内“保境息民”，脱离南北两政府，保持局外中立，但对北京政府并不采取敌对的形势。　　　　
　　　　西南六省宣布“自治”以湖南为最早。1920年湘军提出“湘人治湘”的口号，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后来进一步提倡制定省宪法，不受外力干涉，并提出以“联省自治”为全国统一的最后目标。其实，这种“自治”是反对中央集权，反对外省军阀侵入本省，而以割据一方为目的的地方军阀的自卫手段，根本不符合人民的要求。湖南军阀首先发明了这个办法，随后西南各省军阀相率仿效，作为驱逐客军出境，巩固割据势力的借口。西南最大的两个军阀，除桂系军阀因退出广东而宣布取消自主外，滇系军阀因在四川站脚不住，也想宣布“自治”，以求退保云南一省的统治权。　　　　
　　　　以前军政府虽系桂系军阀的政治工具，但在形式上还不失为西南各省所公认的南方统一机构。而改组后的军政府，由于各省宣布“自治”，仅成为广东一省和国民党一派的军政府，其势力不能越出广东的范围。　　　　
　　　　北京政府于1920年12月29日任命陆荣廷督办粤边防务，任命谭浩明为广西督军，李静诚为广西省长；30日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刘湘为重庆护军使；31日颁布广西、四川两省军阀的授勋令；又于1921年1月31日改派陆荣廷督办广西边防军务。　　　　
　　　　对于湘、滇、黔三省，则派员前往“接洽统一事宜”。这些就是北京政府促成“统一”的具体措施。但是，除广西军阀外，刘存厚无力控制四川，四川军阀一致拒绝接受北京政府的任命，湖南军阀赵恒惕一再通电否认归附北方，云南军阀唐继尧和贵州军阀卢焘对于北京政府劝诱“北附”的电报也都置之不理。北京政府并不顾及这些事实，仍在国务院成立“统一善后委员会”，并于每周星期四接待外国记者，宣布和解答关于“统一善后”的各项问题。北京政府这样做不是没有目的的，原来帝国主义集团所组织的四国银行团，声明须待中国统一后才能进行借款，北京政府就耍这套滑稽手法，企图骗取借款。但它没有得到什么。　　　　
　　　　北京政府大做“统一”文章　的时期，“自治”运动不仅在南方各省蓬勃开展，而且波及到北京政府的管辖区。长江流域掀起了废除督军和民选省长运动的高潮：江苏省议会在李纯自杀后议决废除督军，江西省议会弹劾省长戚扬并通过民选省长案，安徽和湖北两省也有同样的呼声。在北方，直隶省议会建议各省省议会派选代表到上海，举行联省会议，讨论制定省自治法的问题（1921年1月17日）；甘肃各团体和旅京同乡在北京政府任命蔡成勋为甘肃督军（1920年12月31日）后，发起拒蔡、废督和“甘人治甘”运动，吓得蔡成勋不敢到任。从1920年冬天起，各省团体力争自治的通电和各省代表到北京请愿实施自治的新闻，占满了报纸篇幅，自治运动成为“五四”运动后规模最大的一项运动。　　　　
　　　　在北京，自治运动成立了两个联合组织，一个是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甘肃、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广西、山西12省和北京市代表组成的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一个是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14省代表组成的自治运动同志会。在北京以外，天津成立了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热河五省一区自治运动的联合办事处，上海成立了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　　　　
　　　　以上情况说明，各省自治运动具有两种不同的动力和性质：一种是以割据一方为目的的地方军阀的“自治”运动，一种是反对军阀和标榜民主的地方团体的“自治”运动。　　　　
　　　　北京政府为了促成表面的统一，骗取帝国主义的借款，曾经考虑过接受西南各省自制省宪的要求。可是这种地方割据与北方大军阀的利益存在严重矛盾，因为后者抱有更大的野心，不以割据一省为满足。由于大军阀不答应，北京政府也就不敢再有表示。但是，在各省自治运动的巨大声势下，北京政府经常摇摆不定，例如：已经决定派王克敏为江苏省长，由于江苏团体的反对，又改派了王瑚（江苏人）；已经任命孙振家为湖北省长，由于湖北团体的反对，又改派了夏寿康（湖北人）。北京政府当然不敢调动兵权在握的各省督军，却想做到任命本省人为本省省长，以和缓日益汹涌的各省自治浪潮。可是这个办法也受到各省军阀的反对，因为他们有的想自兼省长，有的想用“自己人”为省长，如果北京政府任命省长而事前并未征求同意，他们就拒绝这个省长到任。以湖北为例，夏寿康受到王占元（督军）的反对，只得在汉口设立省长行署，不久又被驱逐下台。　　　　
　　　　其实，自治运动与废督问题是分不开的：如果督军制不能废除，即使争得本省人为省长，这个省长也只是督军的小媳妇，而不能有所作为；即使督军为本省人，也是地方自治其名，军阀专政其实，与真正民主和人民自治运动毫无共同之点。　　　　
　　　　北京政府为了和缓各省自治潮流，曾于1920年11月17日宣布筹办地方自治。这和清朝末年允许筹办立宪一样都是欺骗手段，不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由于以前国会被非法解散，制宪任务没有完成，各省自治运动代表和西南各省军阀都主张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先由各省制定省宪法（省自治法），规定省的职权，实现省长民选，将来制定国宪时，承认既成事实，将省宪纳入国宪之中。这和北京政府所拟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方法也是大有出入的。　　　　
　　　　关于废督问题，北京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因为湖北在几个月之内发生兵变20余次，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害，曾推举代表请愿罢免湖北督军王占元，废督即从湖北开始。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内阁总理靳云鹏都不接见他们，派府秘书长吴笈孙、院秘书许钟潞代接见。吴、许二人毫不掩饰地承认中央政府没有力量裁兵，更谈不到废督。代表们气愤地说：“这样的中央政府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各省不如脱离中央的好。”许钟潞冷笑了一声，公然回答说：“那也很好，反正中央是个空架子，你们脱离不脱离都不在乎。”江苏旅京同乡在李纯自杀后，请求徐世昌不要派新督军，废督即从江苏开始。但是北京政府不仅发表了一个新督军，还发表了一个包括江苏地区的新巡阅使。　　　　
　　　　自治运动在南方也受到国民党的反对。孙中山恢复军政府后，其目的在于出兵北伐，打倒北洋军阀，而西南各省军阀宣布“自治”，成为北伐的严重阻力，孙中山颇不谓然。在此以前，章　太炎曾致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劝其另组联省自治政府而勿恢复军政府。陈炯明在驱逐桂系军阀后，本想做“广东王”而不愿意出兵北伐，更不愿意在广东省政府之上有一个军政府。他不敢露骨地反对孙中山，却一面下令筹备广东“自治”，一面派员与赵恒惕、唐继尧联络，进行“联省自治”的活动，这个活动显然是与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