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5-武夫当国(1895-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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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率领舰队来华示威，仅青岛一处就泊有日本军舰26艘之多。。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六章　“太上政府”吴佩孚（3）

　　　　1924年年初，吴提出所谓统一军权于中央的建议——各省巡阅使、督军一律不得兼任师长，所兼师长一职须由中央派人接任，各师均改归陆军部直辖。这对各省军阀说来，是从半空云里打下来的一个霹雳：这些军政大员所恃以保持其权力地位的，就是手中掌握的兵权，如果交出师长，就将成为赤手空拳的光杆。吴提出这个建议，正是要解除他们的兵权，以便加强中央的军事集权，而这个中央却又控制在吴的手里，实际上也就是要把各省兵权都交在他个人的手里。这个计划害得各省军阀像哑子吃黄连一样，心中暗暗叫苦，嘴里却说不出反对的理由来。当然，他们对于自己的利害得失是不会不动脑筋的，随后山东督理郑士琦、河南督理张福来都回答北京政府说，他们愿意不做督理而保留师长的地位。他们就是要用这个手法来反“将”北京政府一“军”的。但吴对这个计划志在必行，并且深得曹锟的赞同，因此北京政府先后下令解除萧耀南所兼第二十五师师长，以陈嘉祐继任；解除王承斌所兼第二十三师师长，以王维城继任（以上2月28日）；解除陆锦所兼第九师师长，以董政国调升（3月10日）；解除张福来所兼第二十四师师长，以杨清臣调升（3月20日）；解除马联甲所兼安徽第一混成旅旅长，以张克瑶继任（4月2日）；解除郑士琦所兼第五师师长，以孙宗先继任（5月8日）。以上新任师长，除个别系由别处调升者外，大多是由本师的旅长提升起来的，因此各省军阀无法鼓动部下反对北京政府的命令。但是执行这个计划也不是没有遇到阻力的。吴佩孚自己是山东人，而又身为直鲁豫巡阅使，因此决定先从山东入手。由于郑士琦愿意舍督理而留师长，他就以巡阅使的身份召集第五师团长以上军官，轮流到洛阳“听训”，郑敢怒而不敢言。这批受训军官回到山东后，郑也召集他们训话一次，在训话中强调“安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不致受人宰割”（郑属于皖系，第五师官兵大多为安徽人），言下放声大哭。吴也害怕激成事变，原来决定调升靠拢自己的山东人潘鸿钧为第五师师长，临时改派第五师旅长孙宗先继任，而吴自己在山东设立巡阅使行署的计划，也就无形打消了。其次，第九师师长陆锦兼任陆军总长、公府军事处处长等职（只有陆锦一人不是督理），是曹锟身边的红人，吴费了很大气力才说服曹锟把陆锦的师长兼职解除。再次，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将各师改归北京政府直辖，可以调来调去，这样才能改变各省军阀拥兵自卫的局势。可是在执行计划的时候，各省军阀坚决要求各师仍须留驻本省并受本人的节制，这两个条件与部属的利益完全一致（部属可以成为督理的候补者），北京政府和吴佩孚只得让步，予以同意。其实，这个计划并不新奇，就是以前袁世凯采用过的拉下层、挤上层的老办法。后来蒋介石也正是采用这个办法来分化对手，以加强其统治力的。这个办法助长了各省军阀朝秦暮楚、“以下犯上”的风气，对于军事独裁者来说，实际上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在更换师长的过程中，齐燮元所兼第六师师长、冯玉祥所兼第十一师师长，由于他们的态度非常坚决，北京政府只能置而不问。吴佩孚也不得不假惺惺地电请解除自己所兼的第三师师长。曹锟立刻打来回电，认为吴在洛阳练兵，情况有所不同，未便同案办理。其实，除第三师外，吴在洛阳还拥有学兵团、幼年兵团、讲武堂、军官讲习所、铁甲车队、炸弹队、飞行队等等，还有巩县兵工厂、汉阳兵工厂为其扩张武力的有力工具。他和袁世凯组织模范团、段祺瑞组织边防军一模一样，正在加紧训练子弟兵作为个人军事独裁的政治资本。这些做法，使各省直系军阀无不侧目而视，他的地位更孤立了。　　　　
　　　　北京政府一面夺去各省军阀所兼的师长职务，另一方面却又加派他们兼任省长，如马联甲兼任安徽省长、蔡成勋兼任江西省长、萧耀南兼任湖北省长等等。这比黎元洪时期所提倡的“军民分治”又大大倒退了一步。　　　　
　　　　这个时期，曹锟的耳根子里充满着控诉吴佩孚的声音。曹替吴解释说：“子玉就是好喝酒，容易动肝火，我要劝他少喝几杯黄汤。”　　　　
　　　　津、保政客一面采取“联奉制吴”的策略，一面还想捧齐燮元做副总统，让他压在吴的头上，而齐也就野心勃勃地想援引以前江苏督军冯国璋兼任副总统的前例，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副总统规定必须年满40才能当选，他就在南京大做其四旬整寿，而他的年龄却只有39岁。他又发起在南京召开“巡检高级会议”，除吴（直鲁豫巡阅使）、齐（苏皖赣巡阅使）、萧（两湖巡阅使）、冯（陆军检阅使）而外，王承斌以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资格亦得参加。这个建议的目的，在于造成以多数压倒少数的局势，打破“大哥当家”的特权，让众家兄弟以平等资格共同管理“家务”。曹锟也赞成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来统一直系内部，并要亲身参加，主张这个会议改在北京召开。但是，吴佩孚借口反对召集类似“督军团”的会议，表示不愿参加，因此会议没有开成。　　　　
　　　　由于吴佩孚恃有曹锟的支持，直系内部的“三角同盟”扳他不倒，于是1924年5月间，王承斌、冯玉祥、齐燮元先后提出辞职，想用“同盟罢工”的手段来扳倒吴。吴看见风色不对，也一度表示辞职，以平众怒。急得曹锟搓手跺脚地说：“好，要不干咱们大家都不干！”以上情况，说明直系不待外力进攻，本身已有分崩离析之势了。　　　　
　　　　三津保两派因争内阁引起分化。吴景濂被逐出京。孙宝琦组阁案国会通过。孙内阁的“和平统一”计划无人理睬　　　　
　　　　曹锟手下的津、保两派本来是一家人。可是经常在他身边的，如公府军事处长陆锦、收支处长李彦青、秘书长王毓芝等都是保派。曹锟性情疏懒，不喜接见宾客，对于公私事务，都叫身边人代为处理。因此保派的势力逐步地压倒了津派，津派日见疏远，甚至曹锟的亲兄弟曹锐也被冷在一旁。曹锟对于找他见面的国会议员，由冷淡的心情转变为厌恶的心情，经常派秘书长代见，而王毓芝也搭架子，不大愿意和他们接触，甚至贿选有功的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三次入府也不得一见。国会议员对于曹锟过河拆桥的态度日益表示不满。　　　　
　　　　吴景濂是王承斌的老师和表兄。这两个奉天人，一文一武，在贿选总统时期都曾大卖气力。吴景濂的目的是想取得“宪法”公布后的第一任内阁总理。以曹锐为首的津派是支持吴景濂的。保派则支持高凌霨由代理总理转为正式总理，而外交派颜惠庆也来插上一手，因此内阁问题形成了三角斗争的局面，并且引起了国会内部的分化和斗争。　　　　
　　　　国会中有拥吴和反吴的两派，经常在议场中互相争吵，有时飞起墨盒互相投击，大闹一场而散。保派组织了一个宪政党，推王毓芝为理事长，高凌霨、吴毓麟、程克等都是理事，这个党是反吴派的后台老板。　　　　
　　　　众议院议员延长任期案公布后，反吴派认为议长任期已满，应当改选，拥吴派则认为议长任期应当和议员一样延长下去。1923年11月5日，吴景濂随带警卫员昂然入场，反吴派议员七手八脚地把他推下台来，当场和警卫员发生冲突，会场秩序大乱，吴景濂匆匆摇铃宣告散会。11月28日，议场中又有一场吵闹，议员一哄而散。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六章　“太上政府”吴佩孚（4）

　　　　保派一面采取停止发给国会经费的手段以困窘吴景濂，一面组织“公民护宪团”请愿驱吴。由于拥吴、反吴两派相持不下，高凌霨组阁不能提交国会，而新总统上台后又不能长期地没有正式内阁，在保派的同意下，曹锟找到年过六旬、前清做过督抚的孙宝琦组织内阁，据说这位“老成练达而又无政治色彩”的人物，是比较容易通过国会的。此时国会因议长问题吵闹不休，孙内阁的同意案也被搁置下来。　　　　
　　　　12月18日，国会的全武行打得更起劲，吴景濂的头部受了伤。这天讨论金法郎案，拥吴派利用这个题目进行倒阁运动，对于代理内阁总理高凌霨，攻讦备至，而现任财政总长王克敏，就是承认金法郎案的内幕主角，现任教育总长黄郛，就是一度签字承认金法郎案的前任外交总长，都是拥吴派的攻击对象。在此之前一日，国会要求全体阁员出席答复质问，除外交总长顾维钧出席否认承认金法郎案外，其余都拒不出席。这一天通过了对王克敏、黄郛两人的查办案。随后讨论孙内阁的同意案，拥吴派议员准备予以通过以促高凌霨下台，反吴派议员就飞起几十个墨盒来向议长席投去，其中四川籍议员黄翼的墨盒打中了吴景濂，打得头破血流，于是两派议员纷纷离开议席，大家扭做一团互相斗殴。吴景濂指挥警卫员逮捕黄翼，并解往地方检察厅，请其起诉处理，该厅因黄翼为政府议员，许其交保释出。20日，高凌霨根据反吴派议员的要求，竟以内务总长的身份下令警察厅，假口众议院警卫员经常闯入议场殴打议员，应予以调换，警卫长汤步瀛应予以撤职处分。当天警察厅派出一批新警卫员前往接替，新旧人员发生冲突，旧员被迫缴械，汤步瀛当场被捕。但是根据院法，议院警卫队应受议长的指挥，队长应由议长委派，高凌霨的这一措施显然是不合法的。吴景濂通电谴责高滥用行政职权，干涉立法机关。这个电报在北京被扣，改送天津发出。　　　　
　　　　21日，吴景濂听到了不利于他的风声，即于当晚携带院印逃往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