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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驳诡辩的方法与技巧 张晓芒-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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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从道的观点看,它们都是可以相互为一的。于是,在古汉语中,“诡”意就有了如下几种。 
 怪异之意:如班固《西都赋》:“殊形诡制,每各异观。”违反之意:如《吕氏春秋?淫辞》:“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由“诡”而演变的古汉语词汇则有用假话搪塞应付的“诡辞”,诡诈之道的“诡道”,变化多端的“诡谲”,隐秘难测的“诡秘”,谲诈善变的“诡随”等。 
 又由于“辩”还有花言巧语之意,如老子曾说过:“辩者不善,善者不辩。”(《老子?八十一章》)所以,花言巧语的“辩”与欺诈、虚伪的“诡”历史地结合在了一起,如《管子?法禁》:“行辟而坚,言诡而辩。”但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词组,“诡辩”作为一个名词出现于汉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有:“(张仪)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意思是说,善于游说的纵横家张仪到了楚国,用重金贿赂楚怀王的重臣靳尚,靳尚在怀王宠姬郑袖面前说了许多诋毁屈原的话。这里的“诡辩”是“说坏话”的意思。作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诡辩”,则出自《淮南子?齐俗训》:“诋文者处烦扰以为慧,争为佹辩,久稽而不决,无益于治。”“佹”在古汉语中本义是言辞激越而诡异,如《荀子?赋》:“天下不治,请陈佹诗。”但在乖戾、不合、强词夺理、无理强辩的含义上又通“诡”,因此,这里的“佹辩”就是“诡辩”,并且已经与争论相连,有了“心智”的因素。另外,《汉书?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又有:“彭祖为人巧佞,卑谄足共,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诡辩以中人。”这种“诡辩”与现代意义上的“诡辩”已经完全一致了。 
 在西方,“诡辩”(S0phism)也是一个古老的词汇。西方的“诡辩”一词源出希腊语的“技巧”、“智慧”,其最初的含义是掌握技巧、具有智慧的人,即“智者”(S0phist)。智者中的一些人在争论中采用了一种后来被称做“诡辩术”(S0phistry)的方法,古希腊哲学家把这些人称做“智术之师”,认为他们是“言论竞争上的能手,诡辩术的专家”,“以诡辞而心满意足”,并把这些人称做“诡辩家”。'②' 但这里的“诡辩”含义显然已经有了变化,由于这些“智者”的“诡辩术”逐渐演化为“为了进行欺骗而做的虚假的论证(或议论)”'③'。于是,“诡辩”之原有的“技巧”、“智慧”变形走样了。
● 用小聪明赚钱——诡辩的界定
 由于“诡辩”之原有的“技巧”、“智慧”的变形走样,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干脆把他们描绘为“假装聪明而实非聪明,而且是用表面上的聪明而非真正的智慧去赚钱的人”'④'。 
 一千多年后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更直截了当地给“诡辩”下了一个定义:“诡辩这个词通常意味着以任意的方式,凭借虚假的根据,或者将一个真的道理否定了,弄得动摇了;或者将一个虚假的道理弄得非常动听,好像真的一样。” '⑤' 这个定义实际上涉及到诡辩论的三个要素:第一,论题虚假。即论题不合乎事实和真理。第二,论据虚假。即论据不合乎事实和真理。第三,论证方式错误。即论证中采用的推理形式无效。 
 按照诡辩论所涉及到的这三点,我们可以给“诡辩”重新做一个界定了。“诡辩”就是:“故意违反逻辑规律和规则的要求,为错误论点做辩护的各种似是而非的论证。” 
● “苏张之口”——中国古代的诡辩源头
 先秦时代,专靠游说的纵横家张仪曾和苏秦一起投师于精通捭阖之术的鬼谷子。学成之后,张仪便到各国游说。在一次陪楚相喝酒时,楚相的一块玉璧不见了。众人怀疑张仪,说他贫穷,又德行不好,一定是他偷的。于是便不问青红皂白,捆起张仪,打了他几百鞭子。事后,张仪的妻子看到他那狼狈相,不禁叹息道:“你如果不去游说,哪能招来这场羞辱?”但张仪却对妻子说:“吾舌尚在否?”他的妻子没好气地说:“在呢!”张仪这才如释重负:“此足矣!”重视舌头就是重视论辩,其时论辩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诡辩就产生于古代的论辩中。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立、列国纷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随着古代奴隶制的崩溃和新兴封建制的出现,兴盛了数百年的周朝典章制度,由于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经济关系的诞生,已无法挽回,以往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的局面,已名存实亡。“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的事实,被《诗经》形象地比喻为“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小雅?十月之交》)。为了重新实现中国社会的有效管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们纷纷“思以其道易天下”。这样,现实的政治活动、军事活动、外交活动的需要,决定了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论辩、产生论辩的时代。为了政治、军事、外交、伦理等的需要,各种论辩者都在通过自己的谈说论辩来播其声,扬其道,释其理。也即通过谈说论辩的形式来辩明一定的道理,阐述一定的思想。 
 因此,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论辩成风,雄辩家层出不穷。他们或者“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或者单枪匹马,纵横捭阖。在时代所赋予他们的舞台上,展现着自己的辩诘雄风。 
 于是,辩论的艺术在这种政治斗争和学术争鸣中,便有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史书所记载的许多故事来看,当时一场论辩的胜负,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荣辱、一个决策的成败。于是,“朝聘会同,行人奉使,权宜专对,断章赋诗,战胜唇舌之间,增辉坛坫之上,小则系乎国家,大则动关天下”'⑥'。我国成语宝库中就有许多成语是这种论辩典故的结晶,如“完璧归赵”、“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等,不一而足。 
 但在这讲究论辩艺术的年代,有一些论辩家为了播己之声,扬己之道,释己之理,不惜采用各种游说手段,正理歪理一齐上,只要能说服就行。例如,张仪在秦国推行连横策略,苏秦则游说其他列国合纵抗秦。“苏张之口”成为后人对能言善辩者的形容词。 
 汉代陈亮曾说过:“乃至战国之际,强弱之相形,众寡之相倾,一时鲜廉寡耻之徒,往来乎其间,摇唇鼓舌,劫之以势,诱之以利,怒之以其所甚辱,趋之以其所甚欲,捭阖而钳制之,以苟一时之成事者,此无异于白昼而攫者也。盖其原起于鬼谷子,而成于仪(张仪)秦(苏秦)。”(《陈亮集?史传序?辩士传序》)《商君书?算地》则说:“谈说之士资在于口。”意即谈说论辩的人的本钱是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大变革也造成一定的“名实是非相淆”,这也迫使思想家们开始围绕表述事物之“名”的性质、内容、相互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辩论,并形成了专以辩论“名实”问题而著称的一个学派——名家。其代表人物有邓析、惠施、公孙龙。但在他们的关于“名实”问题的论辩中,为了显示他们的论辩技巧,他们经常进行一些奇特的论辩,如上述邓析的“两可之说”。惠施更是在对事物“名实”关系进行分析中,提出了分析事物道理的十个命题,这就是“历物十意”:“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这些辩题在当时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是地地道道的诡辩,而惠施却“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启发,引导)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庄子?天下》)。 
 同时,惠施还与当时的“辩者”就二十一个辩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这就是著名的“辩者二十一事”:“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青蛙)有尾”;“火不热”;“山出(有)口”;“轮不碾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影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对于这些奇谈怪论,“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庄子?天下》)。 
 这些辩题,曾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轰动。虽然惠施自命不凡地宣称:“天地其壮乎!”表明别人“辩”不倒他;虽然这些辩题用现在的眼光看,不乏一些真理性的东西,是在对常识的否定中,以奇谈怪论的形式曲折地表达了点滴的真理;虽然黑格尔也曾说过,常识是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其中包含着这个时代的一切偏见”;'⑦' 虽然这些论辩也从反面刺激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研究;但是,当惠施“日以其智与人辩”,“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的时候,这些论辩显然也背离了讨论真理的论辩目的,故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点滴的真理被诡辩掩盖了。 
 因此,庄子说这些论辩是“弱于德,强于物”,只能“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认为这些“辩者”们是“存雄(雄心)而无术(道术)”(《庄子?天下》)。汉代陈亮则更批评他们说:“战国群谈聚议,妄为无类之言。彼固自知其不可而姑为戏玩一也。”(《习学记言序目》)再以后的人干脆把这些“辩者”们的才智和辩术称为“小夫蛇鼠之智”(宋濂语),“千古奸邪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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