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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今看:从诸葛亮到潘金莲 －王溢嘉著-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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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古典世界里的散兵游勇
我的闯入中国古典文学领域，可以说是出于偶然的机缘。将近两年前，师大中文系的郑明教授打电话到《健康世界》杂志社来，说她为《台北评论》策划一个“从古典文学看中国女性”的专题，希望我能从精神分析的观点分析一下《金瓶梅》里的潘金莲。与文学界殊少来往，将近十年未在外面的报章杂志写过文章，也从未分析过文学作品的我，第一个反应是以“忙”为“遁”。当时我的确是在“穷忙”，除了《健康世界》的编务外，更忙着由我和妻子一手包办的《心灵》杂志的一切琐事。但拗不过郑教授的热心与盛情，最后还是答应了。
在写了《从精神分析观点看潘金莲的性问题》后，当时任《台北评论》执行主编的林耀德君又来找我，要我“继续写”。恭敬不如从命，所以我又在《台北评论》写了两篇：《从梁祝与七世夫妻谈浪漫爱及其他》和《从薛氏父子传奇看伊底帕斯情结在中国》。后来《台北评论》停刊，耀德兄到《台湾春秋》担任文学主编，他又来邀稿，要我“转移阵地”，结果我跟着“转进”到《台湾春秋》。随后，耀德兄离开《台湾春秋》，我不知进退，还继续写下去，直到今天，居然已到了能出一本书的地步。
但我的闯入中国古典文学领域，也有机缘以外而近乎命定的成分。在郑教授向我邀稿时，我正处于“四十而大惑”的人生危机中，几经彷徨，作了两个重大决定：一是停掉以介绍西洋心理学、精神医学、脑神经生理学、人类学和科学哲学为主的《心灵》杂志；一是投靠名门大派，改到各报章杂志上写文章。郑教授和耀德兄成了适时出现的“贵人”，虽然我很久以前就想以“西学为用”，来理解“中学”这个“体”；也很想碰一些古典文学，以博得出身台大中文系之妻子的“赞美”，但一直停留在“白日梦”的阶段。若没有他人催逼与发表的园地，我可能到现在还未动笔，或者已改写别的东西。
这些文章在刊载时的专栏名称为“古典今看”，但写了一两篇后，就发现我的“看法”跟学院派文人不太一样，不同的地方主要有两点：一是我所探讨的多属“周边文学”，譬如《七世夫妻》《薛丁山征西》《肉蒲团》《封神榜》《周成过台湾》《子不语》《笑林广记》等；即使在讨论《红楼梦》时，我的主题依然是林黛玉的“病与死”这个“周边”问题。一是我除了用已被接纳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的精神分析学和分析心理学外，还用了大量的社会生物学、意识进化论、性医学、超心理学、人类学甚至脑神经生理学来解析这些文学作品；事实上，我是以我比较熟悉的“知识体系”来“看”这些古典文学的。
这当然跟我的所学有关，每个人都会受到他个人知识经验的局限。我为什么会以“周边”的方法去分析“周边”的文学作品，在相关的篇章里，都已作了说明，此处不再赘述。个人的一个想法是，中国古典文学是祖先留下来的一份丰富精神遗产，要使现代国民再度亲近它们，我们应该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多样的角度来赋予它们以新义，为它们争取更多的读者。笔者误打误撞，觉得自己所写的，在学院派文人眼中也许根本称不上什么“文学评论”，但即使属于散兵游勇，既然写了，却是有心要赋予这些文学作品以新义的。
虽然“有心”，但显然不够“用心”，因为一个月要写一篇，加以诸事烦忙，每篇文章从阅读原书到撰文，只能有一个礼拜的时间，疏拙之处在所难免，这是要请读者原谅及行家高抬贵手的。
孔明心态与诸葛亮人格
文化的孔明与历史的孔明
年前，笔者曾在杂志上看到有人以“孔明心态”这样的一个模拟来臧否政治人物。这个模拟显然是来自《三国演义》，在《三国演义》里，孔明“草堂春睡”，要等刘备“三顾茅庐”后，他才道出“天下三分策”，出山驱驰。所谓“孔明心态”，指的大概是一个人“摆出看破红尘的清高姿态，需要对方执礼甚恭，三敦四请，他才勉为其难地出山，以济困解厄”的一种心态。
除了“孔明心态”外，还有很多模拟和谚语也都与孔明有关，譬如“赛诸葛”“小诸葛”“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等；甚至连“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种政治见解，也是来自孔明。这些模拟与见解的被广泛使用，都说明了孔明不仅是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更是一个超越历史的象征人物。“孔明心态”里的“孔明”、“赛诸葛”里的“诸葛”，前后《出师表》里的“臣亮言”，代表的其实是汉族文化里的一个人物“原型”（archetype），是此一文化圈内某些共通意向或理念的表征。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人世的舞台和时间的洪流里，不知浮沉过多少英雄人物，虽然“是非成败转头空”，但这些英雄人物和他们的是非成败却积累而成历史。在“几度夕阳红”之后，后世的人只能透过历史记载和小说戏曲去重新认识这些英雄人物。
在一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中，对历史与人物似乎有一些“共同的主观意念”、某些个既定的结构。它们像“文化的筛孔”，特别易于过滤、涵摄符合此一心灵模式的历史枝节和人物特征，然后以想像力填补其不足，“再造”历史与人物。这种“再造”往往是不自觉的，甚至可以说是来自亘古的“召唤”，唯有透过此一“再造”，一个民族集体潜意识中的“原型”才有显影的机会。
一个“原型性人物”假借自历史，但必然也会脱离历史。当我们想根据历史记载和小说戏曲去辨认孔明的形貌、思想、人格乃至心态时，就会发现事实上有“两个孔明”存在着：一是陈寿《三国志》里的孔明，笔者称之为“塑造历史的孔明”；一是罗贯中《三国演义》里的孔明，笔者称之为“文化塑造的孔明”。
时至今日，“塑造历史的孔明”已日渐模糊，但“文化塑造的孔明”却仍然鲜活地活在广大汉民族的心目中。这不只是因为《三国演义》的流通量大于《三国志》，更是因为《三国演义》里的孔明，较契合汉民族的心灵。
《三国演义》是《三国志》的“再造”，它笔下的孔明，真实性只有三分，虚构性反倒占了七分。历来有不少人比较《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爬梳出其中两个孔明的异同，但却少有人指出这种异同代表什么意义。本文不想重蹈前人旧辙，而拟兵分二路：一路从《三国演义》来探讨“文化的孔明”，及其所代表之“原型”的象征意义，这主要是想呈现文化与历史的纠葛，汉族心灵的曲折及特色。另一路则从《三国志》等史实来剖析“历史的孔明”，特别是他的人格形态与政治理念，以今论古，看看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主公”与“军师”的文化型构
《三国演义》里的孔明，主要代表了汉族文化里的两种人物原型：一是“军师”，一是“高人”。“赛诸葛”是足智多谋的“军师”象征，而“孔明心态”其实也就是一种“高人心态”。在历史上，“军师”与“高人”常是二合为一的，虽然“高人”不一定是“军师”，但“军师”一定是“高人”。
在中国历代的开国演义小说里，都有“军师”此一原型性人物，兴周的姜子牙、创汉的张良、开唐的徐茂公、佐明的刘伯温等，可以说都是这种原型人物的周期性再现。徐庶向刘备推荐孔明时说：“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也。”孔明正是这样的一个“军师”。在演义小说里，当天下大乱时，一定会有“主公”与“军师”的“最佳拍档”出现，而这个“最佳拍档”通常有着如下的结构：
“主公”是行王道的，他正心诚意、吊民伐罪，有着儒家的色彩；而“军师”是行天道的，他神机妙算、足智多谋，有着道家的色彩。我们可以利用结构主义的观点，由具体而抽象，列出如下的二元对比：
刘备∶孔明
主公∶军师
儒家∶道家
王道∶天道
常∶变
阳∶阴
在汉族的文化理念里，儒家是“阳”、是“正”（正位）、是“常”（常规的能力），而道家则是“阴”、是“副”（副位）、是“变”（变化、超常的能力）。虽然这是一种“二元思想”，但“阳”与“阴”却不是对立，反而是互补的。在抽象的层面上，道家思想是儒家思想的“补偿”；而在实质的层面上，“军师”则是“主公”的“辅佐”，刘备和孔明的关系是“如鱼得水”。这种形式的结合反映了汉族文化里的一个核心观念，“阴阳相济”，深入人心的“阴阳相济”观，亦重现在“王天下”此一历史伟业中。
《三国演义》里的孔明，正符合这种文化架构里的“军师”原型，我们甚至可以说，罗贯中是听从汉民族集体潜意识心灵的召唤，根据既有的文化理念去“塑造”孔明的。而历来众演义小说的作者诸君，也都无视于历史事实，硬把姜尚、张良、诸葛亮、刘伯温等编派成“同路人”。
本质先于存在的军师形貌
罗贯中有意把孔明描绘成一个具有道家思想和言行举止的“军师”：
在第三十七回，刘备和关羽、张飞访孔明不遇，但见草堂中门上书一联云：“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第三次往访，“草堂春睡足”的孔明总算出来相见，“玄德见孔明身长
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第三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的“借东风”故事里，孔明向周瑜说：“亮虽不才，曾遇异人，传授奇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于是周瑜派人在南屏山建一七星坛，孔明于“甲子吉辰，沐浴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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