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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5-武夫当国(1895-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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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援鄂”的消息证实后，王召开军政联席会议，决定派孙传芳为中路前敌总指挥，在蒲圻设立司令部，在羊楼司、蒲圻、咸宁建立三道防线；派刘跃龙为左翼司令防守崇阳、通城，王都庆为右翼司令防守公安、石首。当天还电请吴佩孚派兵来援。
湘军原拟乘火车大举偷袭武汉，不料这个计划被识破，一直到7月28日才下总攻击令。赵恒惕曾采取先礼后兵的手段，劝告王顺应自治潮流，自行引退，将湖北政权还之湖北人民。王也虚伪地表示已向北京政府辞职，一俟接替有人，即当解甲归田，并且感谢赵对自己的关心。28日，前线北军第十八师第七十二团团长潘守蒸派人到云溪向鲁涤平解释，火车即可通行，请勿引起误会。鲁向来人说：“你们不要白日做梦，要么倒戈驱王，要么赶快撤退，否则我们就要不客气了。”
湘军自驱张胜利以来，对北洋军的战斗力一般估计不高，更不把王放在眼下。这次战争，由于赵恒惕力求取得吴佩孚的同意，一再推迟发动，使王取得充分时间调兵布防，湘军在战略上失去了速战速决的有利时机。在地形上，羊楼峒有15个高山峻岭，北军居高临下，这对采取攻势的湘军是个不利的条件。湘军更没有估计到王手下有一个肯打硬仗的孙传芳，从7月29日到8月5日，双方鏖战了八昼夜，羊楼司、赵李桥的阵地几度易手，战况异常激烈。湘军酷暑行师，高级将领都在火线上督战，大胖子鲁涤平更卖气力。8月6日，北军不支，由赵李桥向蒲圻退走。这一仗在历年内战中是打得最激烈的一次，军阀的野心造成了双方重大的死伤，仅战胜者一方，就死伤了2000余人，沿铁路线尸横遍野，腐臭之气熏天。
右路方面，湘军叶开鑫部由南江桥进攻九岭，8月2日占领通城，并以破竹之势进抵距咸宁15里的袁家铺。8月7日，孙传芳也放弃了蒲圻，所部调往武穴整理。
湘军发动前，吴佩孚从来没有表示过赞成或反对的态度。他只向葛豪说过一些“私房话”，说他对王无所爱惜，但是湘军进攻湖北，北洋派都会疑心是出自他的指使，叫他有口难分。他又认为湘军背弃湘鄂联防条约，进攻湖北，是不义之举。他叫葛豪留在洛阳，不要回到湖南。当他接到王的请援电报时，立即派直军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即日向武汉出发。该师于7月27日开到孝感，31日开到汉口。此时前方战事十分紧张，王请直军迅速赴援，可是“急惊风偏遇慢郎中”，萧借口军队尚未集中，不肯开动。王一连催了好几次，萧的口气都没有改变。8月6日，王接到前方战败的消息，便在军政联席会议上宣布辞职。当天发出通电说：“默察时局，非自治无以顺应潮流。军阀揽权，久为世所诟病。占元素性淡漠，何忍以衰病乞退之身，为拥兵自卫之举。”这是他下台时用以遮羞的门面话。另一电报说：“我军与敌激战八昼夜，困顿异常。萧总司令到汉已逾五日，迭经商请赴援，虽承慨允，奈以预定计划，须俟全军齐集后始能前进，而开抵前方之靳旅，亦因未奉总司令命令，不能自由作战”。这个电报露骨地揭破直军不是前来应援，而是别有用心。
8月9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这样一来，吴的假面具完全被戳穿了。他一贯表示不要地盘，原来要的是一省以上的地盘；一贯表示不做督军，却替部下争抢督军的地位；一贯自命为心口如一的直性汉子，原来是个借刀杀人的阴谋家。
北京政府处理湖北问题，引起了张作霖的极大不满。他从来把吴佩孚看作是偏裨小将，现在这个小将一跃而为巡阅使，和他并驾齐驱，因此一怒而辞蒙疆经略使，口口声声对“援库”问题不再负责。关于湖北地盘问题，直奉两系的看法各有不同：直系认为湖北原来属于他们的势力范围，他们没有多得什么东西；奉系却认为王占元并不属于曹、吴一家，直系取得湖北地盘，他也必须取得一省地盘才能相互抵偿。他不便把抢夺地盘的话公开地说出来，于是借题发挥地指责湘军破坏和平，问题十分严重，他愿意移“征蒙”之师以“援鄂”，或者出兵假道江西进攻湖南。直系懂得这是张作霖夺取江西地盘的一个手段，如果奉系夺去江西，与浙江卢永祥、安徽张文生打成一片，直系在长江的势力就会全部被推翻，因此直系竭力阻止奉军“援鄂”，并授意江西督军陈光远出兵湘东，以免奉军有所借口。北京政府看出他们的心事，只得调任姜桂题为陆军检阅使，而以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继任热河都统，张作霖的气才平下来了。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五章 吴佩孚用兵湘鄂川（3）
8月11日，王占元解除湖北督军职，乘轮离开武汉。他向送行者吞声饮泣地说：“我六十多岁的老翁，这次却上了人家的当了。”他所讲的“人家”，是指赵恒惕还是指吴佩孚，或者兼而有之，却没有明白地说出来。
王占元离汉前，密令军法处代处长瞿昌阀私放吴光新。8月15日晚，吴在瞿的掩护下出狱，匿居汉口日租界，旋又在日人城口的护送下，由汉赴沪转往天津。
三吴佩孚的“缓兵计”。赵恒惕下令停战并向直军提出和平条件。湘直和议不成，吴派海军袭占岳州。英国领事调停湘直战争，吴、赵在岳州兵舰上签定停战条约
王占元离开湖北的第二天，吴佩孚快马加鞭地到了汉口。他下车时一迭连声地叫人快找“弼臣”来见面。“弼臣”是寇英杰的别号，曾任鄂军旅长，因为勾结吴佩孚被撤职，现在马上“官封原职”。吴又看中孙传芳勇敢善战，已经保荐为长江上游总司令，随后又叫他兼任北军第二师师长。从此孙传芳成为吴的重要战将之一。
吴到汉口来，新任督军萧耀南就像他的小媳妇一样，一切要看他的眼色行事。萧已派第二十五师参谋长余鹏举兼任督署参谋长，成宪担任督署秘书长，这两人都是湖北人，吴却改派张联棻为参谋长，孙尔康为秘书长。吴到汉口后，各方面都只看见“吴大帅”，而看不见萧督军。
在此以前，吴派第八混成旅靳云鹗部开抵汀泗桥，河南宏威军司令赵杰部开抵纸坊，第二十五师第四十九旅陈嘉祐部开抵贺胜桥。吴到汉口后，忙于调兵遣将，续调第二十四师张福来部、鲁军张克瑶旅开到汉口，命令前方各军只许固守阵地，不得向前进攻。吴到汉口前，靳旅曾向湘军发动一次偷袭，却被湘军击退，自己反而放弃了汀泗桥的阵地。这位战将就是北京内阁总理靳云鹏的兄弟。靳云鹏醉心于北洋派传统的武力统一政策，没有征求张作霖的同意，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就是要利用这位“常胜将军”首先打败湘军，进而平定西南。
这个时期，湘军的士气很高，如果继续进攻，武汉就很难守得住，因此吴授意萧耀南向湘军提出停战的建议，并称即日派遣代表前来议和。赵恒惕立刻下了停战命令。正是由于赵恒惕迫切希望与直系成立和平协定，吴佩孚才能够取得喘息时间，布置直军阵地，并调动海军来威胁湘军的后方。
吴佩孚和赵恒惕各有一套如意算盘。赵根本没有准备与直军进行战争，希望取得一定的代价撤回湘军，将湖北地盘让予直系。赵的希望是：一、直系承认湖北自治，湖南承认萧耀南的实际地位（萧为湖北黄冈人，吴派萧到湖北来，也是为了要应付“鄂人治鄂”的自治潮流），但必须改称为“湖北总司令”，以符合于西南“自治”各省的体制；二、吴自动不就两湖巡阅使；三、湘直公推蒋作宾为湖北省长；四、直系偿还湘军军费500万元。赵与湘军将领估计吴佩孚不致与湘军为敌，可以接受这些条件，因为奉系随时可以俟隙而动，直军不可能南北两面作战，而这些代价也不算高。但是，吴佩孚却认为，过去直军自动撤出湖南，湘军因而取得驱张战争的胜利，这次湘军撤出湖北，只能算得“投桃报李”，如果湘军一定要与直军较量高低，则广东北伐军乘机而入，湖南就会处于腹背受敌的地位。
吴佩孚的另一战将张福来到汉口后，也直接向赵恒惕通电表示友谊，似乎一切问题都好商量。所以从直军开到前方以来，湘军停止了进攻，并且自动地放弃了汀泗桥车站和前方若干突出据点，以避免双方因阵地相接而可能发生的冲突。不料8月13日，靳旅发动了第二次偷袭，企图占领汀泗桥车站，又被埋伏在车站两边高地的湘军击退了。湘军曾向萧耀南提出质问，萧回答说：“这是误会。”湘军在战场上查出靳云鹏致靳云鹗的电报，上面写道：“……南人禽兽也，不可理喻，惟有杀尽无遗耳！彼以诈来，莫怪我以诈往，一面与之敷衍，一面因利乘便。以后务宜爱惜兵士，爱惜子弹，勿轻攻，勿浪战，凡百持重沉稳为主”。这个电报，说明靳云鹏咬牙切齿地仇恨南方人，教导他的兄弟用“诈和计”欺骗湘军，不妨乘机偷袭，但须保全实力，不要打硬仗损失自己的本钱。湘军把这个电报影印出来交报纸发表。
从8月上旬到中旬，湘直两军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赵恒惕派总部秘书长钟才宏、参谋长唐义彬、军法处长萧光礼先后到湖北进行和谈，并且提出了以上四个条件。萧耀南除表示可以补偿湘军军费100万元外，其余各条须待“吴巡阅使”决定。湖南代表直接去找吴，可是吴是一个“马不停蹄”的忙人，12日视察前方阵地，13日在咸宁召集张福来、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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