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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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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父亲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从此拉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不久，陈独秀又把儿子延年和乔年接到上海读书，让他们到上海来见见世面，接受更多的新思想。陈延年到上海后，先学法文，后考入震旦大学（即复旦大学前身）。在上海求学期间，尤其是陈独秀应蔡元培先生之邀赴京以后，延年兄弟俩生活十分艰苦。那时，父亲陈独秀坚持不让他们回家中过安稳、依赖的生活，让他们兄弟俩住在亚东图书馆的地板上。为了培养他的两个儿子的独立生活能力，陈独秀还让他们兄弟俩勤工俭学，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延年兄弟俩就这样在上海边打工边读书。晚上，父亲不让他们回家住，延年和弟弟乔年就住在《新青年》编辑部，饿了吃大烧饼。兄弟俩很有股倔强气，即便生活再困难也不向父亲伸手。
他们兄弟俩一向对艰苦的生活并不在意。一次，延年的祖母谢氏带着家人到上海查看陈家在上海的产业情况时，顺道来看看他们兄弟俩。祖母一见他们睡的是地板，穿的也十分破烂，吃的是大饼，不免一阵心酸。当即吩咐家人给他和弟弟乔年添加了些衣服，并准备为他们租房子住，还告诉他们说：“你们是陈家的后代，看到你们在上海吃苦，我心里也过不去。以后家里拿钱供你们读书就是了，苦工也不用做了，一切费用由家里供给。到你们出洋读书时，家里也供养得起的。你们就一心读书吧！”可是，延年兄弟俩谢绝了祖母的好意。
父亲陈独秀不让儿子在上海的家中吃住，令他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心里也十分不安。那时，李达、陈望道以及张国焘等人与陈独秀一起办《新青年》也住在他的家中，可陈独秀就是不让延年兄弟二人回家吃饭。高君曼一向视他们兄弟为自己所生的孩子一样，从不虐待他们，于是高君曼反复劝陈独秀让两个儿子回家来吃住，陈独秀总是不听。有时夫妻俩还为他们兄弟回家吃住的事争得脸红脖子粗。无奈之下，高君曼就请陈独秀的好友潘赞代出面，希望他在陈独秀面前做做工作，让延年和乔年回家住。潘赞代多次出面在陈独秀面前好言相劝，请他让两个儿子回家，陈独秀还是一概拒绝。而陈独秀知道是妻子高君曼请潘赞代来说情的，并当着潘赞代的面斥责高君曼，此举是“妇人之见”，“徒贼子弟”，“姑息养奸”。就这样，延年兄弟俩直到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前，也没有回家吃住过。
二
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逐渐在全国开展。当时这个运动的倡导者以“勤于工作，俭于求学”为号召，受到国内大批想出国求学却又无法筹集昂贵学费的青年的欢迎。那时的陈延年也被留法勤工俭学的倡义所吸引。为了丰富自己的学识，他和乔年决定赴法勤工俭学。他们的这一行动得到了父亲陈独秀的支持。由于共同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吴稚晖对延年兄弟也颇为器重。为了介绍延年、乔年等人赴法，吴稚晖特地给上海华法教育会的工作人员沈中俊写信，对延年、乔年倍加赞扬说：“陈先生昆仲为陈独秀先生之令嗣，志行为弟所敬佩。”吴稚晖还希望华法教育会对延年兄弟给予帮助。
同年12月下旬，一艘法国邮船从黄浦江启锚载着陈延年、陈乔年等又一批赴法的青年，经过40多天的航行，于次年2月到达了法国的马赛港，开始了勤工俭学。次年2月3日，陈延年来到法国的首都巴黎。
到法国后，陈延年兄弟住在法国的凯旋门附近的哥伯凡街32号。他和乔年以每月120法郎的价码租了一间房间。当时的巴黎生活费昂贵，为了省俭，兄弟俩利用房内原有的煤气炉自己做饭。
1922年秋，经当时法共党员阮爱国（即胡志明）介绍，陈延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不久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廖焕星带信赴法，正式承认参加法共的党员为中国共产党员，并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中共旅欧支部成立会上，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被选为支部的领导成员。中共旅欧支部的成立，进一步扩大了中共在海外的力量。
1923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旅欧支部决定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陈乔年等12人赴苏联学习。3月18日，陈延年、赵世炎等一行在周恩来的伴送下，从巴黎出发，经比利时、德国去苏联。途中，他们在柏林停留了10天，一面办理护照，一面参观柏林的名胜。4月中旬，陈延年等人顺利抵达当时被人们称为“红都”的莫斯科。
1923年，陈延年到莫斯科后，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在那里，陈延年学习认真刻苦。据当时在莫斯科东大一起学习的老人回忆：陈延年虽然平时沉默寡言，但在讨论和研究理论问题时，却总是热烈发言，阐明自己的见解。他常常为了弄清一重要的理论问题，而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与平时判若两人。同学们问他为什么如此认真，他回答说，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也要学列宁，在原则问题上不能马虎。同学们都佩服他的精神，便戏称他为“小列宁”。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三部分长子陈延年：人称“小列宁”（2）
陈延年1924年回国，到广州时，不会讲广东话，接近工人和农民有不少困难。为了克服语言上的障碍，陈延年努力深入到工人中去，学广东话，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他曾多次和人力车工人一起躬身拉车。当时的香港《工商日报》为了诋毁共产党人，曾就此事发过一条新闻，讥笑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去当手车夫等等。陈延年看到后，却很高兴。他微笑着对同志们说：共产党人当手车夫，这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十分光荣的事。由于陈延年坚持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当工人们得知他去法国、苏联留过学，竟不敢相信。工人们说：陈延年根本不像出过洋、留过学的洋学生，倒像一个地道的苦力。
1926年，鲁迅到“中山大学”后，得到了我党的关心和帮助，使他对党充满了深厚的感情。有一天，鲁迅问中山大学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的徐文雅：“你们的负责人是不是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他接着又说：“延年我是知道的，我见过他，也认识他，他很有出息。”鲁迅还亲切地称延年是他的“老仁侄”。后来，徐文雅将鲁迅的话告诉陈延年，陈延年很高兴，称鲁迅是他的“父执”。1927年3月，鲁迅又向毕磊提出，想见见陈延年。陈延年听了毕磊的汇报，立即安排时间，在广东区委办公室里会见了鲁迅。参加这次会见的还有毕磊和当时区委秘书任曙。
1927年6月26日，陈延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那时他正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等要职。同年7月4日，也就是陈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刑场。面对敌人的屠刀，陈延年昂首挺胸，镇定自若，视死如归。
陈延年壮烈牺牲不久，他的亲密战友赵世炎也因叛徒出卖而被害。那时中共中央为了纪念他们两位烈士，在1927年10月24日党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第一期上发文纪念他们二人，文章中说：“赵世炎，陈延年二同志之死，是中国最大的损失之一。中国无产阶级从此失去了二个勇敢而有力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从此失去了二个忠实而努力的战士。”对陈延年的牺牲，毛泽东也曾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内。因为共产党成立没有几年，所以人才更缺乏。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生前曾赞扬道：“陈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三部分次子陈乔年：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陈乔年（1902—1928），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革命家。曾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等职。陈乔年和哥哥陈延年一同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他的哥哥陈延年还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那时延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最年轻的委员，而乔年是中共五大中央委员中最年轻的委员。
陈乔年是陈独秀的次子，1902年生。从童年起，乔年就和哥哥延年生活、学习在一起，直到他留学回国后才分开。延年比乔年大四岁，兄弟俩相貌和性格都不一样。延年的皮肤粗黑，身体壮实，不像一个读书人，性格稳重倔强，平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而乔年却是皮肤白晳，身材瘦削，人称他为“白面书生”。性格活泼开朗，喜欢说笑打闹亦与延年恰恰相反。但是，这些差别并不妨碍他们在思想和志向上的一致。兄弟俩既是童年的伙伴，又是革命战友，亲密无间，患难与共。他们所走的人生道路也几乎是相同的。
1923年陈乔年到莫斯科。在莫斯科近两年时间里，他学习异常刻苦认真。除集中精力学好“东大”开设的各门课程外，还经常和陈延年、赵世炎、王若飞等人相互传阅学习笔记，交流学习心得，研讨各种问题。为了使自己能直接阅读俄文版的马列著作和各种书刊，他还抓紧一切机会，以惊人的毅力赶学俄语。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顽强的努力，终于成功地将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和责任》一文由俄文译成中文，并刊登在1925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
1926年3月18日，中共北方区委领导北京各界200多个群众团体，在天安门前举行了示威大会，会后，北京区委又组织了2000多人的请愿团，在李大钊、赵世炎、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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