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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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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陈松年到处求人，才托福建一位心地善良的木材商将祖母和父亲的灵柩用木排装上，沿江而下运回安庆。在搬运父灵柩时，松年怕国民党见到“陈独秀”三字后捣乱，就在父亲棺木上写上了父亲科举时使用的名字“陈乾生”，安葬在集贤关附近的深林中。所幸陈松年那时没有为父亲立碑，才使陈独秀的墓躲过“文革”浩劫。
解放前，陈松年经历了太多的不幸，解放后又因父亲复杂的身份的和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也遭遇了不少困难。他当过会计，教过书，后又到窑场当工人，技师。陈松年与妻子窦珩光一生有一男三女，他们夫妻俩虽然互相尽力支持着这个家庭，但家境仍然很困难。面对这种困难的环境，大女儿陈长玮和二女儿陈长玙读完高中后提出不上大学，出来做工，帮助家庭摆脱困难。而陈松年夫妻俩却坚决要求儿女们上大学，以保住陈家世代书香门第的家风。妻子窦珩光对两个女儿说：“我就是勒紧裤带，不吃不穿也要供你们上大学。”她说到做到，为了儿女们上大学，她自己曾走出家门去窑场抬土，修铁路，糊火柴盒，同时还挑起家务重担。后来，由于窦氏的去世，陈家生活更为困难。
1958年，毛泽东视察安庆时，从当时的安庆地委书记那里得知陈松年的生活困难，看在陈独秀为中国革命作过贡献的份上，毛泽东叮嘱当地政府对他给予每月30元的生活补贴，并安排他进窑场工作。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陈松年被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委，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
自从父亲陈独秀去世后，陈松年的家中一直悬挂着父亲陈独秀40多岁时一张照片：照片上父亲留了一撮胡须，目光炯炯，英气袭人。旁边是他的生母，父亲的原配夫人高大众的相片。就这样，陈松年每天陪伴着双亲的照片。在他看来，父亲的精神给他的人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慰藉。
1976年，刚刚粉碎“四人帮”后的清明节，已是年近70旬老人的陈松年，拄着拐杖，步行10余里来到父亲的墓前，祭扫他的亡灵。以后几乎每年都要来一次，直到他1990年追随父亲而去。
四
陈独秀的长孙，也即陈松年的长子陈长琦，1947年出生，现任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学院院长，党总支书记，教授，中国真空学会理事。在世人看来，陈长琦无论是外表和性格都酷似其祖父，是一位眼界开阔，专业基础深厚的学者与行政领导干部。陈松年的长女陈长玮大学毕业后在一所钢铁设计院工作，曾任工程师。因工作努力，积劳成疾，1984年病故。次女陈长玙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军工厂工作，现为高级工程师。幼女陈长璞，因“文化大革命”没有上大学，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后招工回城，进安庆图书馆工作，经过自己的努力，现在任安庆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也是研究祖父陈独秀的一方权威。
陈长璞自幼仰慕爷爷，一有空就到处搜集有关爷爷的资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父亲陈松年得知女儿搜集祖父陈独秀的资料时，便暗中告诫女儿说：“你爷爷的事，是国家大事，自有国家来搞，你别插手！”长璞却不听，为了瞒过父亲，以后她就把所有收集到的有关祖父的资料藏到单位去，不让他们知道。长期的积累，使她也成了一个文物研究方面的行家了。祖父陈独秀的墓能够重建，还得力于她1981年直接向中央写信。当时的邓小平同志看了陈长璞的信，特意对此事作了批示，最后由安庆市文物管理局具体实施。而今的陈独秀陵园规模宏大，占地300余亩，其中有陈独秀塑像、陈列馆，还有陈延年、陈乔年的塑像和墓及其他风景点。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三部分四子陈鹤年：三大学生领袖之一
陈鹤年（1913—2000）是父亲陈独秀最小的一个儿子。陈鹤年与三个哥哥延年、乔年和松年是同父异母兄弟，与妹妹子美为一母所生。母亲高君曼。在他10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就离开了父亲，来到了南京，从此他们与父亲分居了。少年时的陈鹤年，就离开了母亲，去外地读书。他学过电讯，后又进入扬州高中，到高中三年级时又转学到北京。在北京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政法系。在北大读书期间，他积极投身到由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之中。由于表现积极还加入了地下共产党，并成了一名预备党员。陈鹤年也成为当时北平的“三大学生领袖”之一。
在大学读书期间，也就是在开展学生运动中，陈鹤年认识了许桂馨女士，很快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久他们就结婚了。许桂馨当时也是一名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当陈鹤年进入大学二年级时，他们的大孩子，女儿陈祯祥出世了。因此，他们夫妇俩没有像许多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青年学生那样奔赴延安，而是投奔了北京西山游击队。在游击队里，鹤年负责电报的收发工作，并为游击队培养了一批收发报人员。妻子许桂馨则组织妇女为游击队做一些后勤工作。
那时的陈鹤年是一个很有抱负的青年，早就想投身革命队伍中，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一生。然而，由于父亲在党内影响的负面效应很大，1938年底，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了香港。在香港，陈鹤年先在香港的几家报纸做编辑、记者，并担任报纸的收发工作。从那时开始，他便改名“哲民”，并经常以这个名字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正当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陈鹤年在香港再也呆不下去了，就回到内地，继续从事编辑工作。抗战胜利后，陈鹤年对未来又充满了希望，然而几经拼搏仍然是失意太多的他便再度带着全家到了香港，进《星岛日报》工作，从此就定居香港。此后，陈鹤年思想消沉，与外界交往也很少。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鹤年对未来抱有极大的希望，便先把妻子和四个女儿送回北京，自己却留在了香港，等待机会再回大陆，为新中国效力。此后他一直久居香港直到去世也不归，个中原因一直不为人们所知。因此引起了不少人的猜测。
陈鹤年的大女儿陈祯祥回大陆时只有13岁，正赶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开始之际。那时的陈祯祥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去报名参军，由于年龄太小，没有被批准，为此，她痛哭了一场。中学毕业后，她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今北京师范大学），由于表现积极，不久入了团，还担任了学生会的宣传部长，从此以后，陈祯祥每年都要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一”、“十一”的庆祝活动。那时，特别令她兴奋的是能身着盛装，手捧鲜花作为一名游行队伍中的仪仗队员，向毛主席高呼万岁。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陈祯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紧跟共产党，并积极向组织靠拢，最后却成了右派分子。据说就是因为她的祖父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父陈鹤年又在香港，有里通外国之嫌，基于这些，陈祯祥自然成了天生的右派分子。
在那极左思想潮泛滥的日子里，陈祯祥的母亲，许桂馨看到几个孩子却因为父亲的问题吃尽了苦头。为了保护好几个孩子，无奈之下，她与在香港的丈夫陈鹤年宣布解除了婚约，以表示她与丈夫划清了界限，站到了无产阶级一边。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即使离了婚，孩子们仍然走不出祖父陈独秀和父亲陈鹤年的阴影。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鹤年的女儿陈祯祥不仅个人遭到了“造反派”的残酷迫害，还连累到他的丈夫，就是她家的原因致使她的丈夫被红卫兵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弄得陈祯祥家破人亡。二女儿陈祯荣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向红卫兵作思想汇报时，天真地说了句“对祖父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的实话，便被“造反派”定罪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翻案，于是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三女儿年幼无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商店买毛主席纪念像章时，认为价格太高，说了句“六角钱一个，太贵了”，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小儿子祯祺1968年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一去就是13年。无论他在乡村里表现得如何积极，凡事总是拼命干，但每次招工，都轮不到他头上。直到20世纪末期才离开那里，回到北京。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鹤年的几个子女都陆续落实了政策。除了陈祯荣留在北京外，其他子女都去了香港。陈祯祺一家去香港后，他还在父亲编辑的《科学模型》月刊上发表了不少计算机方面的科普文章。
2000年，陈鹤年在香港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路。死后，家人根据他的遗嘱，不发讣告，也不张扬。他去世时，北京一家专门研究陈独秀的学会，想在他们学会期刊的“研究动态”一栏目中发表一则陈鹤年的讣告，也遭到了家人的拒绝。就这样，陈鹤年，像他父亲陈独秀一样，带着至死没有回到家里的遗憾，默默地在香港离开这个人世，走完了他77年的暗淡人生。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三部分幼女陈子美：冒死偷渡香港
陈子美（1912—2004）是一名技术高明的妇产科医生。陈独秀的幼女，1912年生。乳名“蟢子”（一种蜘蛛名），亦作“喜子”，“洗子”。陈独秀本来有四个女儿，子美是最小的一个。其中有两个女儿早夭。长女陈玉莹，也只活了28岁，为原配夫人高大众所生，子美为高君曼所生。少年时代的子美与比她小一岁的弟弟陈鹤年是亲密无间的伙伴。在她10余岁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之际，父亲忙于公务，很少回家。子美和弟弟鹤年很少见到父亲。当父母感情破裂后，母亲带着她和弟弟离开上海，来到南京，独居在一间破草屋里。从此，子美开始了她艰难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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