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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传 作者:勃罗德-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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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对着坡形葡萄园的公路旁，在深深的山谷里有一
座小房子，这是这个村庄的第一座也是最后一座。没什么
价值。对兄弟们来说顶多只值一百个可怜的古尔登。更糟
糕的是，就连舒尔彻——瑙姆堡都不需要它，充其量用它来
吓唬吓唬人而已。可能把我这个所有者也列入吓唬对象之
一了，我是唯一爱着这幢房子并为之梦魂牵绕的人。房子
小又低矮。甚至还不旧呢。恰恰相反，最多不过五到十年。
瓦屋顶。一扇小门，显然只能供爬进爬出，旁边有两扇窗。
一切都是对称的，仿佛是从一本教科书中爬出来的。但是
——门是用沉重的木料做的，油漆成棕色，窗板叶也漆成
了棕色，总是关着，无论晴天雨日。可是这房子却是住着
人的。门前有一条沉重的、宽宽的石头条凳，看上去几乎
已有年头了。假如现在走来三个做手艺的小伙子，手持拐
杖，背着很轻的背包，在石凳上坐下休息，擦去额头的汗，
然后三个脑袋凑在一起——这一切我都可以从上面看得一
清二楚——这便如同一篇可爱的、古老的、宁静的德国童
话了。
《艺术守护者》宣传的艺术品和艺术价值的影响在这段话的每一个细节中都显现了出来。对于一个像卡夫卡这样的很早便发展了自己完全有个性的，几乎看不出影响痕迹的作家来说，认识其不独立的开始阶段时感到怪诞而又感人，我得到的感觉便是这样的。
致奥斯卡·波拉克的信写于1902至1904年间。在这个友谊关系中卡夫卡是力争者；在接替这第一个强大的精神关系中，即与我的友谊中，事情好像恰恰相反。至少卡夫卡在与我的友谊关系中仅仅通过他的宁静和审慎便占居了支配地位，尽管双方都愉快地承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平等的基础。——我惊讶地在卡夫卡青年时期给波拉克的信中读到，他自己提出给波拉克寄他的作品或朗读给他听。以后不再有这种事发生；要叫卡夫卡展示他手稿中的什么东西，必须费劲地强求硬讨。——这种态度的基础不是骄傲，而是过分的自我批判。这很早就开始了，在给波拉克的第五封信后跟着的是一封未发表的信，我从中摘取以下几行（这么做也只是由于这几行略略谈及卡夫卡最早的、未能保留下来的一些作品）：“在我给你的那几千行中，也许只有十行可以令我勉强听得入耳。上封信中的鼓吹没有必要，不是启示而是孩童的乱涂乱抹……绝大部分令我反感，恕我直言不讳（比如《早晨》及其他），使我无法卒读，假如你能跳阅一遍，我就满足了。可是你必须知道，我开始写作的时期是人们‘创造作品’的浮夸时期；没有比开始的那个时期更糟的了。我对那些豪言壮语如痴如醉。在那叠稿子下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从日历中找来的不寻常的、特别庄严的姓名。我需要为我的长篇小说选择两个人的名字，最终选定划了杠杠的：约翰内斯和贝阿特（蕾娜特已被我勾掉），原因是她那厚厚的光环。这是怪有意思的。”
这封信中还有卡夫卡对另一个爱用“无穷无尽的”伟大词汇的同学的尖刻评语——“那是些石块，我看到他如此漫不经心地掷出，简直是目瞪口呆。接近其内容是不可思议的，我敢发誓，我一辈子也不会像那时候那么妒忌。”接着是更尖锐的自我批评：“那些本子里有一点是完全不存在的，那便是勤奋、坚韧和所有诸如此类的陌生精神。”下面他还写道：“我缺乏的是律己。希望你浏览这些个本子是我今天对你最无所谓的要求。你有个漂亮的房间。楼下商店的小灯光忽明忽灭地闪动着。我希望你能让我每个星期六朗读半个小时，从下下个星期六开始。我想要发奋三个月。今天我特别明白了一点：艺术对技巧的需要强于技巧对艺术的需要。当然我不相信可以强迫自己生育，但是强迫自己教育孩子却是可以的。”
我不知道奥斯卡·波拉克的严厉的法庭是如何审判卡夫卡的作品的，不知他是否像我从一开始就做的那样，老实说是不得不那样地钦佩卡夫卡。奥斯卡·波拉克的兴趣范畴显然离卡夫卡那奇想突兀的、在那时显得尤其怪诞的小世界比较遥远。而我恰恰喜欢那奇异的、无可重复的新鲜的内容。卡夫卡第一个青年时代的朋友很快便离开了布拉格，进入了大范畴的、科学严谨的天地。于是当初卡夫卡渴望的呼唤未获听闻；在那些信中这种呼唤是震撼人心的，而且表达了后来对集体的渴望的先声：“没有其他人你将一事无成”，“隐居是可厌的”。——这种呼唤还是对卡夫卡后期具有象征意义的“鼹鼠”的预言性的论战。
“我知道，两双陌生的眼睛望着什么，什么就会变得更温暖，更活泼。”我觉得这是年轻的卡夫卡在这场争夺中、在这友谊关系中的核心语句。对这一友谊，我是从书信的文献中得悉的，奇怪的是，弗兰茨没有对我着重提到过。也许当时仅限于建立友谊的尝试，没有形成真正的关系；卡夫卡后期对此的沉默（日记中也毫无记载）似乎指出了这一点。但是这一点丝毫无损于这第一个伙伴给予他的巨大的、指明方向的意义。他（波拉克——泽者）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先是去农村当管家，后来在罗马科坛发挥了光辉的作用。我们有时听说，他以特别亲切的态度和非常丰富的学识为我们圈子中的朋友们、去罗马的人导游，给他们介绍罗马辉煌的古迹，完全没有那种生硬的样子了。突然，他过早死亡的可怕消息给我们带来了震惊。
我同卡夫卡交往了几年，竟不知道他在写作。我自己那时已经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东西，1906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他初次提到他的文学活动的是，他告诉我，他以一篇小说参加了维也纳《时代》报的有奖征文。邮件的封面上写着；“窄巷中的天空”。可能这也是小说的题目，我记不清了。该邮件未引起颁奖者的注意，自此便失踪了。
后来，他有一次（在1909年）给我朗读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部分，小说名叫《乡村婚事》。我保留了手稿的一部分。这本书的主人公叫拉班。在这里也可以从卡夫卡和拉班这两个名字结构上的相似看出自述的意义，正如弗兰茨自己对他的小说《判决》中的主人公本得曼这个名字的分析表明的那样。在第一章中写道，拉班离开了他的工作单位，去看望住在乡下的未婚妻。第一章借着幽默昏暗不明的光，极其细腻地描写了到火车站去的一段路，一个雨点浙沥的下午，与一些不相干的熟人—一相遇。这是异乎寻常的。我既震惊又欣喜。我马上便获得了这么个印象——这里表现的不是一般的才能，而是天才。从那时起，我便开始了为卡夫卡作品的发表进行努力——这成了我的一种不可遏制的追求，我也根本不去约束这种追求，因为我觉得这是正确的、自然的。弗兰茨反对我这么做，这种抗拒有时弱些，有时强些，有时干脆拒绝。但不能说他原则上总是采取拒绝态度（上面提到的参加有奖征文一事便是证明），有时他也能感受到一点获得文学成就的快乐。有一次我看到他对“丢勒联合会”年鉴中对他的一本书的毫不理解的、贬低的评价非常愤怒。一般说来，他的忧虑和希望总是完全针对其他事情，而不是针对文学影响的，文学上的影响对他来说并不是不愉快的，然而是无关紧要的。整个出版领域不使他很感兴趣，不能激起他感情上的大波动。因此，拒绝发表作品对于他来说（他生命后期一些阶段除外）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不带有感情色彩。
我在柏林的《当代》周刊上提到了他从未发表过的作品，我将他的名字同一批著名作家的名字（布莱、曼、魏德金德、迈林克）放在起。这无疑是第一次公开提到卡夫卡（1907年2月9日）。卡夫卡就这狂欢节股的露面给我写了封充满幽默的信；因为我把一个未发表过一行文字的作家名字与非常著名的人物相提并论，奉献给公众．仿佛人人必须知道他似的，这似乎有点狂妄。一个没有意义的小小的玩笑。“好啊，我在这个冬天终于迈出了一个舞步，”弗兰茨嘲笑道。直到1908年，弗兰茨的散文作品才首次印成文字，那是在弗兰茨·布莱的杂志《徐培里翁》上（布莱为我的第一本书《给死者以死亡》的出版十分热心，以后他常来布拉格，我把他介绍给卡夫卡相互认识了），第二个发表的作品是《布雷斯齐亚的飞机》（1909年9月28日），发表于布拉格的日报《波希米亚》上，第三次于1910年3月27日发表在《波希米亚》的复活节副刊上。在《观察》（复数！）这一标题下发表了这几篇：《窗前》、《夜间》、《服装》、《乘客》、《供男骑手深思》。没有人注意到我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导致这些东西的发表。（在《观察〉）一书中这些短篇分别被题为《漫不经心的观望》、《匆匆过客》、《服装》等。弗兰茨·布莱还给发表了小说《一场战斗记实》中的两段）。
1908年我青年时的朋友马克斯·鲍埃姆尔去世。
从那时起我加深了与弗兰茨的关系。我们每天见面，有时一天见两次。只要弗兰茨在布拉格（只是后来他的疾病才迫使他住在乡下，在疗养院里），这个习惯就坚持不懈。当我们俩都得到了所期望的“普通频率”的工作（这就是说，下午不上班）时，出现了一个巧合，从我们的办公室回家走的是同一条路。于是我每天下午两点在普尔沃塔旁等候弗兰茨——我把位于希伯纳街拐角处的州财政局房顶上那古老的、颇有艺术性的两只帝国之鹰都钻研透了，因为弗兰茨总是比我来得迟。他不是还有公务要处理，就是在与同事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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